放一些平时写的探究类或者议论性文章
随着冷战的进行，在“和平演变”政策的提出和苏联内部的政治局势变化的背景之下，美苏两国的“文化冷战”的愈发强烈。通过审视美苏在冷战时期的文化艺术作品，我们可以深刻理解这两个地缘政治上的大国在思想和信仰两方面上的分歧与争斗，以及两国如何利用电影来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与输出。一、两国在电影事业上的较量（一）技术上的较量——《战争与和平》20世纪1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电影企业来到好莱坞进行发展，从而在当地形成了一个集聚性的产业，到50年代，美国的电影业已经相当成熟。而苏联的电影业虽然在列宁时期得到重视和发展，但受到斯大林时期大清洗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许多电影从业者都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因此发展受到了阻碍，直到赫鲁晓夫执政后，面对美国好莱坞的如日中天，感到发展电影产业的必要性，才一改斯大林时期的政策，向电影产业投入了不少资源，并且推动了几部巨作的诞生。这场战争的白热化是在《战争与和平》一书的电影改编上发生的。1956年8月21日，美国派拉蒙公司推出了他们的电影《战争与和平》。1959年，苏联引进这部电影后，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然而，苏联的电影从业者却对这部电影大加批评，认为这部电影拍得不好，不能反映《战争与和平》的内容。于是在苏联文化部部长福尔采娃的支持下，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在谢尔盖·邦达尔丘克的带领下开始拍摄苏联版的《战争与和平》。最终，这版耗资巨大的苏联版《战争与和平》力压美国版，并夺得了奥斯卡奖。苏联与美国在电影拍摄上的较量，在苏联的领导和从业者看来是“在艺术品位和价值上超越美国”“捍卫苏联电影业荣誉”的重要比拼，是能够证明社会主义生产力大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一场重要竞赛。而从结果上来看，苏联举全国之力拍摄的几部电影确实在效果上力压了一众美国电影，至今看来仍然是十分优秀的作品。（二）话语上的较量——《解放》除了技术上的比拼，美苏两国的电影也在争夺历史话语权上有过较量。一直以来，美国都在通过电影对历史进行“美国式再现”，宣传美国历史观下叙述的历史，让历史变得向“美国伟大”的方向进发。其中关于二战的电影尤其多，例如1962年福克斯公司的《最长的一天》、1965年华纳公司的《突出部之战》、1970年福克斯公司的《巴顿将军》，都是宣扬美国在二战时的各场战役，体现美军的重大伤亡，渲染美国在二战中的伟大形象。对这种情况，苏联方面无法忍受，因为这相当于抹去了苏军的东线作战的功绩，如果美国的电影独占荧屏，那么二战的功劳就会成为美军的。为此，1965年底，勃列日涅夫召开了跨部门联合会议，认为苏联的二战电影明显落后于美国，必须迅速改变这种情况。苏联的电影从业者奥泽洛夫也发文表示苏联的二战电影存在明显缺位。于是，苏联文化部找到奥泽洛夫，请他拍摄一部二战电影。突破重重困难，电影《解放》最终登上了荧幕。这部电影取得了良好的反响，展示了苏军的英勇形象，让电影的历史叙事不再只有美国一家之言。然而，苏联的二战电影总数仍然是比较有限的，与美国的二战电影相比，数目是略显不足的，因此虽然争取到了一定的话语权，但是整体的影响力仍然不够大，时至今日都还有不少国家的民众没有认识到苏联在二战中所发挥出的重大作用。二、电影——意识形态工具（一）美国电影：国内意识形态的管控工具随着冷战的全方位进行，在1950年到1954年期间，参议员麦卡锡至此，美国国内反共、极右势力开始抬头，美国内部的反共政治运动日益活跃，许多疑似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即便并无问题，也会遭到恶意诽谤、肆意迫害。在麦卡锡主义流行的情况下，好莱坞内部的“反共”情绪也日益高涨。而且，麦卡锡主义还让美国军团引起了注意：电影自身强大的宣传力和影响力让美国军团认为，但凡电影界中的从业人员存在共产主义者都会对电影的放映和传播起到干涉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军团展开了一系列对电影行业的压制，包括但不限于公开抵制可能的共产主义者、管控允许播放的影片等，并且对符合美国价值观的内容提供场地、资金的支持，典型的代表便是1952年《我的儿子约翰》，其反对共产主义分子的做法，让美国军团深深赞赏，便大力资助，而同年的《正午》则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帮凶而被查禁。美国政府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对好莱坞电影进行了十分严格的监管，包括但不限于对电影内容和演职人员的审查。一些大量反映社会问题的影片会被贴上“颠覆性”的标签，并且难以通过审查放映，相关组织还会威胁影院全面禁止放映此类影片。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好莱坞电影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笼罩在紧张的冷战氛围中。由此可见，冷战期间美国的电影产业被美国各方势力利用、审查和管制，并与美国国内反共形势的高涨氛围相结合，向美国国民灌输了“美国主义”的所谓“优越性”。一些被认为可能有害于美国国家形象、有左翼倾向的电影，都被禁止播出。不过这种局势在60年代以后便逐渐好转，美国也出现了一些诸如《教父》这样反映社会黑暗面的电影。（二）美国电影：全球霸权的有力抓手在冷战期间，美国整体对外战略中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文化冷战”为核心的对外文化战略，美国政府有计划、有目的地将文化实力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工具。因此国外，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电影就充当了美国政府有力的意识形态工具，成为其在冷战中对外输出自身价值观、煽动颜色革命和和平演变的一大利器。在国际社会上，长期以来苏联电影出口寥寥，美国趁此机会利用好莱坞的力量，在全球迅速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美国亿万富翁纳尔逊洛克菲勒曾说：“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只有认同美国的地位，认同美国的文化，未来才能获得幸福的机会，而不是苏联”。对于苏联以外的其他国家，美国人想要宣扬个人主义、“美国梦”和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在这种情况下，电影就成为宣扬美国文化、意识形态及理想主义的一种手段，而好莱坞则成为美国政府向其他国家输出这些意识形态的主要工具。为推动电影在全球的传播，除了提升电影制作水平，美国政府还资助了大量的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并且拥有了一些奖项的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通过捧高美国电影，让目标国家的群众前去观看，并无形之中进行渗透——这一进程直到冷战结束都未停止。为了使其他国家的民众亲美反苏，美国电影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苏联的形象是典型的专制帝国，片中的俄国主人公往往天性向往自由，却被禁锢于现实的牢笼之中，例如1965年的《日瓦戈医生》和1990年的《猎杀红色十月》都突出了“逃离”这个主题意象。而美国则是通过向观众展现西部牛仔、都市英雄与移民家庭这些完全不同的形象在美国这种社会下的不同生活模式，打造了多样化、个性化的“美国梦”。通过观看好莱坞影片，观众可以了解到美式生活是什么样：美国人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甚至是想什么、怎么想。电影作为一种传播载体，折射了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不同视角描绘了美国从上到下的行为模式、审美趣味，从而在其他国家推销美国式的生活和社会模式。此外，美国的电影是一直在尝试着对苏联进行渗透的。苏联并未全面抵制好莱坞，恰恰相反，苏联国内电影界甚至仍与好莱坞保持一定联系。虽然对好莱坞影片的进口仍然是需要经过重重严格审查的，但是双方的沟通并没有被封锁。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展开与西方在经济贸易，教育文化交流等领域中展开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对苏联的文化交流随之扩大。在此情况下，艾森豪威尔迅速调整美国对苏心理战政策和行动，成立了美国新闻署，处理美国的海外宣传活动，包括推广美国与国外之间的如电影电视，展览会，教育等文化交流项目。随后，美国通过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法规促进对外特别是对苏的意识形态宣传，他们寻找苏联人可能感兴趣的内容以及生活中的痛点，利用电影发动了宣传攻势。而这种攻势就算经过了审查，也能有所突围，传达给普通苏联民众。（三）苏联电影：国内宣传的重要工具与美国电影不同，苏联电影起到的作用更多是在国内的，苏联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文化输出的重要性，因此在出海上也就不甚上心。总体而言，苏联电影在国内主要起到的是宣传成就和意识形态两方面的作用。宣传成就层面，主要是利用比较优质的电影，来体现苏联体制下拍出的电影是比美国体制下拍出来的要好得多的，从而展现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战争与和平》这一获得了奥斯卡奖的电影，此外电影《解放》也凭借着其拍摄的效果、剧情的精彩成为公认的巨作，是苏联电影的另一颗璀璨明珠。通过这些电影，特别是与美国电影进行对比，能够对内宣传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共产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成就。而意识形态层面，苏联政府通过电影，对内进行思想的统一和教化。在苏俄刚刚建立、万事百废待兴的年代，列宁率先意识到了电影在政治宣传上的重要性，这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就意识到要宣传共产主义，最大的困难并非政府打压，而是人民群众的认知能力和知识水平普遍不足，对剩余价值、阶级剥削一类词，百姓普遍听不懂也无感，但若是用电影这一毫无门槛的文艺形式进行呈现，就能有效传播。后来到冷战时期，苏联政府继续推进了利用电影在国内的意识形态宣传的工作，例如1959年的《士兵之歌》和1983年的《莫斯科保卫战》等电影，都是苏联培养爱国主义、宣扬共产主义价值观的一种方式。这些苏联本土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苏联价值观在国内的散播，削弱了美国通过电影进行的文化侵略。由此可见，苏联电影在冷战期间主要聚焦于国内，起到宣传成就和意识形态两方面的作用，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丰富了国内民众的生活。而在对外层面，苏联电影则较为疲软，主要影响力在东欧等地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也有几部诸如《解放》《战争与和平》的电影在各国热映，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并未形成更大的影响。美国与苏联两国在冷战时期通过电影产业，展开了一系列技术、话语和意识形态上的较量。其中在技术上，苏联凭借其体制优势，调用举国资源，能够在个别电影上取得胜利，而在话语上，虽然双方各有自己的电影，但美国仍然稍胜一筹。苏联和美国同时将电影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两国电影都有对国内的控制和教化的作用，但在对外宣传中美国电影明显起到了更重要、更巨大的作用。这些都反映了在冷战期间，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形式在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造者，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以为主要代表人物。孔子的形象在中国是一个不断沉淀、变化的过程。