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冷战的进行，在“和平演变”政策的提出和苏联内部的政治局势变化的背景之下，美苏两国的“文化冷战”的愈发强烈。通过审视美苏在冷战时期的文化艺术作品，我们可以深刻理解这两个地缘政治上的大国在思想和信仰两方面上的分歧与争斗，以及两国如何利用电影来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与输出。一、两国在电影事业上的较量（一）技术上的较量——《战争与和平》20世纪1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电影企业来到好莱坞进行发展，从而在当地形成了一个集聚性的产业，到50年代，美国的电影业已经相当成熟。而苏联的电影业虽然在列宁时期得到重视和发展，但受到斯大林时期大清洗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许多电影从业者都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因此发展受到了阻碍，直到赫鲁晓夫执政后，面对美国好莱坞的如日中天，感到发展电影产业的必要性，才一改斯大林时期的政策，向电影产业投入了不少资源，并且推动了几部巨作的诞生。这场战争的白热化是在《战争与和平》一书的电影改编上发生的。1956年8月21日，美国派拉蒙公司推出了他们的电影《战争与和平》。1959年，苏联引进这部电影后，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然而，苏联的电影从业者却对这部电影大加批评，认为这部电影拍得不好，不能反映《战争与和平》的内容。于是在苏联文化部部长福尔采娃的支持下，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在谢尔盖·邦达尔丘克的带领下开始拍摄苏联版的《战争与和平》。最终，这版耗资巨大的苏联版《战争与和平》力压美国版，并夺得了奥斯卡奖。苏联与美国在电影拍摄上的较量，在苏联的领导和从业者看来是“在艺术品位和价值上超越美国”“捍卫苏联电影业荣誉”的重要比拼，是能够证明社会主义生产力大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一场重要竞赛。而从结果上来看，苏联举全国之力拍摄的几部电影确实在效果上力压了一众美国电影，至今看来仍然是十分优秀的作品。（二）话语上的较量——《解放》除了技术上的比拼，美苏两国的电影也在争夺历史话语权上有过较量。一直以来，美国都在通过电影对历史进行“美国式再现”，宣传美国历史观下叙述的历史，让历史变得向“美国伟大”的方向进发。其中关于二战的电影尤其多，例如1962年福克斯公司的《最长的一天》、1965年华纳公司的《突出部之战》、1970年福克斯公司的《巴顿将军》，都是宣扬美国在二战时的各场战役，体现美军的重大伤亡，渲染美国在二战中的伟大形象。对这种情况，苏联方面无法忍受，因为这相当于抹去了苏军的东线作战的功绩，如果美国的电影独占荧屏，那么二战的功劳就会成为美军的。为此，1965年底，勃列日涅夫召开了跨部门联合会议，认为苏联的二战电影明显落后于美国，必须迅速改变这种情况。苏联的电影从业者奥泽洛夫也发文表示苏联的二战电影存在明显缺位。于是，苏联文化部找到奥泽洛夫，请他拍摄一部二战电影。突破重重困难，电影《解放》最终登上了荧幕。这部电影取得了良好的反响，展示了苏军的英勇形象，让电影的历史叙事不再只有美国一家之言。然而，苏联的二战电影总数仍然是比较有限的，与美国的二战电影相比，数目是略显不足的，因此虽然争取到了一定的话语权，但是整体的影响力仍然不够大，时至今日都还有不少国家的民众没有认识到苏联在二战中所发挥出的重大作用。二、电影——意识形态工具（一）美国电影：国内意识形态的管控工具随着冷战的全方位进行，在1950年到1954年期间，参议员麦卡锡至此，美国国内反共、极右势力开始抬头，美国内部的反共政治运动日益活跃，许多疑似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即便并无问题，也会遭到恶意诽谤、肆意迫害。在麦卡锡主义流行的情况下，好莱坞内部的“反共”情绪也日益高涨。而且，麦卡锡主义还让美国军团引起了注意：电影自身强大的宣传力和影响力让美国军团认为，但凡电影界中的从业人员存在共产主义者都会对电影的放映和传播起到干涉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军团展开了一系列对电影行业的压制，包括但不限于公开抵制可能的共产主义者、管控允许播放的影片等，并且对符合美国价值观的内容提供场地、资金的支持，典型的代表便是1952年《我的儿子约翰》，其反对共产主义分子的做法，让美国军团深深赞赏，便大力资助，而同年的《正午》则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帮凶而被查禁。美国政府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对好莱坞电影进行了十分严格的监管，包括但不限于对电影内容和演职人员的审查。一些大量反映社会问题的影片会被贴上“颠覆性”的标签，并且难以通过审查放映，相关组织还会威胁影院全面禁止放映此类影片。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好莱坞电影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笼罩在紧张的冷战氛围中。由此可见，冷战期间美国的电影产业被美国各方势力利用、审查和管制，并与美国国内反共形势的高涨氛围相结合，向美国国民灌输了“美国主义”的所谓“优越性”。一些被认为可能有害于美国国家形象、有左翼倾向的电影，都被禁止播出。不过这种局势在60年代以后便逐渐好转，美国也出现了一些诸如《教父》这样反映社会黑暗面的电影。（二）美国电影：全球霸权的有力抓手在冷战期间，美国整体对外战略中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文化冷战”为核心的对外文化战略，美国政府有计划、有目的地将文化实力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工具。因此国外，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电影就充当了美国政府有力的意识形态工具，成为其在冷战中对外输出自身价值观、煽动颜色革命和和平演变的一大利器。在国际社会上，长期以来苏联电影出口寥寥，美国趁此机会利用好莱坞的力量，在全球迅速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美国亿万富翁纳尔逊洛克菲勒曾说：“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只有认同美国的地位，认同美国的文化，未来才能获得幸福的机会，而不是苏联”。对于苏联以外的其他国家，美国人想要宣扬个人主义、“美国梦”和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在这种情况下，电影就成为宣扬美国文化、意识形态及理想主义的一种手段，而好莱坞则成为美国政府向其他国家输出这些意识形态的主要工具。为推动电影在全球的传播，除了提升电影制作水平，美国政府还资助了大量的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并且拥有了一些奖项的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通过捧高美国电影，让目标国家的群众前去观看，并无形之中进行渗透——这一进程直到冷战结束都未停止。