而在《论语》出海后，在欧美和中东等地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地人对孔子也有了一定了解，然而在文化壁垒的隔阂下，对孔子形象的建构也由于种种原因产生了异变。因此，分析孔子在不同地区形象差异及其成因，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华传统文化在不同视域下的模样。一、孔子的中国形象发展历程1.传统社会下的孔子形象(1)“圣人”形象在孔子本人看来，“圣人”是一个道德崇高、品德完满、常人难以达到的道德水准，而孔子自己还远远未达到他自己所提出的“圣人”标准。 正如《雍也》篇记载的：“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虽然孔子自称是“秉承天命”，但他始终认为，自己只能算得上是“君子”。然而，就算孔子这么定位自己，却还是被加上了“至圣”的标签。早在孔子还在世的时候，孔子就已经被其弟子贴上了“圣人”的标签，《子罕》篇里面写道：“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可见在子贡的眼中，孔子本人就可以达到“圣人”的标准。虽然《论语》中类似的表述并不多见，但也可以看出在孔子尚未去世时便已经被一部分人称为“圣人”了。到了汉代，董仲舒略微改变了圣人的标准，使其变得更加宽泛。一方面，董仲舒认为理想中的君王——例如尧、舜等都算“圣人”，是“天施符授圣人王”。另一方面，董仲舒继承“德行出众”的这一基本道德内涵，并将“仁义”当作首要的评判标准。而一方面孔子有着出众的道德内涵，另一方面孔子虽未成天子，但董仲舒又给孔子冠上了“素王”的名号。因此在董仲舒的标准下，孔子配得上“圣人”的称号。而董仲舒作为朝中之人，这一行为可以相当于在官方层面上让孔子定性为“圣人”。从此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孔子都是以圣人形象出现的。晋代文学家陆机就曾写道：“孔子睿圣，配于弘道”；唐朝诗人杨炯也说：“备物致用，莫大乎圣人”；明代学者陈献章也写道：“惟我先圣孔子，道高如天，德厚如地”。程朱理学也将孔子捧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位，程颐和朱熹都有对孔子的赞扬言论，如“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等。各种称号也是纷至沓来，例如宋真宗时期的“至圣文宣王”、明世宗时期的“至圣先师”、清顺治帝的“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不只是封建王朝，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也为孔子封了“大成至圣先师”的名号。这些名号都体现了主流观念对孔子“圣人”地位的肯定。(2)“神明”形象孔子的神化起源于西汉中期，《论衡·实知篇》记载：“当时儒者论圣人，以为前知千岁，后知万事，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故称圣，则神矣。”由此可见，在汉朝时期，许多儒生已经将孔子“神化”。而原因就要从《论语》中寻找。《论语》中提出了诸多政治主张，其中有包含“礼”的，例如《里仁》篇中提出的“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八佾》篇中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也有关于官员做法的，例如《为政》篇中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还有关于正确治国方法的，例如《公治长》篇中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部分言论教导朝廷如何治国，在当时的人看来，是一种上天的旨意，秦朝之所以短命就是因为没有听孔子的言论。更重要的是另一部分关于上天的言论，例如《八佾》篇中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教导人们要听从上天的指示，违背了上天就要受到惩罚，这种表述的形式和佛教、伊斯兰教都有相似之处，因此像是一种“天赐之音”，孔子则是传播“天道”的人，来教导人们要顺从天意。而儒生对孔子的神化逐渐引申到政府政策，除了董仲舒的功劳，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便是西汉时期连年征战、统治集团内部问题频出、自然灾害频发，导致社会不安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孔子所提到的祭祀之“礼”被人们想起来——诸如《八佾》篇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学而》篇中“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样关于祭祀的话，并将这类言论与“天道”相联系，认为是对孔子的祭祀安排不够诚恳导致上天不满。于是在儒者梅福的建议下，朝廷封孔子为商汤后代，接续先王的祭祀。到了东汉，孔子正式被封为国家的公神，自此之后，孔子被民众逐渐赋予民间神灵的职能。北魏时期，孔子甚至成为管生育的神，有“孔丘送子”之说，引来许多妇人祭拜。到了唐代，政府要求每个县都要建孔庙，一年要在春季和秋季分别祭祀孔子一次。宋代，孔子又增加了“得官升迁”“助佑学业”的职能，相当于主管事业、学业的神。而到了清代，孔子祭祀更是一度成为和祭天、祭皇族宗祠同等级别的“大祀”。在整个过程中，孔子“神”的地位逐渐越来越高，民间对孔子的神化和崇拜也愈发强烈，在明清时期的闽南等地，民众称孔子为“孔子公”，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私祀活动，并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祭拜礼仪。2.明清及近现代孔子形象的转变近代以来，产生了大量对孔子的质疑。这种质疑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清一代，那时有以泰州学派、李贽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士子开始利用诸子之学抨击儒学正统。李贽就对人们追随孔子之道的做法非常不屑，认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 李贽.《焚书》（上）[M]. 北京：中华书局. 2018 年版, 第 89 页]可见此时，随着儒学逐步走向僵化以及新儒学的产生，知识分子对孔子的思想理论产生了一定的质疑。而这为数百年后新文化运动中“非儒批孔”的思潮奠定了基础。到晚清民国时期，对孔子的批判日益加剧。1907年6月，《新世纪》创刊号文章就对孔子的圣人形象进行一番质疑和批判，认为孔子只不过是比别人多识几个字，通世故，略懂人道，才收受到愚人钦敬，这种圣人其实是野蛮时代最狡猾的人。《新世纪》的另一篇文章《排孔征言》中则将孔子形象添上了专制的符号，明确指出必须展开“孔丘之革命”。虽然1913年袁世凯的《尊孔告令》在政府层面再次“尊孔”，但是知识分子引发的新文化运动只是将孔子的形象打得更臭。新文化运动非儒批孔的理论资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借鉴西方科学、民主与自由思想，强调革命与进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及孔子之道；二是继承晚清以来诸子学研究，挖掘诸子思想资源，批评儒家文化及孔子思想。这段时间，易白沙等人率先发难，推翻了董仲舒的孔子“素王”说。后来，吴虞、陈独秀和李大钊也加入这一行列中，从不同角度开启了对孔子的征讨，孔子形象成为了“封建代言人”。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孔子的形象也有明显的变化过程，主要是“文化遗产”和“封建代言人”之间来回变化的过程。在前期，毛泽东孔子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并且对孔子关于学习的话是比较认同的，例如《公治长》篇中的“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毛泽东就非常认可，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明确指出“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毛泽东还曾肯定地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第534页]，将孔子及其思想定性为“文化遗产”。然而，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结束了，1945年往后，关于孔子的研究锐减，在1966年之后孔子更是再度成为“专制代言人”，各地出现了大量破坏孔庙的现象。改革开放之后，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逐渐被人们接受，并成为了文化出海的一种重要策略，也是社会道德准则的一个重要来源，可以说孔子在这一阶段又成为了“文化遗产”。综上，近代以后孔子的形象一直在“封建代言人”和“文化遗产”之间变动。晚清以来“非儒批孔”的思潮持续着冲击着孔子的形象，他们忽视孔子思想中的价值，称之为文化改革的首要对象。但孔子思想的价值最终被人们看见，并成为了一种财富，孔子的地位重新上升，但是并没有回到最初“圣人”“神明”那样高位的形象了。二、孔子在西方国家的形象1.《论语》出海与西方理解的孔子《论语》向西方传播的过程始于15世纪。1687年，四位来华传教士合作，将《论语》翻译成了拉丁语版本——《中国哲学家孔子》，将孔子思想介绍到欧洲。这部作品在巴黎出版，成为耶稣会士的传教指南，也为推广基督教提供了根据。这部作品呈现了儒家经典的逻辑性特征，并且用西方的逻辑学术语予以解释。随着该书的问世，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经历了从“耶稣会士的中国化”到“18世纪哲学中国热”的重要改变，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欧洲启蒙文化的外部基础。《论语》的第一个英译本则是由美国政治家、文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翻译的《孔子的道德箴言》。富兰克林“受孔子道德观的启发”，在《论语》的基础上创设了13条美德。美国建国时期的政治家们，在《独立宣言》的起草时也受到了孔子的教诲，甚至在整个美国立国初期，孔子以“18世纪启蒙运动守护神”的形象出现[ 阿尔弗雷德·霍农,郑春光,韦芊宇.儒家思想：美国文化基石中的中国理念[J].文史哲, 2022(01):16-26+165.]。美国的国父们借助了儒家道德哲学来强调个人美德和公民道德，促进了美式“社会道德”的形成，也为美国日后的“民主制度”的运转起到了一定的基础性作用。除了这两个先驱外，在西方的工业文明日渐发展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兴趣，翻译《论语》的学者规模也日渐庞大，越来越多的学者——例如里雅各、安乐哲、林语堂、庞德和马歇曼等，都参与到了《论语》翻译的工作之中来，各种版本的《论语》让人眼花缭乱。然而，在这段时期的《论语》翻译中，首先出现了一批有意或无意的误读。例如《学而》篇中“人不知而不愠”被马歇曼翻译为“没有知识又不嫉妒他人”，以及“吾日三省吾身”被韦利翻译为“我每天在三个方面作自我检讨”，还有《八佾》篇中“郁郁乎文哉”被安乐哲翻译为“周的文化多么繁茂”等。这些误读虽然在理解上有差异，但整体而言，孔子仍然维持着其“思想家”的形象。随着《论语》的传播，一些大家也对孔子形象开始了二次创作。萧伯纳为了讽刺当时的英国社会，又担心受到政府指责，便借用东方思想家之口来进行批判。萧伯纳在其戏剧《千岁人》中塑造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孔子”，来达到这一目的。这部戏剧中的孔子虽然仍然是以“圣贤”的形象出现，但是孔子在剧中有了世俗职务——管理英国事务的总秘书长。他的两次出场都是在英国政府首脑的请求下出现的，目的是“解决一个智力上的难题”，而“孔子”也在剧中对英国的议会政治、民主自由、国民劣根进行了一番讽刺和批判。在这样的塑造下，孔子被塑造成了一个充满智慧的资本主义抨击者形象。虽然有着这些对《论语》和孔子的异化，但是孔子的形象在这些误读中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在美国国父们“启蒙运动守护神”的塑造和萧伯纳“资本主义抨击者”的形象塑造下，整体而言是一种代表着伦理道德方向、社会发展方向的人物。2.大众娱乐带来的“滑稽”形象而在高知群体之外，西方民间对孔子的认知就比较奇特。他们不像上层知识分子那样，真正关心《论语》里面说过什么、思想内涵是什么，而是将孔子当成一种娱乐、潮流来追捧，在这样的情况下，民间对于孔子的形象建立就与知识分子界产生了脱离，产生了一种“滑稽”的形象并在美国的时间和空间上都广为流传。20世纪30年代，美国掀起过一阵“子曰”热潮。最初，是一个叫沃尔特·温切尔的美国八卦作家在报刊上开设了一个叫“子曰”的专栏，这个做法很快被美国电影喜剧演员、广播家杰克·本尼采用，在他的广播节目里也开始说“子曰”，到了四十年代，“子曰”甚至成了美国一种风潮和爆款。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莫名其妙的言论被安到孔子身上，或是用很滑稽的“中式英语”来编造孔子的话，以此抹黑中国文化并取得娱乐——例如“Girl with future should beware of man with past”这种世俗化严重的言论。这种做法的后果就是像国内的“鲁迅说过”一样，一大批的“子曰”在国外变得真假难辨，甚至让伊万卡·特朗普都在2018年6月的推文中，无意错用了这段时期一个体育杂志编造出来的孔子言论“Those who say it can not be done, should not interrupt those doing it”，引发网民的疑惑。可见这样的一种大众娱乐化的浪潮在美国社会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这种“滑稽”形象的出现，除了美国人对华的歧视、刻板印象等带来的恶意曲解和娱乐，更重要的是大众媒体的劣根性——追求流量。不过，媒体这种娱乐在舆论学中算是“外主流舆论”，与中文互联网上“杜甫很忙”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在“嘻嘻哈哈”的氛围中进行传播，而孔子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在美国民间有较大的传播。这种氛围并非完全有害，若是稍加引导若是能够无害化地存在，那么就能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一大重要助力。三、孔子在中东的“铁血使徒”形象1.《论语》在中东的误读《论语》进入中东的过程是中国政治、文化影响力扩大的结果。随着中国的日渐强大，以及中东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危害的警觉，中华文化在中东世界的影响力也慢慢变大。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中东人开始对中国强大背后的非物质因素——中华文化产生兴趣。然而中东人在研究《论语》的时候，彻底误读了孔子的形象，将其由一位“文人”变成了一位“武夫”，由一位“思想家”变成了一名“使徒”。2023年3月，阿卜杜拉·塞纳维在阿联酋《海湾报》上刊登了署名文章《中国作为变化世界中的超级大国》，对中国日渐强大但仍宣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这一现象给出了自己的分析。在文中，阿卜杜拉提到这样一句话：“中国并不急于扮演什么强大角色，而是遵循其哲人孔子的教导，耐心地坐在河岸上等待敌人的尸体日夜不停漂过”[ 阿卜杜拉·塞纳维. 中国作为变化世界中的超级大国[N]. 海湾报. 2023年3月19日]，这是对《子罕》篇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误读，阿卜杜拉将“逝者”误译为了“逝去的人”，这样一来“如斯”也就随着语境的改变而变成了“多”，将一个感叹时间的文人硬生生转变为了铁血杀人狂。无独有偶，据观察者网报道，2023年12月3日半岛电视台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转述了一个据说是引自孔子的名言：“在踏上复仇之旅前，先挖好两座坟，一座为敌人，一座为自己”。这很明显也不是孔子说的。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来源是美剧《复仇》的开篇，根据中文字幕组的翻译，最接近的也许是《为政》篇中的“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而这很显然也并非孔子的本意，按照当代其中的一种解读，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从事于异端邪说，这是一种祸害”，是一个批判不正确的学术研究、强调专注于“正道”的彻头彻尾的文人言论，与“铁血”“破敌”什么的毫无关系。此外，中东人眼中孔子还是充满力量和智慧的“神的使徒”，是上天派下来传播思想、宣扬“天道”的，类似于穆罕默德的存在，这点和董仲舒的观点有相近之处。在中东知识分子艾哈迈德·达都什的文章中，他将孔子称为“先知”——中东地区的“先知”（nabi’a）和汉语的先知有一定区别，并非通过自身学识和能力预测未来，而是上天派来“告知”民众信息的。艾哈迈德认为孔子是中国的“真主”派遣给中国人民的信使，是理解“天”、传播“天”的重要人物，也正是如此他的思想才能“与秦始皇抗衡”。也就是说，中东知识分子认为孔子的思想并不来自他的头脑，而是直接来自上天。2.“铁血使徒”形象的产生原因中东知识分子虽然对孔子很感兴趣，但他们对于孔子本人的了解非常少。虽然在中东地区已经有了不少的孔子学院，但是孔子学院并非专讲《论语》，且参与到孔子学院的人毕竟属于少数，更多的中东知识分子没有上过孔子学院。在这样的情况下，中东知识分子只能通过孔子的格言或者少量的对孔子的描述去建构一个“孔子”，用一些大众媒体拼凑的、假冒的“子曰”来讲孔子，使得真实性和准确性上有所欠缺。而这样建构出的孔子，脱离历史文化背景，一定会产生偏差。而且，孔子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符号，在当下中国日渐强大的情况下，中东知识分子也就会将这种“强大”“有实力”的形象归纳在孔子身上，将国家形象投射到个人形象上来。此外，在了解孔子言论的时候，中东人由于长期以来对西方文化有着比对东方文化更为深入的研究，因此中东人要理解《论语》，英语就自然会成为中途媒介的唯一选择。例如前文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阿卜杜拉很可能就是采用了“It passes on just like this, not ceasing day or night”这种典型的机器翻译，它将“逝者”直接翻译为了“pass on”，才闹出了误解。而“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本身就是先在英语世界被错误翻译后，才被中东地区接纳的。由此可见，在英语已经产生了大量误读的情况下，第二轮的误读就会产生更奇怪、更让人啼笑皆非的内容，也难怪会让人产生“铁血”的感觉。而且，“穆罕默德”模式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在中东，受到一神教的影响，中东学者会有一种思维定势——所有的伟大思想家都是依照着“穆罕默德模式”诞生的。所谓“穆罕默德模式”，在这里指穆罕默德获得思想、传播思想的故事。相传穆罕默德在希拉山洞潜修冥想时，真主“安拉”派天使向他传达上天的旨意，并授予其“使徒”身份，命他四处游历传教。在这样的思维定势下，当外国出现了一个类似的人物时，中东知识分子便容易自然而然地套用这一“穆罕默德模式”来强加在其身上。在他们眼中，孔子也是受到了上天传授知识的“使徒”，他是“福音”的本体，而他们的思想便是上帝的旨意，与自身的探索无关。因此中东知识分子无法认识到周礼和孔子思想是一个沉淀积累的过程，而非上天赐予的。
浅谈水分对中国农业的历时性影响
大气中的水分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对人类的农业生产形成诸多的影响。要寻找到这种影响，可以按照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也就是纵观历史或只聚焦于一个时代。在数千年的时间中，中国的农业必然是随着水分、温度等因素产生了大量的变化和发展，而水分的变化带来了尤其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历时性研究。然而，由于中国的版图辽阔而且不断扩大，在历时性研究中必然也需要兼顾同一时期各个地区的差异，以保证论证的合理性和完整性。从中国历代气候变迁和水利工程建设，我们或许能窥探到大气中的水分对人类的农业生产形成的诸多影响中的一角。水分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从始至终的，早在先秦时代，水分就对中国的远古先民的农业生产选择产生了影响。最典型的就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它是公认的能够大致划分我国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线，这一法则在我国古代科技尚不发达、对水分的调配能力较弱的时期尤为适用，为我国千年的历史格局奠定了自然基础。我国在新时期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农业，但是农业的出现是分地区的。在那个时期，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东、以南的部分大多会选择农业生产，目前学界认为，我国上古时期的农业起源点有两个，一是河北磁山文化的粟，二是湖南彭头山文化的稻。这两个地区的水热条件都不同，稻对于水的需求量远远大于粟：近代的实验标明，稻的需水量在700毫米上下，而粟只需要少量的水分即可生长，所以两地会产生不一样的作物。而以北、以西的地方由于水分不足，大多数粮食作物难以生产，以现在的数据来看，拿需水量相对较少的小麦来进行分析，其需水量的范围为317～356 mm, 平均需水量为331 mm，表面上看其需水量低于400毫米，但这仍然是一个远高于上古时期西北地区大气中所能提供给农作物的水量的数字。而上古时期又相对来说不需要经济作物，因此根据目前的考古研究发现来说，西北一带鲜少发现进行农业生产的历史遗迹，其兴起也多是从牧业开始的。水分会对农业生产提供帮助，但也会带来挑战，先秦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生产力的发展，在水分条件合适的地区，农业生产不断扩大，这也是水分对农业生产规模扩大的支持。然而水分也并不全是帮忙，也会带来一些灾害。我国水利工程确实历史悠久，但是在虞夏时还没有成型的水利工程，再加上当时降水量的增大，各地都发生了水患，对老百姓的农业生产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因此合理利用水资源和水利工程的建设成为了人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大禹治水之传说也由此而来，他疏通水渠，“随山浚川，导水入海”“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合理地运用水利工程，来让民众能够灌溉农田，又可以免于洪水的侵扰。随后有着合理的水分供给，商代和周代的农业生产都能稳步发展。秦汉到晚清的这段时间里，我国季风区的水分条件是多变的，因此不同的朝代都有不同的水利设施，农业生产情况也各不相同。季风区的水分，在两汉时期从北往南呈现“湿-干-湿”的局面，秦岭以南和黄河以北大多偏湿；而在魏晋到唐的这段时间里，由于季风强度和方向上的一些变化，这一方向变为从西北到东南分布，情况为“干-湿-干”，尤其是到隋唐时期，降水变率更大；五代北宋时期的干湿分布情况可以说非常复杂，不仅仅是有东西方向的分异特点，还存在着南北分异的现象但却并存南北与东西分异的现象。南宋到元代除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华北的东北部地区和河套平原一带，大部分地区都比较干旱。明代则是正常的东南到西北依次递减的情况，而清代就和南宋到元这段时期里的分布情况基本无异了。因此，从秦汉一直到元代，各个朝代都有不同的农业策略和技术来应对水分条件的变化。面对多变的水分条件，我国先民发展出了一系列水利设施工程，例如秦朝就有“四大水利家”，他们通过水利设施在水分与农业的关系之间建立起平衡，不仅将水分合理分配到了作物上，还保证了水分不会因为泛滥而危害农田，也对后世的农业生产、水利设施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除了建设，水车等工具也被人们发明，以改变水资源的高低分布，让地处的河水得以灌溉到高处的农田。这样的做法，让部分水分条件较差的地区——例如地势较高的河谷平地——也能够较为便捷地进行灌溉种植。后来的人们更是撰写大量的著作，来记载当时或历史上的各项水利技术，例如靳辅的《治河方略》。随着生活品质的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增加，原有的较为扁平化的作物类型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在农业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老百姓对于更加丰富的农业生产项目有了要求。