为了使其他国家的民众亲美反苏，美国电影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苏联的形象是典型的专制帝国，片中的俄国主人公往往天性向往自由，却被禁锢于现实的牢笼之中，例如1965年的《日瓦戈医生》和1990年的《猎杀红色十月》都突出了“逃离”这个主题意象。而美国则是通过向观众展现西部牛仔、都市英雄与移民家庭这些完全不同的形象在美国这种社会下的不同生活模式，打造了多样化、个性化的“美国梦”。通过观看好莱坞影片，观众可以了解到美式生活是什么样：美国人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甚至是想什么、怎么想。电影作为一种传播载体，折射了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不同视角描绘了美国从上到下的行为模式、审美趣味，从而在其他国家推销美国式的生活和社会模式。此外，美国的电影是一直在尝试着对苏联进行渗透的。苏联并未全面抵制好莱坞，恰恰相反，苏联国内电影界甚至仍与好莱坞保持一定联系。虽然对好莱坞影片的进口仍然是需要经过重重严格审查的，但是双方的沟通并没有被封锁。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展开与西方在经济贸易，教育文化交流等领域中展开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对苏联的文化交流随之扩大。在此情况下，艾森豪威尔迅速调整美国对苏心理战政策和行动，成立了美国新闻署，处理美国的海外宣传活动，包括推广美国与国外之间的如电影电视，展览会，教育等文化交流项目。随后，美国通过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法规促进对外特别是对苏的意识形态宣传，他们寻找苏联人可能感兴趣的内容以及生活中的痛点，利用电影发动了宣传攻势。而这种攻势就算经过了审查，也能有所突围，传达给普通苏联民众。（三）苏联电影：国内宣传的重要工具与美国电影不同，苏联电影起到的作用更多是在国内的，苏联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文化输出的重要性，因此在出海上也就不甚上心。总体而言，苏联电影在国内主要起到的是宣传成就和意识形态两方面的作用。宣传成就层面，主要是利用比较优质的电影，来体现苏联体制下拍出的电影是比美国体制下拍出来的要好得多的，从而展现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战争与和平》这一获得了奥斯卡奖的电影，此外电影《解放》也凭借着其拍摄的效果、剧情的精彩成为公认的巨作，是苏联电影的另一颗璀璨明珠。通过这些电影，特别是与美国电影进行对比，能够对内宣传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共产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成就。而意识形态层面，苏联政府通过电影，对内进行思想的统一和教化。在苏俄刚刚建立、万事百废待兴的年代，列宁率先意识到了电影在政治宣传上的重要性，这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就意识到要宣传共产主义，最大的困难并非政府打压，而是人民群众的认知能力和知识水平普遍不足，对剩余价值、阶级剥削一类词，百姓普遍听不懂也无感，但若是用电影这一毫无门槛的文艺形式进行呈现，就能有效传播。后来到冷战时期，苏联政府继续推进了利用电影在国内的意识形态宣传的工作，例如1959年的《士兵之歌》和1983年的《莫斯科保卫战》等电影，都是苏联培养爱国主义、宣扬共产主义价值观的一种方式。这些苏联本土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苏联价值观在国内的散播，削弱了美国通过电影进行的文化侵略。由此可见，苏联电影在冷战期间主要聚焦于国内，起到宣传成就和意识形态两方面的作用，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丰富了国内民众的生活。而在对外层面，苏联电影则较为疲软，主要影响力在东欧等地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也有几部诸如《解放》《战争与和平》的电影在各国热映，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并未形成更大的影响。美国与苏联两国在冷战时期通过电影产业，展开了一系列技术、话语和意识形态上的较量。其中在技术上，苏联凭借其体制优势，调用举国资源，能够在个别电影上取得胜利，而在话语上，虽然双方各有自己的电影，但美国仍然稍胜一筹。苏联和美国同时将电影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两国电影都有对国内的控制和教化的作用，但在对外宣传中美国电影明显起到了更重要、更巨大的作用。这些都反映了在冷战期间，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形式在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余联沅《疆臣贻误大局历陈危急情形折》研读
······窃臣闻近日军事责成李鸿章，朝廷念其前劳，畀以重权，深谋密计，胥归主裁，我皇上垂眷勋臣，远超前古，苟其尚可支持，臣亦何必多言，阻挠大计？乃臣广采舆论，细察情形，知危急之势莫如今日；而李鸿章膺此巨任，竟有万不能胜者。事关安危，臣若知而不言，何以对皇上？谨将该督臣之种种贻误及近日事事荒谬，敬为我皇上沥陈之。该督身膺疆寄数十年，其昔日攻粤、捻诸逆，以洋人得功，遂终身以洋人为可师，而不知改变。从前法人滋事，该督傍徨无策，幸而不北来，得以无事。当其时该督谓无海军，以致不能出海，于是创办海军，糜帑千数百万，而至今不能一战。是李鸿章之贻误大局者一。此次战事，实为李鸿章因循怠驰所酿成。当日若从汪凤藻、袁世凯、叶志超益师之请，豫先进兵，何至险要为倭所据、韩王为倭所虏，使敌人著著占先而我兵无可进之路？乃该督事事听洋人怂恿，大堕缓兵之计。是李鸿章之贻误大局者二。牙山之捷，趁此声威，添兵迅剿，足慑敌胆；乃任其孤军无援，置叶军生死于不顾。高陛轮船载兵前往，日本奸细打去密电，致倭艘截击海口，歼我士卒，而不能先事觉察，豫为防备。是李鸿章之贻误大局者三。丁汝昌關茸无赖，不能察之于平日；至临事之畏缩不前，又复曲为回护，而不立正军法以激励将士。是李鸿章之贻误大局者四。获敌奸细，不加穷究，且欲纵之。知敌装煤米，不复过问。又听他国洋人之策，意欲主和。平壤顿兵，该督不令攻打，显违诏旨，无复人心。是李鸿章之贻误大局者五。当未奉决战谕旨之先，欲倩俄人打倭，计不遂；又欲倩英人打倭，计又不遂。及圣谕煌煌，该督亦自知堕洋人狡谋，仰屋吁嗟，寝食俱废。近更忽明忽昧，坚愎自用，凡言战者，辄加斥责；而又听信二三佥邪不可轻战之言，他国洋人又从而恫喝之，隐持之。该督挟有欲和之意，以奉旨严切，未敢公然出口，而其心实无战志，故藉口兵轮少，又增买舟舰，以缓我师。无论临渴掘井，断不济事；即刻日来华，又安能猝得熟悉海道之将统领此船？平壤业已万馀人，何至不可一战？乃计不出此，该督胸有欲和之见存也、故津人传说，以为即其所亲附者亦无不以秦桧目之。夫能战而后能和；乃一味优媚，损国威而懈士心。是李鸿章之贻误大局者六。而臣犹曲为原谅，谓其布置虽乖，声威犹在，或者可以慑敌。乃该督举刘铭传，奉旨严催就道，竟以病辞，而该督毫无一词谴责。若刘铭传果有病，该督不当举；苟无病；该督尚不能致一旧部，何以克敌？况闻近日该督亦略有布置，皆恃盛宣怀、李经方辈粉饰弥缝，使粗疏者观之，皆以为无懈可击。而不知天津距京甚近，其衰老昏庸情状，不能掩人耳目。且日服洋人之药，苟延旦夕，尸居余气，一筹莫展，无怪人言啧喷，胥天下之人无不痛恨于该督也。夫该督生死有何重轻，而该督当此大任，何以能胜？臣又闻倭人狡谋，将猛扑津、沽，以图一逞。朝廷若再专任李鸿章，李鸿章又专任丁汝昌辈，一旦兵来无以御之，虽重治该二人之罪，深恐悔之晚矣。臣是以不避斧钺之诛，干冒宸严，沥陈于皇上之前。臣亦知临敌易将，兵家所忌，然当此万分危急之时，若犹胶执成见，恐决裂不可收拾。相应请旨迅简知兵之大臣，出统其师。如或万不可易，惟有请于津于京，团练劲旅二枝，以资守御。至各路奉调北来之兵，闻已不少，应请旨电饬各将，务于中秋前到京。盖臣闻八月十五日（9月14日）崇上徽号，当庆典宏开之时，正敌人窥伺之日，故不得不防其渐也。······【概述】在这篇奏折之中，余联沅在李鸿章被委以重任的情况下，针对甲午战争及李鸿章过去表现的战况，向皇帝批评了李鸿章在军事责任上的种种失误和错误。第一，李鸿章能够跟从洋人的经验，但没有改变过去的思维方式，有兵而不用；第二，李鸿章事事听信洋人的怂恿，导致了战机的延误；第三，他在战事中缺乏决断力和行动力，导致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形，我军无法进攻；第四，他对敌人的情报和间谍活动处理不当，没有加以穷究，甚至有意放任；第五，李鸿章内心有和平倾向，或者说投降主义，不重视战斗，损害了国家的威望和士气；第六，他对军队的组织和指挥能力不足，缺乏激励将士的军法措施。此外，余联沅强调李鸿章表面上还有威名，但是他在布置军事上存在疏漏，也缺乏凝聚力，又在李经方等人的表面功夫下，掩盖其衰老昏庸的情况，其实根本无法胜任这个职务。总体而言，余联沅认为李鸿章在军事责任上的失误和错误严重，对国家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并建议迅速调派能力强的将领来统帅军队，并加强京津地区的防御。【分析】在这段叙述中，余联沅从思维方式、决策失误、工作表里不一、存在和平倾向等多个方面对李鸿章的能力进行了否定，指出他衰老昏庸，根本无法胜任该职务。那么他的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李鸿章进入官场的过程之所以较为平稳，与他父亲担任刑部郎中的关系密不可分，他通过拜访安徽的许多高官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的晋升也是因为在国内的战场有几个功劳，才得以擢升进入晚清权力中心，实际上其指挥思想与能力都是远远不足的。此外，他还挪用大量本应用于军事的资金修建园林，以取悦当时的权力核心慈禧太后，借用贿赂的方式来获得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第二，尽管李鸿章在内部确实组建了军队，打过几场胜仗，具备一定的战斗经验，但其实他指挥战争的能力相较而言是不足的，余联沅很显然也注意到了。例如在日本派兵进入朝鲜之后，李鸿章对于走向战争还是保持和平的态度摇摆不定，他与日本进行了反复交涉，但日本拒不撤兵，反而越派越多。李鸿章醉心于谈判调停，主观上极不希望因我方较积极的军事行动或战前准备刺激日本，进而在外交上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在增兵朝鲜问题上犹豫不决，行动缓慢。他还试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相信这两个国家会给出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法。李鸿章在朝鲜的一系列行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不战、不和、不走的消极战前准备态势。他这样的态度，直接导致清军错失战机，从而造成了牙山之战的失败，北洋水师对黄海的制海权尽失，其余船舰尽数退至威海外围的刘公岛。再后来，“避战保船”的思想更是严重地导致了清军的溃退乃至甲午战争的全面失败——只防御而不进攻，怎能制敌？不能制敌，船又如何能保住？可见在对日作战方面，李鸿章本身缺乏判断能力，过于听信外人，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战争，更不谈带领军队走向战争的胜利。第三，李鸿章在外交上有过“联日”倾向，这也是为什么他在甲午战争中对日本是那样的一个态度。力主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是李鸿章“联日”的开始。在甲午战争战前，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李鸿章就已经展现出“联日”的表现，同治十三年的日军侵台事件，李鸿章就推行妥协外交，靠赔款息事宁人，日军侵台虽然使李鸿章对日本开始产生怀疑,却仍没有放弃联日的想法。李鸿章对日采取一再退让政策，也给清政府造成了被动的局面。到了光绪四年(1878)，琉球使臣对于日本阻其向清朝上贡一事向清政府求援。李鸿章却认为：“中国受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再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 虽然在1879年日本宣布吞并琉球为冲绳县之后，李鸿章从“联日”的思想转为“防日”，但过去的思想仍然会影响李鸿章的外交政策。在这样的思想下，甲午战争中李鸿章在军事方面极力避战求和，在外交上也一直无所作为。而在日后日本以各种理由推脱讲和，几乎“指定”地要让李鸿章来和他们进行谈判，最后朝廷让他“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议和”，也侧面证实了上述的情况，由此可见余联沅在奏折中所提到的观点也是有依据的。第四，李鸿章在外交上倾向于妥协和退让，同时热衷于列强调停制衡。其总的外交政策是“力保和局”、“以夷制夷”，这极大影响了他的外交观念。例如中法战争初期，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私自签订条约，清军取得镇南关之战的胜利，李鸿章在战争中主张“乘胜即收”，建议挟胜与法国缔约。无论是余联沅主观看来还是我们作为后来者回顾这段历史，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重要人物，在这几次条约签订之中存在严重的妥协倾向。此外，在外交领域，他将解决中日争端的矛盾寄托于西方列强会“正义”的介入并提出"调停"。例如李鸿章曾经寄希望于俄国，但次日, 俄国使节通知李鸿章：俄只能以友谊力劝日撤兵, 未便用兵力强勒日人。初九日, 叶志超电李鸿章, 认为派大部队前进为上策, 撤兵为中策, 守此不动为下策。次日, 李电译署, 认为上策须缓办, 请示中策是否可办? 就算到这个时候李鸿章仍然想着的不是出兵，而是撤兵保持和平。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了，寄希望与列强和国际组织，自己放弃军队的抗争，最终一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因此，余联沅认为李鸿章对外只求和平、退让妥协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他在这个危急时刻，确实不适合被委以重任。第五，余联沅认为，北洋舰队根本不能与日本一战，这里需要分开看待。一方面，至光绪二十年, 日本在军事制度、军事装备、官兵素质等方面已明显优于中国, 在国际上对俄国的虚声恐吓也不甚畏惧, 发动战争、扩张疆域已迫不及待。