特别是到元代，随着航海的发展和国家之间的往来愈发紧密，外来作物不断传入，丰富了农业的生产。因此，各地开始根据自己的水热条件，种植一些经济作物，而作为决定性因素之一的水分，自然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元代时期，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水分条件都比较不充足，因此需求水量较少的谷类作物就兴起了，粟、黍、稷、梁、秫都是这个时期在干旱地带广泛种植的谷类。各地的经济作物也在这个时期有所发展，比如棉花的广泛种植就需要缺水干燥的环境，木棉更是从原本偏于西南发展到了北方地区，桑麻的种植分布也体现出了水分的变化。当然，水稻仍然在北方部分降水条件较为充足的地方或南方多雨的地带有种植活动。这就体现了水分对于元代时期种植品类拓展以及其分布状况的影响。进入近现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分能够更好地为人们所用。民国时期由于时局混乱，不少气象观测和水利工程建设都难以开展，而由于民众的穷困，也鲜少有新技术出现，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一系列水利建设和气象研究，这一情况才发生改变，水分和农业生产的关系随着科研人员的不断推进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成果。水分和农业如今协调得相对较好，并不是说如今气候条件就不像中国古代那么复杂，而是现代科学技术和治理手段起到的作用。这样的好转一方面仰仗国家在治理过程中对水利工程的重视，例如毛泽东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大兴水利的思想和实践，南水北调工程的开发和进行，诸多河流上大坝的进行，都是水利工程对于农业生产的调节作用，这些实践其实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与水分斗智斗勇的延续。另一方面就是当代气象学的发展，能够及时地预测大规模降水、山洪等现象的发生，使得民众能够更好地预测将要发生的气象灾害，以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与前文提到的水利工程相比，气象学的观测和预警是近现代新产生的一种与水分带来的灾害斗智斗勇的方式。如今虽然仍然会有梅雨、台风等情况导致大量的降水，造成农业上的灾害，比如前几年在河南发生的洪涝灾害，但是有诸多大坝等水利工程的调控，以及及时的预报让农民能够进行提前准备，与我国台湾省在前些年旱涝灾害中的表现对比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那几年的异常天气中，台湾的农业遭到重创，甚至带来部分农产品大规模减产，可是大陆在异常天气中的农业生产却没有出现大规模减产现象。由此可以看出，随着新中国的建设，水分异常带来的损害已经远远小于之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仅限于减少水分异常的危害，更重要的是能够改变水分不足或水分过量的情况，让一些无法发展农业的地段也能够进行生产种植。例如滴灌技术为干旱地区带来了全新的灌溉方法，也比大水漫灌更加节省水资源；对于气候的精准分析也为干旱地区指明了种植的方向，例如新疆的葡萄、番茄和西瓜等，使得更多地区能够有种植作物的可能；大棚和加湿器为一些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水分支持，让一些水源并不紧缺但空气干燥的地段有可能种植这些需水量较大的作物。此外，人工降雨的进行也是从气象学上对局部地区缺水的情况进行调节，有效地改善了我国部分地区因季风气候导致的冬春季节干旱的情况，为当地的农业发展提供了水分支持。如此种种，都是水分与农业生产在当代产生的新变化。由此可见，水分和农业生产的关系一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水分对农业固然会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但是只要人类可以合理地运用自己的才智，就可以调控两者之间的关系，使其产生较为正面的影响，或减少它带来的灾害。因此从宏观和全局的民族历史角度来看，在我国历朝历代的水分和农业关系之中起到最大影响的，其实还是人类的认识水平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只要人类的科技水平或者技术能力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让水分满足人类农业生产生活的需要。
浅谈当代网文产业与利益驱使的关系
一、通俗与泛娱乐化：网文产业的背景（一）通俗化趋势的历史渊源自唐宋以来，文学创作一直走在通俗化、平民化的道路上。从唐诗到宋词，从元曲到明清小说，再到民国的白话文运动和歌剧，不难发现在整个历史的潮流中，文学是越来越倾向于平民化和通俗化的。能够接受文学的主体越来越平民，这种结果有识字率上升的功劳，但应当注意到那个时代识字率就算上升，总体还是一个低水平的，更重要的还是作品本身往通俗化方向发展，使得市民阶层能够欣赏这些文学作品。第三次科技革命后，文学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各种消息的传播速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文学的传播也受益于此，因此文学作品的受众变得更加宽广，人们也能更快获得最新的文学作品。总而言之，网络普及的进程和网络世界的快速发展演化，加速了文学的通俗化进程。（二）网文产业出现的泛娱乐化时代背景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51亿，文化在通俗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极大一步，然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学教育水平普遍来讲是不足够的，网民的年龄普遍偏低，我国网民以10~39 岁年龄段为主要群体,比例达到78.4%。网文的受众更是如此，因此大多数网文阅读者的文学水平只停留在阅读和浅层理解上。这样的结果是，文学接受主体的平均能力大幅降低，而由于上述原因，网文尤其是重灾区。大量未成年人和教育资历不高的成年人开始沉迷于阅读网文。泛娱乐化是网文产业出现的一个背景。当下社会，繁忙的工作和学习也让人们无心于在闲暇时间阅读经典，作为闲暇时的休闲娱乐，自然在阅读上就不愿意深究文本内容，只愿意接触浮于文本表面的内容，形成一种泛娱乐化的趋势。这些网络文学题材的文本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大量相似，主要要素都大体相同，这使得网文创作者们可以通过批量生产来获得大量的流量。从创作主体上看，网文的出现使得成为文学创作者的门槛降低了，许多普通人都可以摇身一变在网络上成为一名文学创作者，无论这些人实际文笔的好与坏，都能收获一批读者。因此，网络文学就会进入一个良莠不齐的场面，并且在泛娱乐化的大背景下，由于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莠”的部分会越来越多。这些质量较低的文学创作者，创作内容普遍局限，当大量创作者将已有的题材抢尽后，后续就是开始创作同质化的内容了。同质化的内容和泛娱乐化的创作目的的出现，使得网文的产业化成为可能。从接受主体上看，读者的需要促使作家反省自己的创作，调整自己的方向，更新创作技巧和创作风格，以适应和满足接受的要求。泛娱乐化盛行的时代下，网文创作者为应对大众文学接受喜好的改变、获得更多的读者、和其他的网文创作者在文章“爽”的程度上相互“内卷”，会逐渐降低创作深度等目的，从而往低质量的“爽文”发展，以迎合大众的文学接受喜好，同时博取更多的流和赚取丰厚的利润。其他的网络文学创作者，哪怕原先并不创作“爽文”，也会因此有逐步滑向创作“爽文”的路径的趋势。二、利益：网文产业流水线的源动力（一）利益驱使更多人投身进入网文创作美国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认为，喜欢“成为作家”和喜欢“写作”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大多数声称希望成为作家的人，其实是梦想着成为作家后的财富和名望，而不是长时间地坐在打字机或者键盘前独自写作，甚至可能不是写作这件事本身。当下很多人便是如此，虽然确实有因为热爱写作而成为网文创作者的人，但不可否认的是，有相当数目的人并不是因为喜爱或擅长写作而开始网文创作，而是为了出名和赚钱而投身于它。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前文所说，文学创作本身的水平就会下降，同质化和抄袭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从盈利目的看，网文的点击量关系着文学创作者的收益。因此文学创作者为了博取更多的点击量，开始批量生产能够吸引大多数读者眼球的文章。讽刺漫画《今胜昔》就反映了这一现实，曹雪芹写《红楼梦》花了10年，李时珍写《本草纲目》花了20年，徐霞客写《游记》花了34年，而现在的网文创作者“两年出了四本”。这些重量不重质的文章大多核心雷同，但并不妨碍这些文学创作者赚取流量——只要这篇文章看起来“爽”，那么就不愁没有读者，因为总会有人被这类标题和题材吸引。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人工创作的文本开始体现出机器流水线般的创作特点：一切只为了提供满足市场大量需求、能带来巨大利益的产品。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否认极其优秀的网文创作者的存在。这些创作者也许本身就并不是冲着利益而是真正喜欢写作，也许是为了利益写作后发现自己很有天赋。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的作品实际上都是能保证质量的。南派三叔所创作的《盗墓笔记》系列，江南所创作的《龙族》等作品，都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他们的创作在网文中属于优秀的，也收割了大批的读者。 这一类人虽然有与个体或者第三方公司进行的“产业化”的行动，例如接受委托或者授权周边、二创和改编，但这些并非流水线化的同质创作。（二） 企业从网文产业中发现商机网络文学发展得如此强盛，一些企业自然不会放过网络文学的这一块宝库。2015年初，腾讯支持下的阅文集团横空出世，并迅速壮大，已形成线上业务+版权经营的文化产业模式。它是网络文学与 IP 运营中最强的一家运营主体。[ 仇文倩. IP时代下“网文”文学观念的演变及成因探析——以阅文集团的“IP生态链”为研究平台[D]. 天津：天津师范大学. 2022]后来的阿里巴巴、百度等网络巨头也纷纷下场，试图在网络文学中获得大量利益。例如，资本进驻网络IP剧，看重的无疑是IP能够带来“吸金效应”的无限可能。[ 何晶、郑周明. 网文IP开发：割草机还是孵化器？[N]. 文学报.2015-07-09 004]这些企业的下场，使得利益在网文创作及其二次创作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企业认识到了网络文学带来的巨大利益，他们不惜投放令人瞠目结舌的广告来捕获人们的眼球。一些网文的广告中，展示的开头很精彩，但当人们点进去往下看一两章后，就会发现所写的和它所宣传的完全是两个概念。《死亡作业》一文的广告中，突出的是这一现象的离奇，而文章过了开头之后，就开始进入了打怪升级的剧情中来，让人摸不着头脑。公司利用网文创作者的创作，使用广告手段来骗取点击量和下载量，这不仅养活了创作者和网文公司，也养活了一些依靠广告收入来维持的公司，整体上看是有一个利益链条存在的。（三） 利益和产业化逐渐腐败网文产业根据前文所说，网文的产业化与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产业化极大地危害了网文的质量。而随着这一情况的继续发展，已经可以称之为“腐败”了。如今的网文，它们的质量虽然仍然对于网文阅读者们挑选作品有着一定的作用，然而“设定越离谱，点击量越高”已经是网文市场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对于这个现象，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点击量最高的往往不是精心制作的视频，而是营销号以惊为天人的反常识言论录成的视频，或者是一些纯粹的低智化娱乐视频。这些视频的创作者能获得的是大量的创作者激励，他们对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别人怎么看其实并不关心，甚至只要有钱，当传声筒也愿意。网文的创作者虽然不至于当传声筒，但是在利益的趋势下，他们也正在逐渐腐败。因为网文创作者们认识到，写出《文化苦旅》这样的作品获得不了多少读者，赚不到钱。