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水师的战斗力明显不足，虽然号称亚洲第一水师，但是由于经费的挪用和管理的疏忽，其战斗力远远不如日本的舰队，而李鸿章等人对此估计不足，自以为北洋水师战力甚高，这还会造成轻敌的情况。另一方面，这是他否定洋务运动以及北洋舰队建设现实作用的表现。其实他没有注意到的是，晚清北洋海防建设在李鸿章的主导下，变以往“以守为战”的海防观念为“以战为守”，实践上强调陆海并举，重视陆海间的协调与系统性，在十余年的海防建设与布防中，构筑起以“北洋海军”为主要内容的近代化海防体系，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然而，不论是站在现在的角度还是就当时的视野来看，洋务运动的作用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它仅仅是技术学习，试图模仿洋人的工业产品，但却未意识到背后支撑着这一切的一个庞大、有力的工业体系，也没有来自政府的坚定支持，因此在许多方面的帮助确实有限。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洋务运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北洋舰队的兵力，这是余联沅在这篇奏折中所忽视的。毕竟从他作为朝廷官员的角度来看，洋务运动是一项浪费国库大量白银的运动，却没有明显的改变，也即“糜帑千数百万，而今不能一战”。当时的朝臣也因此认为，洋务运动也无法改变清王朝的腐朽落后，可以说是一次失败的举动。第五，余联沅指出李鸿章听信外人的意见，并且不听取自己人提出的正确有益的意见。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可谓正确意见一律不听，错误意见全盘采纳。例如，李鸿章就算是自己亲近的丁汝昌的抵抗主张也未能正确评估，在决策过程中对其意见未予重视，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此外，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虽然李鸿章与日本进行了反复交涉，但日本拒不撤兵，反而越派越多。李鸿章醉心于谈判调停，主观上极不希望因我方较积极的军事行动或战前准备刺激日本，进而在外交上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在增兵朝鲜问题上犹豫不决，行动缓慢。犹豫许久之后，在朝廷一次又一次的压力之下，才派遣太原镇总兵聂士成和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淮军两千余人前往朝鲜。第六，余联沅指责李鸿章用人不当。他任用的人员只会对李鸿章言听计从，缺乏独立思考和抵抗意识。与李鸿章一样，他们只有在战争来临时才畏敌如虎，采取妥协政策。在他的指挥下，原本有着较高抵抗热情的丁汝昌也未能真正施展拳脚，甚至在朝廷中被人怪罪，认为他也是妥协的一派，毫无能力，就像余联沅的奏折中提到的那样。 李鸿章坚决不同意以湘军统淮军，反对帝党“以剂湘淮”的构想。七月二十九日，军机处传旨询问李鸿章：“前据奏，李鸿章奏统率需人，请饬刘铭传迅速北上。昨据电奏，因病未能赴召。现在进剿各军应否另调大员统率？著李鸿章迅筹具奏”。八月二日，李鸿章复电把朝鲜的战局说得十分有把握，不另派统帅也不会误事，其用意是阻止朝廷在淮将以外另选统帅，并非真的不要统帅。文献中还指出，李鸿章在陟罚臧否上也做得不好，面对有因病拒不到任的重大过错之人，李鸿章不加重视也没有进行合适的处罚，反而因自己和他有交情和信任就一味为他说话。结合其他文献资料也可知道，李鸿章多次为叶志超渲染战功，导致朝廷的判断也出现问题，据聂士成称：“电旨派叶军门为诸军统帅，一军皆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禁会觉得他有意提拔自己的亲信。这表明其任人唯亲、奖罚不当、识人不明。第七，李鸿章在面对间谍和地方俘虏时未能合适对待，这点余联沅的指责也是属实的。例如日本间谍石川伍一被捕的当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即向驻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汇报此事。在接下来的审讯中，石川伍一起初不承认自己是间谍，但后来在证据面前，他只得承认在中国做间谍活动，探听情报的事实。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全权处理此事的李鸿章却没有立刻上报朝廷，而是等到8月15日朝廷在质询此事时，李鸿章才正式承认此事，并称还在审理之中，是否是间谍还未确定。李鸿章要么是根本不了解间谍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要么是对公务处理毫无能力。而且已经如此多天过去，石川伍一也已承认间谍行为，而李鸿章说他“是否是间谍还未确定”，肯定是有问题的。张仲炘说，日本间谍案被破获后， 李鸿章隐匿了在查案过程中查出的地雷炸药的事实。他认为李鸿章办案不力是因为这起日谍案牵涉到他的亲外甥张士珩，而他是被石川伍一收买的刘棻的顶头上司。最后，他建议把刘提交给刑部审理，深究此案。李鸿章见此案难以遮拦，9月11日，他就向总理衙门汇报说，经查实石川伍一确系日本奸细。最终石川伍一和刘棻被处决，汪开甲被监禁，张士珩被革职。这起案件被称为“甲午日谍第一案”。可见李鸿章对待外国间谍之不谨慎。
浅谈水分对中国农业的历时性影响
大气中的水分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对人类的农业生产形成诸多的影响。要寻找到这种影响，可以按照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也就是纵观历史或只聚焦于一个时代。在数千年的时间中，中国的农业必然是随着水分、温度等因素产生了大量的变化和发展，而水分的变化带来了尤其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历时性研究。然而，由于中国的版图辽阔而且不断扩大，在历时性研究中必然也需要兼顾同一时期各个地区的差异，以保证论证的合理性和完整性。从中国历代气候变迁和水利工程建设，我们或许能窥探到大气中的水分对人类的农业生产形成的诸多影响中的一角。水分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从始至终的，早在先秦时代，水分就对中国的远古先民的农业生产选择产生了影响。最典型的就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它是公认的能够大致划分我国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线，这一法则在我国古代科技尚不发达、对水分的调配能力较弱的时期尤为适用，为我国千年的历史格局奠定了自然基础。我国在新时期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农业，但是农业的出现是分地区的。在那个时期，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东、以南的部分大多会选择农业生产，目前学界认为，我国上古时期的农业起源点有两个，一是河北磁山文化的粟，二是湖南彭头山文化的稻。这两个地区的水热条件都不同，稻对于水的需求量远远大于粟：近代的实验标明，稻的需水量在700毫米上下，而粟只需要少量的水分即可生长，所以两地会产生不一样的作物。而以北、以西的地方由于水分不足，大多数粮食作物难以生产，以现在的数据来看，拿需水量相对较少的小麦来进行分析，其需水量的范围为317～356 mm, 平均需水量为331 mm，表面上看其需水量低于400毫米，但这仍然是一个远高于上古时期西北地区大气中所能提供给农作物的水量的数字。而上古时期又相对来说不需要经济作物，因此根据目前的考古研究发现来说，西北一带鲜少发现进行农业生产的历史遗迹，其兴起也多是从牧业开始的。水分会对农业生产提供帮助，但也会带来挑战，先秦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生产力的发展，在水分条件合适的地区，农业生产不断扩大，这也是水分对农业生产规模扩大的支持。然而水分也并不全是帮忙，也会带来一些灾害。我国水利工程确实历史悠久，但是在虞夏时还没有成型的水利工程，再加上当时降水量的增大，各地都发生了水患，对老百姓的农业生产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因此合理利用水资源和水利工程的建设成为了人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大禹治水之传说也由此而来，他疏通水渠，“随山浚川，导水入海”“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合理地运用水利工程，来让民众能够灌溉农田，又可以免于洪水的侵扰。随后有着合理的水分供给，商代和周代的农业生产都能稳步发展。秦汉到晚清的这段时间里，我国季风区的水分条件是多变的，因此不同的朝代都有不同的水利设施，农业生产情况也各不相同。季风区的水分，在两汉时期从北往南呈现“湿-干-湿”的局面，秦岭以南和黄河以北大多偏湿；而在魏晋到唐的这段时间里，由于季风强度和方向上的一些变化，这一方向变为从西北到东南分布，情况为“干-湿-干”，尤其是到隋唐时期，降水变率更大；五代北宋时期的干湿分布情况可以说非常复杂，不仅仅是有东西方向的分异特点，还存在着南北分异的现象但却并存南北与东西分异的现象。南宋到元代除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华北的东北部地区和河套平原一带，大部分地区都比较干旱。明代则是正常的东南到西北依次递减的情况，而清代就和南宋到元这段时期里的分布情况基本无异了。因此，从秦汉一直到元代，各个朝代都有不同的农业策略和技术来应对水分条件的变化。面对多变的水分条件，我国先民发展出了一系列水利设施工程，例如秦朝就有“四大水利家”，他们通过水利设施在水分与农业的关系之间建立起平衡，不仅将水分合理分配到了作物上，还保证了水分不会因为泛滥而危害农田，也对后世的农业生产、水利设施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除了建设，水车等工具也被人们发明，以改变水资源的高低分布，让地处的河水得以灌溉到高处的农田。这样的做法，让部分水分条件较差的地区——例如地势较高的河谷平地——也能够较为便捷地进行灌溉种植。后来的人们更是撰写大量的著作，来记载当时或历史上的各项水利技术，例如靳辅的《治河方略》。随着生活品质的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增加，原有的较为扁平化的作物类型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在农业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老百姓对于更加丰富的农业生产项目有了要求。特别是到元代，随着航海的发展和国家之间的往来愈发紧密，外来作物不断传入，丰富了农业的生产。因此，各地开始根据自己的水热条件，种植一些经济作物，而作为决定性因素之一的水分，自然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元代时期，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水分条件都比较不充足，因此需求水量较少的谷类作物就兴起了，粟、黍、稷、梁、秫都是这个时期在干旱地带广泛种植的谷类。各地的经济作物也在这个时期有所发展，比如棉花的广泛种植就需要缺水干燥的环境，木棉更是从原本偏于西南发展到了北方地区，桑麻的种植分布也体现出了水分的变化。当然，水稻仍然在北方部分降水条件较为充足的地方或南方多雨的地带有种植活动。这就体现了水分对于元代时期种植品类拓展以及其分布状况的影响。进入近现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分能够更好地为人们所用。民国时期由于时局混乱，不少气象观测和水利工程建设都难以开展，而由于民众的穷困，也鲜少有新技术出现，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一系列水利建设和气象研究，这一情况才发生改变，水分和农业生产的关系随着科研人员的不断推进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成果。水分和农业如今协调得相对较好，并不是说如今气候条件就不像中国古代那么复杂，而是现代科学技术和治理手段起到的作用。这样的好转一方面仰仗国家在治理过程中对水利工程的重视，例如毛泽东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大兴水利的思想和实践，南水北调工程的开发和进行，诸多河流上大坝的进行，都是水利工程对于农业生产的调节作用，这些实践其实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与水分斗智斗勇的延续。另一方面就是当代气象学的发展，能够及时地预测大规模降水、山洪等现象的发生，使得民众能够更好地预测将要发生的气象灾害，以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与前文提到的水利工程相比，气象学的观测和预警是近现代新产生的一种与水分带来的灾害斗智斗勇的方式。如今虽然仍然会有梅雨、台风等情况导致大量的降水，造成农业上的灾害，比如前几年在河南发生的洪涝灾害，但是有诸多大坝等水利工程的调控，以及及时的预报让农民能够进行提前准备，与我国台湾省在前些年旱涝灾害中的表现对比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那几年的异常天气中，台湾的农业遭到重创，甚至带来部分农产品大规模减产，可是大陆在异常天气中的农业生产却没有出现大规模减产现象。由此可以看出，随着新中国的建设，水分异常带来的损害已经远远小于之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仅限于减少水分异常的危害，更重要的是能够改变水分不足或水分过量的情况，让一些无法发展农业的地段也能够进行生产种植。例如滴灌技术为干旱地区带来了全新的灌溉方法，也比大水漫灌更加节省水资源；对于气候的精准分析也为干旱地区指明了种植的方向，例如新疆的葡萄、番茄和西瓜等，使得更多地区能够有种植作物的可能；大棚和加湿器为一些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水分支持，让一些水源并不紧缺但空气干燥的地段有可能种植这些需水量较大的作物。此外，人工降雨的进行也是从气象学上对局部地区缺水的情况进行调节，有效地改善了我国部分地区因季风气候导致的冬春季节干旱的情况，为当地的农业发展提供了水分支持。如此种种，都是水分与农业生产在当代产生的新变化。由此可见，水分和农业生产的关系一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水分对农业固然会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但是只要人类可以合理地运用自己的才智，就可以调控两者之间的关系，使其产生较为正面的影响，或减少它带来的灾害。因此从宏观和全局的民族历史角度来看，在我国历朝历代的水分和农业关系之中起到最大影响的，其实还是人类的认识水平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只要人类的科技水平或者技术能力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让水分满足人类农业生产生活的需要。