这种现象是大环境使然，在如今的文学世界中，最受关注的已经不再是文学经典或者正经的文学创作。除了在课堂需要的情况下，很少有人会拿出四大名著、红色经典、名家著作起来看了，自发地阅读余秋雨、路遥等名家作品的人也已经很少了。如今，更多人喜欢的是网络小说，尤其是一些设定离谱的文章，例如“霸道总裁爱上我”“炼气期两千年”“全能的弟子”等题材，或者符合生活背景但是主角个人有特殊设定的作品，都很受到欢迎。正如前文所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网文创作者已经放弃了高质量的写作，转而向写“爽文”的方向发展，网文产业也就由此逐渐走向腐败。所幸，仍然有愿意认真创作作品的网文创作者存在，他们能顶住腐败压力继续坚持写作。利益带来的腐败和写作的初心哪个能更胜一筹，只有时间的流逝能给予我们答案。三、从利益视角看网文产业衍生产品（一）利益驱使网文诞生衍生作品正如前文所说，当今社会也有好的网文，然而这些网文也会受到利益的侵蚀，这些网文大多不是在创作时受到利益侵蚀，而是在于创作后的那段时间。一篇网文在得到广泛认可后，它的IP就会被用于制作二创或周边等内容。这些行动往往背后有着企业的操作。这些企业出于利益，会利用原著的名声来进行二次创作，例如电影、电视剧和游戏等。网文界提出IP概念并掀起“IP热”是在2015年，此后，有IP价值的网文便一直受到文化资本的追捧。这样的结果是，虽然能够提升这篇好的作品的知名度，但是企业所二创出来的影视游戏作品却让人一言难尽。江南的《龙族》被改编为游戏后，仅仅依靠IP热门了几周后便迅速地冷淡了下去，他的《上海堡垒》被翻拍成电影后，也被网友戏称为“中国科幻片的灾难”。在《盗墓笔记》电视剧开播后，“吐槽滚滚而来，该剧豆瓣评分一度降至 2.7，将近九成的观众给予一到两星的评价”。 诸如此类的现象比比皆是。由此可见，不少企业背景下的网文二创作品，网友们事实上是并不买单的。这些企业冲着网文IP的影响力，却没有做好二创作品的能力，最终产生的结果只能是遭人唾弃。既然创作出来遭人唾弃，为何企业还是孜孜不倦地在生产呢？因为就算二创作品做得不尽人意，也会有人因为原作的影响力前来观看或游玩。对于这些作品，企业瞄准的是其出现所带来的热潮和带来的收入，对于作品本身怎样并不关心——毕竟黑红也是红的一种，讨论度高了，知道和因好奇来观看或游玩的人自然也就多了。（二）网文周边产品是利益与需求的双重满足作为当今社会网络文学产业链的延伸，网文的周边产品不得不进入视野中。网文周边的诞生，其实是作者个人或企业的利益和读者需求共同的作用。现代竞争关系和角色压力等状况更加剧了现代人的这种情感需要。然而,仅仅依赖亲密关系已经无法充分满足这种情感需要。于是读者们更倾向于使用物质来满足情感需要，利用购买商品来强化意识中的情感皈依。这种现象在当今的年轻人中非常流行，购买周边已经不少见，一些人动辄可以花费上千块钱购买一件周边。网络剧是网文二创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网文周边产生的摇篮之一。作为网络新媒介环境中诞生的情感产品，网络剧是年轻人获得情感满足和支持的一种重要形式，起到满足青年群体情感消费的功能。作者个人或企业自然会关注到这部分受众，于是出于利益和宣传的需要，他们就会充分利用粉丝们对于角色的喜爱心理，推出大量角色相关的周边，以吸引粉丝们购买，并且这些的价格往往都是虚高的。购买了周边的粉丝，一方面满足了自己对于角色的喜爱之情，另一方面也能在现实生活中充当广告的效果，向周围的人推广这一部网络文学作品。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是作家有了继续创作和写作的本钱，企业能赚到代工费或销售额，而且角色的粉丝群体也能满足自己追某个角色的需要，双方都得到了满足。综上所述，在泛娱乐化下的时代里，由于利益的驱使，网络文学已经形成了一个“标准化生产”的产业链条。这使得网络文学创作不再以文本为导向，而是以利益为导向，一切以能赚钱为目标。网文的质量下降、同质化现象，还有二创作品的低质量都由此引起。但我愿意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民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网络文学的喜爱曲线会是山峰状的，经典而用心的作品最终一定会再度被大众所接受。
15世纪前西方文明宗教进程与文学关系
一、宗教与文学起源（一）原始宗教与文学起源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开始出现早期的宗教崇拜，西方对于文学起源的“模仿说”认为，正是对于宗教中古人祭祀歌舞的模仿，形成了最早的文学艺术。从这个角度出发，不难发现文学的起源与宗教有着密切关系，并且随着宗教和文明的发展而逐步发展。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提出“史诗和戏剧的模仿对象是人，是人的‘行动和生活’”的观点。因此，在原始宗教出现后，以歌剧为标志的文学创作便开始产生了，随后发展出了史诗、传奇等形式的文学。进入原始社会后期，这种文学创作逐渐变得更加明显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便是关于宇宙诞生和人类起源这类的创世神话。这种文学的出现，是古代人民由于对于自然的认识不够深入，而产生了对自然或某些神明的崇拜，因此才产生了的。以《吉尔伽美什史诗》为例，这部史诗在被书写出来前，就已经被口口相传了许久，甚至可能有上百年，一直到阿卡德语版本，才逐渐有一个“标准版本”出现。（二） 两河流域文明中的宗教与文学的互相传播在两河流域文明中，文学作品大多以宗教神话和史诗为主。这一时期诺亚方舟的故事和《吉尔伽美什史诗》，都能够反映当时人们的对于自然灾害的理解和宗教观念。例如《吉尔伽美什史诗》中，虽然是史诗，但是却反映出了当时人们的神人关系观——认为人在神和命运的面前是如此之渺小，人类的理智选择是屈从于命运的安排。文学如实地记录下了当时的宗教观念，而宗教又通过文学向外进行传播，人们在阅读文学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吸收文学中关于宗教的一面，并且逐渐渗透入观念之中。而更为典型的一个代表，便是犹太民族的《旧约》。两河流域的民族和宗教成分都很复杂，为什么犹太教可以在后世有一个相对高的关注度，就是《旧约》的功劳。《旧约》不仅是一部重要的宗教作品，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因此除了宗教崇拜者和研究者外，也有不少文学家对其进行研究。在《旧约》中，记载了犹太人曾经经历过的一个个历史事件，而在这部作品对于历史的记载中，延伸出了不少专属于犹太教的节日，例如逾越节、七七节、安息节等。这些节日，不仅与犹太教本身有关，也与《旧约》息息相关。《旧约》在随后发展出了《新约》，《新约》同样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它为世界提供了犹太教的一个重要分支——基督教。基督教对于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基督教这个分支的出现在新约之前，然而如果没有《新约》，基督教就不可能发展壮大；没有基督教，也就更不会有《新约》这样的作品出现。因此，宗教与文学在这个时期的西方文明中是齐头并进、互相帮扶的。（三）古典时代的戏剧与命运观古典时代有三大著名悲剧诗人，他们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这三个人的创作，都反映出了他们对于命运观念的不同展示。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中，主要描写的任务对象都是带有“神性”的主角，他们很明显地受到了命运的支配，他笔下的普罗米修斯三联剧就是一种被命运支配的体现。与埃斯库罗斯不同，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人物，例如俄狄浦斯王，敢于向自己的命运发起挑战，然而最终仍然没有逃脱命运的魔爪，但他的作品体现出了人对命运反抗的顽强意志。欧里庇得斯则不相信命运，在他的笔下，人物的命运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从这三个人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对于神人观念其实出现了三种倾向，众人的命运观也产生了一定的分歧，这为多样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二、文学与宗教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交锋（一）罗马时期和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在中世纪，对于《圣经》的解释权被牢牢把握在教会的手中，在这个时候，对于“文学”的主导权在教会手中。其实不止是文学是这样，天文、地理、数学等学科，还有歌剧、绘画等艺术形式都是如此。在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相当于是宗教的一种附属品，是先前那种齐头并进状态发展出来的一种病态关系。仅就语言来说，在中世纪时期，占据主流地位的宗教文学，其首要写作语言就是拉丁语，而当时拉丁语的推广范围并不很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资产阶级、市民群体的不断扩大，这种情况被慢慢地改变了。但丁的《神曲》打破了这一局面，使但丁成为了“旧时代的最后一个诗人”。在《神曲》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神学的反抗行为，例如已经被在地狱里预留了位置的教皇等等。但是，《神曲》的创作仍然没有跳出封建神学的语境，但丁想要冲出牢笼，但他自身依然在中世纪这样高压的宗教环境下，所以只能在牢笼中跳舞，做出一点文学家会有的反抗。在即将到来的宗教改革的传播中，思想基础也很重要，这种思想基础的奠定，正是依靠了文学。薄伽丘的《十日谈》正是一部优秀的人文主义著作，这部被称为“人曲”的作品，揭露了当时教会的虚伪和腐败，同时也为当时人文主义的传播提供了一个较为丰厚的土壤。后来英国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法国的《七日谈》等作品，都受到了这部作品的深远影响。（二） 14、15世纪宗教改革后宗教与文学进入14世纪后，随着资产阶级经济的兴起，教会的宗教观念开始受到挑战，而新的文学也开始萌芽，在这一时期，两者互相成为了助推剂，加速着这一进程。马丁·路德和要进行宗教改革，其开始是《九十五条论纲》，马丁路德使用文字进行雄辩，以此对抗教会兜售赎罪券的罪行。然而，《九十五条论纲》的影响力毕竟有限，要进一步推广宗教改革，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大多数人要能看得懂《圣经》。当时的圣经都是拉丁语的，一般市民阅读有着语言障碍。文学的问题要用文学来解决，马丁路德是运用翻译这一文学行为，把《圣经》译为了德文，让更多人可以阅读它。随后，更多语言版本的圣经也逐渐出现，宗教改革的成果才得以传遍整个欧洲。综上所述，文学的发展和宗教的发展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西方的文明就在这对关系的发展中逐渐前进。文学的逐步发展，能够依据时代现实，来促进宗教的发展或者冲破宗教的枷锁；宗教的发展，又能使新的文学出现。推动文学和发展的源动力，正是文明的逐步进步，同时文学和宗教的发展，也可以让文明进入一个新的梯级。
明清时期中西科技的初步比较与简要分析