每个地区的成长与发展，都随着历史的厚重车轮前进。一个地区的经济史、政治史与思想文化史，共同构成了社会变迁，同时也在相互影响着。而我们许多人，受到传统观念和刻板印象的影响，往往不能全面地看待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发展。于是，弗里德在这本书中用一些新的方式向我们描绘了中世纪时期西方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与传统观念不同的思考，为我们打破僵化的思维、窥探西欧中世纪时期的发展变革提供了一个契机。在我过去学习所形成的刻板印象里，中世纪是黑暗、迂腐而愚昧的，教会的压迫使得人民生不如死，教会掌控欧洲主流文化，普通民众多是文盲，而且被洗脑和愚化，不论是农工商还是宗教都让人喘不过气来。但果真如此吗？弗里德的笔触带领着我，走到了中世纪时期教会统治以外的西欧社会另一面。在那里，我真正看到了中世纪并不是完全被教会所掌控，而是有不少发展、进步和开放的事物在，是后来欧洲进步的重要一环。在书中，我切实地看到了在欧洲的各级人民中，确实存在着一股尽自己微薄力量在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文化的力量，也在寻找着属于那个年代的救赎，以与中世纪的教会进行对抗。书中的一个例子便是勃艮第公爵厄徳及其所支持的“西多会”，那时东罗马日薄西山，处处酝酿着内战，也有流言“敌基督”即将降临，往日宗教的能量被极速消耗，人们需要新的思想，以替代过去的旧宗教思想，而寻找这种新思想的过程，在中世纪社会广泛存在。例如十一世纪末出现的“西多会”，与其他广大宗教信徒们相比，他们过着更为严格、纯洁的苦修生活，并将其视为属于自己的救赎，认为这才是天主教的正确之路。像他们一样的人还有很多，也许他们的努力很微薄，也许无法带来很大的变化，也许中途会有不少人退出——比如“西多会”的第一任院长罗贝尔。但是就算有着以上种种的困难和屈折，就算力量微不足道，新思想和寻找救赎的精神在中世纪也是始终存在的。由此让我思考，过去对中世纪人人服从教会指示、教会权威不可逾越的现象是否并不符合实际。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在我读完书后，我认为这所谓的“黑暗”是基于新教教徒而言的，因为那是一个天主教占绝对统治的时代，教会的阴云笼罩在整个西欧和地中海沿岸。但是在经济、文化方面又是如何的？似乎并不像宗教那么黑暗。诚然当时的环境是很压抑的，但是在中世纪时期，西欧逐渐开启了认识西欧以外世界的大门，促使着他们去探求知识，寻找真相，一批批的商人由此出发，一位位传教士踏上西欧以外的土地，内外的经济文化关节被打通，西欧与世界连接了起来。在那个年代，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和自身的反思，更多的革新也被爆发出来，思想文化也一步步走向世俗化。那么这样的中世纪，又怎么能被用一个“黑暗”就概括呢？从弗里德的叙述视角中，我猛地意识到，我不能再像以往一样思考和分析事情了，必须要采用更为灵活的视角来看待中世纪这个时代。用一个词概括任何事物都一定会陷入以偏概全的泥潭，以往光靠偏见和狭隘所形成的认知是绝对不够的，思维僵化是最恐怖的错误。中世纪确实在一些方面是黑暗的，但是不可以否认中世纪也有其抗争的一面、发展的一面。作为历史学习者，我们不能以停滞的眼光看待这段历史，而应当着眼于其中的变化与发展——毕竟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的。中世纪是西欧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一段不断追求救赎、迫切向前寻找出路的历程，也是西欧文化接轨世界，与其他地区相连接的历程，更是一段充满了革新、弥漫着新思想气息的时期。而在对历史进行描述时，弗里德并不是像一些史学书籍那样一味列举重大的事件，而是采取了新型的叙事方法——以侧面描写为主的叙事方式——来为我们展现中世纪社会更加全面、更加详细的一番不一样的景象。这种侧面描写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描写一些个体对陌生文化的接触和认识所造成的文化拓展和交流，来侧面地体现当时社会的变迁；另一种是讲述社会环境中一些典型家族、组织或人物的兴衰成败，以侧面反映社会的情状。第一种的手法在书中广泛使用，我的例证来自教宗分立时期的阿贝拉尔。作为一名逻辑学家、神学家和哲学家，他对于其他民族的认知与普通人存在一定差异。在当年不少人对于犹太人充满憎恶时，阿贝拉尔在接触了犹太的历史与文化后，十分欣赏犹太人的哲学和科学，他虽未直接转向犹太人中流传的“卡巴拉思想”，但是却能够清晰地感受到犹太教哲学和精神思想中所蕴含着的重要意义和社会价值，因此主张基督教应当对此有所改变和取舍，而在他之前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点，大多都是以一个保守和批评的姿态去看待“卡巴拉思想”的。这样的例证还有很多，体现了中世纪社会并不是封闭的房间，人们在里面按着教会的指令活动，而是有人能够从虚掩的大门中探出头来，去看自己的邻居都在做些什么的。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中世纪社会中的思想并非教会主导的一潭死水。这样的好处在于，它通过典型人物对于历史的认识，以及相近时代不同人物对于相同事物的不同观念，让读者认识到即便是在同一时期，思想交锋也是很激烈的，而非粗浅的历史学习者所认为的那样，对于某个特定的事件就是只有一个观点或者理解方式的。 打破了读者对于历史研究的传统观念，开拓了读者的视野。第二种叙述方式则典型体现在了法兰克王国的兴起和鼎盛时期。在这个时期的叙述中，弗里德描绘了众多的中上层人物——包括但不限于国王、教宗、商人、学者等。通过描写不同独立的人物或某一家族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更清晰地为我们展现了公元五世纪末到九世纪中叶期间，法兰克王国在三百余年内，在政治上的变革、经济上的发展、文化上的变迁以及科学上的进步。这样的叙述方式的好处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通过如此的侧面描写的叙述方式，不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都在书中有所体现。使得这本作品的叙述在范围上更加全面，能够覆盖到主要的几个社会分类。第二个方面是，这样的叙述方式能通过不同的上层身份的视角，来反映相近的历史事件，一方面使得历史现象的体现更具有说服力，另一方面也让读者能对这样一个历史事件能更有立体感的认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相同的历史事件或时期，以及一个历史事件或时期对个人的影响。