一、中国明清时期科技状况与特点（一）状况在我国的明清时期，涌现出了不少集大成的科学家，例如李时珍在自己探寻诸多药材及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编纂成了《本草纲目》。这些著作综合了中华民族上千年以来对于自然科学与手工业的研究，体现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当然，除了总结性的著作，明清时期也存在着对于原有物件的改良，例如明朝时期出现的水雷和触发式地雷，就是以火器的基础，进行改进的产物，并且以此为基础诞生出了炮兵部队，而这也让明朝成为了那个时期世界上军事力量较强的国家。在农业方面，明代出现了农具播车和风力水车，这些大大提升了农业播种和灌溉的效率，但没能提高产量。在明朝得到发展的农业生产灌溉的工具，到了清朝时期就已经基本成熟。然而虽然灌溉与播种得到了提升，犁地工具的发展却较小，早在唐代就已经发明的曲辕犁仍然是中国农民主要用于犁地的工具。明清之际西方科学技术的东传，或者说科学技术的“西学东渐”缘起于耶稣会来到中国传教。随着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增多，江南地区对西方的科技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江南文明的开放性，也进一步推动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带来新的科技思想。然而，随着清初时期形势剧变——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统率着部分，原本能产生的“科技转型”被扼杀，最终中国没能发展出现一次“科技革命”，科技发展随即停滞。由此可见，中国在明清时期产生的“夷夏之防” “西学中源”的观念，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东西科技文化的交流。（二）特点与分析中国在明清时期的科技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是科技创新相对停滞，总体呈现出“总结归纳”的特点；第二是开始较多地吸收外来的科技成果，也就是“吸收外来”的特点。1.总结归纳的特点这段时期，新的科技发明鲜少诞生，更多产生的是《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和《天工开物》这样总结前人经验的书籍。新的发明也有，但大多是改良型的，创新型的发明鲜有出现。这个现象是很多因素的影响导致的，主要来说有以下三点。第一点，中国当时的农业生产力已经饱和。我国古代是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属于“一家水土养一家人”，当时的家庭农业，很少会以售卖作为目的。在曲辕犁已经能够基本满足一个家庭的农业生产和食物需求的情况下，就只会有少数灌溉和播种的创新，而不会出现大型机械化的农业工程，而作为农业大国，农业没有率先发展，其他行业的创新动力也就不足，自然只能局限于传统科学技术，没有突破性的发展。第二点，落后的政策会阻碍科技发展。我国当时处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顶峰，文化专制主义盛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出于对文化专制主义的铁拳的忌惮，或是对政权更迭后新政权的不满，不敢或不愿意做新的科学研究。这样一来，就没有产生新的科学技术及产品。而在新科技如死水一般的情况下，更多的知识分子就转向对于前人的经验与研究做出归纳，总结性的著作就会逐渐出现。第三点，文化氛围不佳。一方面是政府的压制，例如闭关锁国与海禁政策，阻断了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就算有少数皇帝个人对西学有兴趣，也没有向全国推广的计划。另一方面在于知识分子。当时更多的知识分子也不在乎西方科技，他们更加注重于八股取士和程朱理学或阳明心学，走科举的道路，本质目标都是升官发财，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难有创新。2.吸收外来的特点当时的中国，在清代彻底闭关锁国之前，中西方交流是比较顺畅的，康熙皇帝请传教士为他讲解西方的科学技术就是一大例子。前面说到，在罗马教廷的授意下，有许多传教士都在中国活动。在中国科学家中，有与西方传教士往来的那一部分人，也开始慢慢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技巧。如明朝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就介绍了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带来的欧洲水利方法。徐光启还和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介绍了欧几里得的平面几何学。而这些受西方科学技术思想影响的中国科学家，也在以辐射状向江南传统社会传播西方科学。二、14-19世纪西方科技状况与特点(一)状况在14-19世纪（对应明清时期），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也催生了近代自然科学。这段时间里，西方的科学研究从古代的沉思哲学，逐步转变到了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研究，这也是为何近代科技能迅速发展。牛顿经典力学、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以及日心说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的。此外，中世纪后期，生产劳动的重要性愈发突出，到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有不少的手工工场。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在19世纪的工业革命诞生出了新生产技术。第一次技术革命使得西方国家能够使用机器替代手工劳动，大大提升了生产力。而在第一次技术革命的倒逼下，各种自然科学学科都硕果累累，取得了繁多的成就。（二）特点与分析西方的科学具有普及性。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与发展，西方国家逐渐从愚民政策转向教育政策，义务教育逐渐兴起，更多的底层人民能够了解到科学知识。这也使得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学知识不再是真理、客观的代名词，而是文化和社会背景共同建构的产物。有条件的人会自发探究科学技术，从而形成一个氛围。扩张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科学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初始动力和继动力，科学革命则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发展的要求。也就是说，经济利益会促使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例如爱迪生改良电灯泡，本质上是出于对改良产品、获得经济利益的目的。资本家们看到一个产品有利可图，就会投入资金和人力进行研究，从而推动新产品的诞生。西方绝大多数的科学家也都能够依靠制造出新的产品来赚钱，不管这是不是他们研究新产品的最终目的。文化氛围的宽松也是西方科学家能够取得诸多科学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需求与相对宽松的研究氛围，能够给科学家们自由研究的环境。在这个对于新技术有重大需求、研发方向自由的社会，科学家们的创造力也能被激发。三、该时期中西科技状况对比分析上述，我们已经探讨完在明清时期，中国与西方科技的状况与特点。在这些理论和史实的基础上，现在可以对这些状况与特点进行对比分析。（一）科学技术产物1.思想方面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在明清时期，更多产生的是一些总结性的著作，而且注重于实用，而不注重于理论。上面提到的三本总结性著作，都是对于生产生活起到帮助的著作。而反观西方，产生的近代自然科学更加注重于理论，他们会探索宇宙和自然的奥秘，并且提出相应的理论和公式。而在古代数学发达的中国，却由于关注实用性而丧失了探究自然规律的机会。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实用性，他们不关注科学理论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对于人文理论的过度关注，许多知识分子都在关注程朱理学、阳明心学，重视八股取士，而西方知识分子的知识氛围宽松且不如此局限。一般来说，西方对于自然科学进行研究的人，不会涉足社会科学研究，而中国则是先研究三纲五常，再去研究其他内容，自然会差很多。2.产物方面从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中，不难发现中国的产物大多是改良型的，并且这种改良往往是缓慢的。且不提因为生产饱和而停止发展的曲辕犁，在军事方面的发展也局限于把火药进行小小的改良，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变化。而西方的则更加注重于探索未知的领域。例如，新的交通工具，电力的发现，都是对于未知领域的探索。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中国人会思考怎么让驿马跑得更快、让蜡烛烧的更亮更久，而西方人则会研究电灯和电话的发展。电灯和电话是这段时间里新发明出来的产物，而驿马和蜡烛不是。西方除了发明进行质变，还会对这些产品进行进一步的改良，进行量变，从而达到最好的效果，而中国则完全不进行质变，直接进行量变，这就比西方整整差了一个档次。（二）科技文化氛围1.政治方面西方很早就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国家，文化氛围也逐渐地宽松，科学家们可以专心搞研究，资本家们也有良好的氛围可以投资新产品。而中国处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最高阶段，文化专制主义盛行，许多研究都停滞下来，高压的文化政策让创新难以进行。此外，西方国家对于科学技术的重视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不少西方的资本主义政府都会注意到正在发展的近代科学技术，并且给予一定的支持，还有一些国际的奖项存在。而中国政府则完全不重视科学技术，大多数都是民间自己的研究，基本不会得到政府的帮助。2.经济方面经济形态是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很大因素，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形态不同，会导致科学技术的发展差异。中国古代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到明清时期已经饱和，而新经济因素式微，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没有足够的动力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对于利益的无限追求会倒逼他们无限制的扩大生产，提高效率，从而推进更加先进的科技产品出现。一般来说，科学技术要发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自身先能吃饱。中国古代不少地区实际上还没有摆脱饥饿，自然没有办法进行创新，而食物足够的人的则“饱暖思淫欲”，很少潜心投入科学研究。西方的科学研究建立在社会物质比较丰富的基础上，经济水平比较高，能有更多的人投入到科学研究中。3.文化氛围方面在明清时期的中国，上层关心的是权力争夺和财富攫取，底层关心的是怎么活下去。中间的知识分子群体，则更多追求功名，贯彻“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这样的社会氛围，是不会产生大量的科技创新的。而西方国家在那时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很大程度上能够推动科学家们对于未知领域的探索、对新兴产品的研发。
中西英雄形象比较——以《伊利亚特》与《封神演义》为例