可见，弗里德在本书中所运用的侧面描写，一方面打破了读者的传统认知，另一方面增强了读者对历史事件的立体观察。这样的做法很大程度上为读者更好把握中世纪社会局面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视角，有助于读者理解中世纪的社会。弗里德的侧面描写，不但避免了扁平化和模式化的认知，而且间接地产生了我接下来会详细叙述的一个本作品的重要特点。这本书在观念上我认为最特别的一点，是它对于文化演变中的延续性与断裂性的叙述，也是我认为其价值所在。与其他的历史书籍不同，弗里德并不完全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诚然，历史发展是有连续性的，但是弗里德指出了其更为重要的一个特性：断裂性。断裂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断裂，另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断裂。从个人与个人上来看，在弗里德的这部作品的叙述中，读者能够看到当时的历史人物面临道路选择时是怎么做的。历史的大道并不是一马平川，也不是连续的、更不是有目的性的。从宏观上来说，作为历史的一部分，个人根本不知道最终人类将会走向何方，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个人的行为可以很小，小到一个人就能完成；个人的行为也可以很大，大到彻底影响社会的走向。从微观上来说，当人在做某一件事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会发生或存在他所不了解的其他事情，而作为局中人，他没有办法知道这些“其他的事情”会对他的当前的所作所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两者结合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后果。人们使用自己有限的知识中对一件事物或思想进行评断，每个人又有着独自的看法，或根据自己的社会阶层有特殊的思考，这就导致了碎片化。在这样的不确定性中，就算是同一个国家，在一个具体的时代内的不同个人，或是不同时代内的具体个人，对于同一事物或者趋势的认识必然不是线性的，而是有断裂的一方面的。从国家与国家来看，西欧作为一个松散的地域概念，每个国家必定都有其特定的发展环境，因此人们对于事物的认知必然也是有所不同的。因此，不同国家会往不同的方向发展，就算整体的大方向不变，但每个地方也会有其各自的特色。例如中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兰西，它们在逐渐朝着国家的方向演变，法兰西长期保持着一个相对松散的结构，但是英格兰就能有统治者威慑四方，甚至改变了与宗教的关系。在那个时代，两个国家的领导者和人民都无法预见这么做最终导向的结果是什么。若改革和政策开了倒车，那他们就得重复地踏上同一个道路，而非直直地朝近代化发展。这种断裂性是必须会存在的，是历史个体主观上无法避免的。只有我们如今研究时，才能以上帝视角从整体上来观察，并看到一条较为连贯的脉络，了解这些改革和制度所导向的一系列结果，并将其中一个个过程不合适地称之为“连续性”，并加以目的导向。然而，这本书也有一定的问题在。在阅读时，我总有一种违和感，过去我在阅读书籍时，总是会注重“小民”在历史中的体现。但是，这本书的似乎在对于底层的生活描写上并没有着许多笔墨，我尝试着寻找“小民”在书中的踪迹，但是发现并不多，更多的是一笔带过的。在书中，弗里德的着墨主要在王室的变迁上，一个王是怎么兴起的、做了什么、为何退位等。就算有对底层的商人、士兵等群体进行描写，也多是以居高临下式的角度进行描写。比如在描写捕鸟者亨利在位的时期时，弗里德在描写底层人民的宗教、军事和手工业生活的时，更加注重的是上层对下层的政策、当时有什么新的技术，甚至这些方面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也都是从上层的角度来说的。它缺少对于广大底层人民生活内容的描写，来展示当时中世纪社会底层的那些“小民”内心的国族建构，以及在这些“小民”身上展现出来的独特的家园情结。因此让我们读者比较难形成对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建构的观念，也难以设想出当时社会的全景。要改变这个情况，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书中既然举了不少中上层社会的人物或家族的生平来反映历史事实，那么在其中添加一两个底层人民的视角想必能让叙述更为完善。底层人民眼中的采邑制改革是什么样的？他们眼中的中世纪城市自由吗？他们对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怎么看？只要略微补充上哪怕少数几个从下层“小民”视角出发的看法，这本书的立体感便能更加丰富，兼顾了上、中、下层民众的视角。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缺陷并不完全由于弗里德的观念引起，可能也有那个年代本身留存官方史料本就不涉及这些内容而“小民”的日记又难以保存下来的因素，以及历史著作对于内容真实性、严谨性的要求，因此作品中对于这些“小民”的生活与视角无法详细叙述——至少不能像《呼兰河传》那么写。但是像书中这样，只聚焦上层的变迁和利益，而淡化民众生活情境的历史写作，那么它的叙事一定是不完整的。总而言之，这本著作史实详细，叙事丰满，在对于中世纪的定性问题和历史发展的问题上也有较为独特的见解。尽管不可否认地，这部作品中存在一部分在叙述和视角上不够全面而导致有缺失感的情况，然而瑕不掩瑜，这本书的值得学习的地方还是更多的。仅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这部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着的知识令我受益匪浅，对我浅薄的中世纪史学习提供了许多帮助，弗里德在书中所体现的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也很值得我思考，改变了我过往对于中世纪的狭隘认知，为我的历史学习提供了方法支持和视角支持。
现实是文学大厦的地基，而思想是铸就高楼的砖瓦。文学的发展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但思想的发展却是文学创作的真正动力。中国现代的思想，经历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新文学的启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新儒学在大陆的传播等历史进程，这些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使得中国的文坛得以在这一时期产生一定的繁荣，并相较于前代有着时代性的特点和稳步性的发展。书中最让我关注的是，为什么每一次的时代发展和新思想出现，文学并不一定完全同步于思想，而是会有先或者有后呢？对于先，我们不难发现当初在启蒙和救亡图存的大旗帜下，思想如此繁多，但封建主义还没有完全消除，为何文学可以率先摆脱这个局面，大力打破封建主义的枷锁，在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还没有完成思想解放的时候，知识分子就以文笔作为武器挥向腐朽的中国传统封建主义社会？社会总体文学现象何以比社会总体思想现象来得超前？而对于后，为什么明明民国已经建立多年，却还需要新文化运动、文学改良运动等社会活动，来让文学跟上思想的步伐呢？