特洛伊战争中涌现出了许多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形象各有特色。在《伊利亚特》的描写中，这些英雄形象显现出了西方文学中对于英雄形象的刻画特点。而《封神演义》是东方英雄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也反映出了东方文学对于英雄形象塑造的特征。对《伊利亚特》和《封神演义》中英雄形象进行对比，有利于深追中西文学中英雄形象的同与异。一、人物要素对比分析（一）出身在西方文学中，代表正义的一方的英雄形象往往会被刻画成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而相反地，反面的英雄人物则较少地受到神的庇佑。以《伊利亚特》为例，在文章的设定中，阿喀琉斯是人类与大海女神的孩子。由于拥有一半的神明血脉，阿喀琉斯生来就注定不平凡，神的光辉昭示着他只要上了战场，就一定会有一番作为。而反观特洛伊城的赫克托尔，与阿喀琉斯相比，没有神明的加护，身为特洛伊皇子的他的出身也显得平庸。东方的英雄人物的出身则差异较大，在《封神演义》中可以分为“神怪”与“凡人”两类。神怪出身占多。神仙出身的本身就有很强大的能量，大多支持正方阵营，例如哪吒。而怪物出身的也各有神通，大多支持反派阵营，例如书中商朝阵营的“梅山七怪”。而凡人出身的，除了周武王等显贵之外，大部分人都是普通的，没有神明的血缘。即便后来威风如姜子牙，他的出身也是不好的，苦心钻研道学四十余年仍未成仙。（二） 能力来源在英雄能力的来源上，西方文学中的能力更多倾向于“神授”，例如《伊利亚特》中，大海女神用冥河水浸泡了阿喀琉斯，让他浑身上下固若金汤，给予了阿喀琉斯在特洛伊战争中贯颐奋戟、横折强敌的必要条件。这是阿喀琉斯力量的来源。没有“神授”力量的一方往往会成为弱者，例如特洛伊城的一方虽然受到阿波罗和阿芙罗狄忒等神明的站场，然而神明本身没有直接下场打仗，加之希腊联军本身也有雅典娜和赫拉等神明的庇佑，因此赫克托耳还是难以敌过带有神力的阿喀琉斯，战争的结局也昭然已示。在东方的作品中，也会有英雄自身能力的显现，但是更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神仙们手里的法宝和法术。而对于凡人英雄的能力来说，东方的文学虽会有玄幻色彩与神仙的出现，但是凡人英雄的能力却不是“神授”。一般情况下，凡人只能通过拜师学艺来获得能力，神仙不会直接授予。在《封神演义》中，就有大量拜师学艺而成的英雄，或者是仙家法宝直接下场而产生英雄。取书中的英雄构成来说，不少英雄是因为具有特殊能力而成为“英雄”，例如姜子牙手下的得力干将杨戬，他“有八九玄功，善能变化”。只有另外的一小部分英雄则是自身武德充沛打出的英雄头衔，例如女将高兰英。不难看出，无论这两类中的哪个，他的能力都不是神明白白施与的，要么是向仙师学艺，要么是自身的武功。（三） 性别构成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不难发现英雄形象都是男性，女性英雄在西方文学中几乎是没有出现的。在《伊利亚特》中，男性占据了全部的英雄形象。阿迦门罗、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作为公认的三个主要英雄，全部都是男性。而女性除了以神明身份出现，就是以“妻子”“仆人”的身份出现，并没有女性英雄形象的描写。然而，在《封神演义》中，除去作为仙女、平民和妖人出现的女性外，我们可以在众多的男性形象中，找到数量较少的女性英雄或女性将领的形象。在《封神演义》中有提到的女将，仅周朝方就有邓婵玉和龙吉公主两位。我们取周朝方的邓婵玉作为例子。《封神演义》书中涉及邓婵玉的笔墨不少，其武艺精湛，书中多次战斗都以她打败对手而胜利。[ 王帅. 《封神演义》中女性人物形象分析[J].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 2017(02),16-18]而商朝方也有女将高兰英等形象出现。这些女性作为女中豪杰，它体现出传统妇女观除了坚守妇道之外的另一面。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作品对女性英雄的形象塑造是存在的，虽然与男性相比比较稀少，但与西方作品相比仍是数量可观了。二、人物性格描写分析（一）两面性格的描写西方英雄形象的两面性，往往会体现在处理不同事情、对待不同人物时处理方法上的差异。大多数英雄形象，我们既能看到他们的残酷无情，为了战争和部下做出一切，也能看到他们柔和和心软的一面。例如在《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残忍而又善良。在战争时，他是冷酷无情的。在战争结束后，面对着赫克托耳的尸体，当众多士兵对其凌辱之时，他也想过要狠狠处理尸体，然而当特洛伊的老国王来到军营中，恳求阿喀琉斯能够归还尸体的时候，阿喀琉斯却也会心软，这样的描写丰富了人物形象的塑造，让阿喀琉斯由一个扁形人物成为一个浑圆人物，形象更加立体，跃然纸上。东方英雄形象与西方相比更为扁平，但仍然具有两面性。这种两面性体现在英雄人物的所作所为中。东方的英雄可以在一个事件上表现出对纲常伦理的支持，却可以在另外一个事情上违背纲常伦理。例如哪吒在《封神演义》中本身是作为正面形象存在的，他会为了正义保周灭商，讨伐违背纲常的纣王。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英雄，当他的父亲李靖在庙中打破了他的金像时，哪吒仍然会化身去找李靖报仇。在这个形象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哪吒，一个敢于反抗父权、不惧纲常的叛逆者形象。在对于合理纲常的坚守和不合理纲常的反叛中，我们可以看到哪吒身上的遵从和反抗的正反面。（二）东西方的人本思想差异东西方的人本思想在概念上是存在差异的。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强调，人作为环境中的一部分，会对周遭环境变化作出本能的反应，但是人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控制自己的行为，决定行动目的与方式。而东方的人本主义社由于程朱理学的大背景，主要侧重于反对束缚、张扬个性。这种差异在文学作品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在《伊利亚特》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充分体现。例如文中，阿喀琉斯在经过身边女人被夺走和挚友被杀害的情况下，他愤怒了，并进行了激烈的反抗。然而，他却能够在自己的战友被屠戮、战局不明朗的情况下感到无动于衷。这就是阿喀琉斯在对同样消极的事物中，依靠自身做出不同反应的体现。《封神演义》对于东方人本主义思想的体现则在于对泯灭人性的理学的反抗。三纲五常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着中国，然而《封神演义》中却有大量的关于反抗父权、夫权和王权的描写。书中对姜子牙妻马氏的描写, 虽然着笔不多, 却把一个敢于反抗丈夫、在家中拥有很大话语权的女性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王修齐.《封神演义》的人本主义思想倾向[J]. 青年文学家. 2016(20), 46-47+49]除此之外，还有殷郊等若干个挑战父权的人物形象存在。这些描写都体现了在高压集权和理学压迫下，东方人本主义精神的崛起。三、中西英雄形象之相同处（一）勇敢无畏的品质无论在何时何地，英雄最需要具备的品质应当是勇敢无畏。无论是一时热血，亦或是生来如此，所有的英雄行为必定是在勇气的支撑下形成的。具有勇气之人，在面对困难之时有“泰然无所畏之德”。在这一点，东西方文学中的英雄形象不谋而合地走在了一起。正如所有的英雄形象一样，阿喀琉斯的品格是勇敢无畏的，他能在早已得知自己一旦上战场就必死的命运的情况下，断然拒绝安然过完平淡一生的选择，并勇敢选择在战场上挥洒自己的热血。特洛伊城的赫克托耳亦是如此，在希腊联军大军压境的前提下，面对着众多骁勇善战的敌军，以及几乎无坚不摧的阿喀琉斯，赫克托耳都表现出了他的英勇无畏精神，让他在文中的形象可谓虽败犹荣。《封神演义》中的英雄人物更是勇敢无畏。哪吒作为小孩子，在书中虽周武王征战，横扫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再看杨戬，那更是“杀气腾腾逼斗星”，从他战马元、斗张奎等事迹中就能看出，他的勇气是不可否认的。且与《伊利亚特》相比，这种英勇表现得更加广泛，因为它塑造的勇敢并不局限于少数几个英雄，而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书中每一个参战的人，读者都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英勇的品质。无畏的品质如此相同地出现在东西方文学作品对于英雄人物的描写中，也体现出人类对于勇气这一品质的普遍认同。英雄的形象需要勇气，勇气的形象也能够塑造英雄。（二）突出性格的塑造一个英雄人物必定具备有许多可贵的品质，文学作品也会对这些形象进行描写。在所有的描写中，必然有一个性格是特别突出强调的。然而东西方在描写这一性格的时候，也都会突出这一性格。我们以“冷静”为例子来进行分析。冷静作为保持清醒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东西方的文学作品中都有对英雄人物“冷静”形象的描写。《伊利亚特》中，富有“冷静”品质的当为赫克托耳。与阿喀琉斯的时不时“愤怒”相比较，赫克托尔显然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静，他能在面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难前提下，仍然保持清醒，一个优秀的领导人形象跃然纸上。然而这种冷静却没有办法维持很久，面对阿喀琉斯的挑衅，赫克托耳仍然有冷静，但这个时候的冷静已经难以抵过冲动，他不顾一切地冲上前与阿喀琉斯搏斗，听到父母让他回城内也无动于衷。但等到真正投入到与阿喀琉斯的战斗中，赫克托耳重新显现出了面对强敌的冷静。东方的英雄人物，在对于智囊型英雄的描写中，“冷静”的特点中非常突出。例如《封神演义》中，姜子牙作为周朝方的军师，他能够在任何场合下都保持绝对的冷静，以此来给出最佳对策。就算有着一时的慌乱，也能够很快镇定下来。这一规律很少被打破。从上面的两个例子中可以发现，在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中，主性格会被其他的亚性格短暂占用，但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这个突出的性格作为主性格。而且能通过亚性格的短暂占据，更加凸显突出性格的稳定性。
依附于宗教的古代科学与宗教同根同源，古代科学萌芽于原始宗教，两者的界限非常模糊，具有发生学上的同源性特点。在上古时期，宗教似乎总是统领着科学的发展，教会掌握着更多的知识，并且建立了服务于宗教的科学理论基础。而到了近代，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了宗教中宣传的不少科学理论存在漏洞，最终近代科学推翻了宗教理论。而在这之后，宗教也逐渐认识到应当从科学中完善自己的教义，于是教会开始通过科学理论完善自己的宗教理论。而如今，宗教和科学可以说是相互平行，却又有所交流。这里就要引入宗教和科学的五种相处模式。其一是对立。这一模式，集中体现在近代自然科学出现之后。在近代自然科学出现之前，还没有很明显的对立，虽然有少数的人提出对于宗教主导科学中部分理论的异议，但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也未能推翻宗教理论。这种情况持续到了“哥白尼革命”。“哥白尼革命”是科学与宗教的第一次碰撞——日心说取代了地心说。这是近代自然科学对宗教理论的一次抨击。在这之前，教会一直以托勒密的地心说为正统思想，并且以此来完善自己的宗教理论和解释《圣经》。这一次的碰撞后，对《圣经》文本的解释问题被摆上了台面，因为《圣经》的很多章节的论述，与日心说直接冲突。随后，自然科学的发展逐渐击破了宗教学说。再如，解剖学打破了“男人比女人少一根肋骨”的说法，进化论动摇了“人是神创造出来”的说法，人类对于光的性质的探寻，也在逐步击破宗教领域“神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的说法。在这一种模式下，是近代自然科学逐渐尝试推翻旧的宗教理论的尝试。其二是独立。宗教和科学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宗教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可以是两条不同的线。就是科学的发展不一定会受到宗教的控制，而宗教理论的完善也不一定会受到科学的影响。一方面，他们在时间上是相对独立的。在社会和平时期，科学是社会发展的主流，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宗教则相对退居二线；而在社会动荡的时期，宗教则起到了支撑的作用，而自然科学则相对没那么有用。例如，在我国魏晋时期，由于社会混乱，各类宗教盛行，“修仙”的人也不少，而除了清谈以外，很少有人特别注重于理论和科技的研究；而在国内社会相对稳定的唐宋，就能有不少的发明创造出来，我国四大发明中的三大都是在那个时期出现的，一直沿用到清代的曲辕犁也是这个时期发明的，在这个时期宗教的影响相对也较小，除了武则天尚佛之外，其他时候相对来说影响力没有那么大。另一方面，他们在学说上的相互独立的，二者研究的方向是不同的。也可以说，宗教和科学是“平行”的。二者学说的不同，体现在宗教比较不注重自然科学，而更加注重人文与虚幻的神学；而科学相对来说不会关注人文，他们更多地关注自然界的规律，以及这些规律是如何造福人类的。宗教的研究也许会被科学否定，科学的研究也许会被宗教所反对，但是他们二者之间在大多数问题上，互相不能证伪。其三是促进。宗教和科学是会互相促进的，科学理论可以帮助宗教的发展，而宗教也会促进科学理论的发展。例如，布鲁诺会大胆支持日心说，本质原因是他信奉的“异端宗教”是不支持教会的地心说的，他借日心说反对教会，但无意中却宣传了日心说，扩大了它的影响。而当牛顿提出了力学定律之后，一种被称为“机械论宇宙观”的观点被广泛传播开来，并且成为了当时信奉“自然神学”的人们眼中“上帝”存在的有力证明。再如哈维提出的血液循环论，这个理论使得信徒们更加相信解决了对于“anima”一词的翻译问题，为英文圣经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促进了英国宗教的发展。从上面的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宗教和科学对彼此的促进作用并非有意为之，他们不以促进对方发展为目的，而是在自身的发展与完善中，产生的不自觉的结果。其四是对话。除了相互促进外，互相对话也是一个重要特点。科学和宗教在对话中主要关注的是两者在问题、方法和概念上的相似性。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们会遇到比较极限的问题，是他们在科学范畴内没有办法寻求到答案的。然而在宗教中，人们却可以找到对于这些问题的一种解释。很有力的例子就是牛顿在研究了大半辈子的科学之后，转向了宗教的研究。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在科学与宗教的对话中，人们逐渐发现，唯科学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极端立场在现实中都是站不住脚的，科学理论不能完全取代宗教思想，他有许多无法解决的内容。而宗教思想也不能解释科学理论中的问题，部分思想还会被证伪。其五是融合。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宗教理论的不断完善，宗教和科学如今正逐渐呈现出融合的趋势。例如，宗教和科学都要使用模型的概念。宗教使用了很多的比喻和模型来帮助人们想象那些本身不可能直接观察的东西，而最新的科学理论往往表现为一个理想的数学模型，是一系列物理过程的符号化的表达。现代的宗教，也更多地会使用科学技术来帮助自己。物质上说，一些寺庙都推出了在线支付的功德箱，电子佛经和播放器也在成为一些出家人吟诵经书、制造宗教氛围的重要工具。而科学上，也会运用一些宗教的思想来指导自己，比如规范自己的科研行为，或是运用宗教理论尝试解释科学解释不了的内容。科学与宗教，正在不断地融合在一起。
源氏物语中的女性形象，她们的悲惨遭遇让我们深感同情。而造成这些悲惨遭遇的原因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当时的访婚制。评价一个事物是需要从正反两方面说的， 因此对于这样一个比较落后的制度，我也会试着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一定的分析。要评价一个制度，首先应该了解它。访婚制的特点是它采一夫多妻制，妻妾存在着区别。男性晚上前往女性家中，而白天就离开回到自己的家。男女之间所生的子女随母亲生活，而男性则负责负担妻儿的生活费。在《源氏物语》中，平安时代的“访婚制”有两个性质。一是利益性。在那个年代，除了相貌皎好、才华出众等品质外，男女之间的婚姻最重要的因素来源于能否给家族带来利益。由于男性能通过访婚制娶到很多个妻子，因此家中有女儿的人家可以更加容易地攀到贵族公子身上，贵族男性也可以通过这一个特点，来娶到其他名门望族家的女儿，从而形成一种政治联姻。这种现象在平安时代的上层尤为普遍，例如源氏的收养了美丽的玉鬘后，众多的上层男性听说了这个消息，便便纷纷来求婚，哪怕她是从来没有对外露面。也就是说，单单凭一个好名声，以及源氏家族的背景，玉鬘就成为了诸多男性追求的对象，而这就是那个年代婚姻关系的缩影。这种情况不仅是对于王公贵族，对于普通人家也是如此——普通人家为了获得社会地位，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攀上一个好的女婿。这也造成了女性在这样的婚姻关系中，是没有自主选择权的，是被严重物化的，是家族爬向更高社会地位的垫脚石。在这样的婚姻制度下，最终的受害者只有女性，他们沦为了争权夺利的牺牲品，是不折不扣的工具。这也是平安时代中女性地位逐渐衰落，而男性地位上升的原因之一。二是不平等性。在访婚制中，女性的地位是远远低于男性的。访婚制是女子出嫁后，仍然住在娘家，男子只是夜间来访，白天就离去。例如书中源氏在与妻子葵姬成婚之后, 葵姬并没有到源氏家中居住，而是仍然住在她母亲家中。这就使得夫妻双方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中，这种制度下，女方需要负对男方的责任，而男方却不用对女方负责，男子可以有若干个非正式的“妻子”。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双方无法“恩爱两不疑”，例如书中，紫姬虽然有着皎好的面容和聪颖过人的大脑，得到了源氏的恩宠，但也为源氏的朝秦暮楚而感到痛苦不已。因此，当时男性可以荒淫无道，四处去沾花惹草，而女方被禁锢在家里，一定要忠实于男方，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此外，不仅是男女之间，男子众多的“妻子”之间也有相互的不平等。同样是被绑定在男子上的女子，但她们在待遇上和社会地位上有了明显的不同，只有正妻的地位较高从源氏众多妻妾之间的关系中我们却不难看出, 这一时期妻妾关系已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异。这也造成了在这样的制度下，不同女子对同一男子的相同付出得不到平等的回报，非正妻的女性，无论怎么努力都得不到正妻那样的待遇。当时的贵族公子，在访婚制外的遮盖下，肆意地纵欲, 让与之结发的女子在经受了他的移情别恋后，被彻底冷落，随后成为时代和制度的牺牲品。总的来说，这个时代的访婚制是对女性的极大剥削，是男女不平等在日本社会婚姻方面的集中体现。婚姻中男性居于主导地位，女性没有自由恋爱和婚姻的权利，并在婚前和婚后都长期处于被男性支配的状态。而男性对此却几乎不需要负什么责任。对男性而言，这是一种所谓的“自由”，而对女性而言，这无疑是一层重重的、难以除去的枷锁。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这种制度下的婚姻并不只是给女性带来苦难，源氏一生经历了三次政治婚姻，而其中有两次都给他带来了莫大的伤害。葵姬是政治联姻的产物，不能遂源氏的愿；他和三公主的婚姻也是奉旨执行的，还被别的男人偷情了。而且虽然源氏是爱着紫姬的，然而在那样的社会风貌下，源氏是没有办法一心一意对紫姬的——当然这也有个人道德层面的问题，但也有时代性在其中。正如源氏之子夕雾说：“一个真正的男人, 如果他不像我这样去搞点风流韵事, 只守着一个妻子, 像雄鹰惧怕雌鹰似的人, 将会怎样受人耻笑”，这就是时代性对男性影响的最好证明。当然与女性所受的苦难相比，男性的属于比较次要的。坏的一面说完了，我想简单提一提好的一面。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看，正所谓“存在即合理”，这个访婚制从现代看来肯定是错误的，不过既然它在平安时代能存在，一定有在那个时代的合理性，它可能客观上适应或者促进了某个事物的发展。而男性权利的扩大就是这一个“事物”。其实在之前访婚制就已经存在，但是并不是书中提到的这样的访婚制。但随着经济社会和访婚制的发展，在那个年代，男性占据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力需求上的一些优势，地位逐渐超越了女性，成为了社会话语权的掌控者。而在这样的趋势下，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存在会反作用于社会意识，因此势必会产生访婚制这样的制度来适应男性权利膨胀的需求。当然我们从现在看来，这个制度是绝对错误的。综上所述，访婚制是日本男性权利逐渐膨胀、女性权利逐渐缩减时期的产物，它是一种满足男性需要、忽视女性个性自由、婚姻自由的一种文化糟粕，也是物化女性的一种典型代表。现代人对夫妻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会说“爱的剥削”，而访婚制在那个年代，我认为就是“为了权力的剥削”。
小说兴起这件事与读者可谓关联极深，因为文学作品写出来本身就是给读者看的。这里单论小说，忽略纪实文学等其他的文学体裁，但是会顺带讨论一下戏剧。关于小说兴起与读者关系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从多方面进行分析。我分为三个点：读者知识水平、读者对作者的反作用、读者作者双方受时代影响。【读者知识水平角度】在西方的古代与近代前期、中国明代之前，普遍来说人们的文化水平不高，识字率低下，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能力差，因此只能理解戏剧这样的大众化表演，他们对于文学文本不了解不理解也读不懂，所以小说在这个时期是没有受众的。直到西方近代中期的启蒙运动、中国明代时教育的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读懂文字，并且在他们读不懂诗歌等高水平作品的情况下，迫切地需要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来满足他们的阅读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小说拥有了它对应的受众，因此一旦出现，便会大量地被读者进行传阅，从而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这里以中国明清时期为例子，我国古代文学中各个朝代最有名气的，唐诗宋词元曲接下来的就是明清小说，当时私塾已经逐步普及，并且产生了比较多的影响。例如在那时的徽州地区，私塾已经大量普及，更有众多的书屋、精舍、社学、义学、学馆等出现，涌现出一股浓厚的教育风气。在这样的情况下，能识字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愿意购买小说的人也会越来越多，而书屋、藏书楼等也会加大购买这些小说书籍，从而小说产生了市场，从而兴起。【读者对作者的反作用角度】在上文我提到，在西方的古代与近代前期、中国明代之前，民众对于小说的理解能力是很差的，那么在上流知识分子为了赚钱，一般来说是会更倾向于写戏剧来卖给剧院或者其他机构，从而赚取稿费。也许曾有少数作家会选择写小说，但是在那个时代，写小说卖不了太多的钱。因此为了生存，大多作家会放弃小说而转向其他的文学形式。到了近代西方近代中期的启蒙运动、中国明代时，由于读者显著增多，小说的产出量已经明显跟不上读者阅读的需求，因此就产生了大量的缺口。有利可图的作者们自然就会努力写小说出来，以增加自己的收入。另外还有一种情况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催更”，读者对于了解情节发展推进的需求的增长速度远远比作者写得快，因此会倒逼作者更快写出新的小说，或者原有小说的续集。这样子，小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读者的选择面广了，更重要的是小说的种类和题材变得更加丰富了。仍然以中国为例子，在明清时期，由于读者的广泛增多，中国小说遍地开花，更是产生了我国古代文学的四大名著。而到了清朝末期，由于新式学堂的逐步设立、八股取士和科举制度的废除，读者兴趣的多样性大大提升，为了满足读者阅读的多样性，小说的作者们开始增大写作范围从而产生了除历史小说、写情小说外的如政治小说、科学小说等在中国古代所未有的小说类别。【读者作者双方受时代影响角度】在世界近代时，西方启蒙运动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思想的解放与文学发展。而社会环境又是能很大程度上决定小说的发展的。在那个时间段，法国“沙龙”文化的兴起使得女性地位得到提升，因此早期现代欧洲的短篇小说将女性德性情境化，以迎合这段时间的女性主义的发展。也就是说，时代环境对读者的影响会间接推动小说作者新的题材创作。上文还说到，由于写小说会引来读者购买，可以赚大钱，很多的作家都会转向写小说。但这个现象也许在之前都不会出现，因为西方古代和中国明代以前的作家更多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更希望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并不会迎合市场而做出什么改变。但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趋利心态，读者对小说的购买狂热会成为小说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清末时期，中国闭关锁国政策被放弃，外来的思想大量涌入中国，近代中国小说因此兴起，在清末报刊小说分类的演变过程中，由于翻译小说的繁荣而以舶来类为主。而读者对于这些舶来品的喜爱，也推进了中国的小说家往西方的小说的发展方向靠，从而产生了新文学运动与近代的中国小说。此外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印刷术的推广。印刷术是让读者更快更多阅读到小说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小说兴起的重要辅助。活字印刷术虽然在宋代就已经发明，但仍然存在诸多的弊端。到了明清时期，活字印刷除了沿用了之前常用的木活字以外, 当时的手工业者还创造出了锡、铜、铅、磁等数种新的印刷工具。印刷效率的大大提升，推动了文学作品在市场上的流通，使得作品得以走入寻常百姓家，读者能够更多地接触到小说，小说的普及率大大提升。这个理论用在外国也适用，外国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印刷术传入后也有了大规模的传播，从而推动了小说等文学类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