为什么前一个年代还超前于思想现象的文学现象就已经落后于它了呢？原来我是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在读过这本书后，我结合曾经对社会经济学原理的一些基本理论的研究，有了一些全新的思考，我认为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在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社会思想的发展和文学的进步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是逐级发展的。诚然，历史发展是有连续性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其更为重要的一个特性：断裂性。历史的大道并不是一马平川，也不是连续的，更不是有目的性的。当时的历史人物面临思想和道路的选择时，并不是按着我们如今看到的既定方向去走，不同的思想家和作家哪怕在同一时代，由于其阅历不同，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方向，只是最后哪派战胜了另外一派——比如书中提到的三次学术论战，张君劢等人主张回到宋明理学，丁文江强调科学能够解决社会上的一切问题，还有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封建性质的分析等。当时的几派也许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造成一种假象：每个人的思想都是先于时代的。而在我们后世人看来，有些“超前”于时代的思想，不过是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学术争论的自然而然的现象，其实质还是在那个历史的大环境下的，其产生的文学作品也并没有特别超前于时代的思想，只是我们后世人看来它的方向是“进步的”、“正确的”，才会将其直接归入进入下一个时代的先声——中国陆九渊的心学，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是很好的例子。另一方面是，思想史的局限性让我们在特定的阶段会忽视特定的人群。在清代末期和民国初期，我们着眼于先进的知识分子，而忽视最广大人民的思想文化状况，因此会把上层少量知识分子的先进思想，看作是那个时代普遍的声音，而忽视了那个年代最基本的文化状况。到了民国中期，知识分子发现不能只是自己有所进步，需要唤醒民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对启迪人民的思考尤其重视。因此，当时有着大量的“民智未开”的论述，也产生了大量的接近民众的文学。由此可以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个年代文化和思想谁比谁先进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而是我们后来研究者的着眼点发生了变化。然而，这本书也并非每个观点都能被我接纳，最典型的是其“告别革命”的一个表述。书中确实是有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些内容，然而我觉得“告别革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思考，因为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绕不开的一个部分，如果“告别革命”了，这种所谓的“不同视角”看中国现代思想史，其实无异于在日食的时候看太阳——被月亮挡住了其最关键的一个部分。思想史永远不应当脱离社会历史而存在。会这么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就中国当代发展的情况，不少学者都认为一切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红色经典在中国的传播都是典型的成功传播。虽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过犹不及的现象，但是总体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红色经典确实在中国民间产生了非常良好的传播效应，绝对不是应该随意被绕开的点。这也是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需要注意的一个点：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传播方式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接受？世界上共产党有很多，为什么极少国家能像中国一样，马克思主义在民间广为流传？邹振东在其《弱传播》中对十月革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评价：“炮弹的威力只在有限的范围，而炮响的能量却可以借助传播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十月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大家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庶民的胜利》引起了广大人民逐渐的认同，因为他们自发认为马克思主义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而自己的利益和努力会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中国长久以来的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遗产与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不仅毫不相干，甚至有相互冲突的情况，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作者们需要构建一套自己的道德理论体系，来彻底改造民众。李大钊的“到民间去”的号召，对于“改造精神”的强调，以及对大众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宣传和解释，再到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以及革命故事的宣传，都是构建属于自己的道德理论体系、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种尝试。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传播能够成功，而日本共产党在推翻传统的日本天皇统治中却惨遭滑铁卢的原因。走出“革命崇拜”也是书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但是革命崇拜一方面是中国当时正常的思想现象，另一方面也是一种难以绕开的内容。而且，当时革命思想的传播确实非常有可取之处，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个革命能够做到如此的传播地步，也许最后这样的路线走上了极端化，但是却让中国思想能够前所未有地统一起来。当然不可否认地这也导致了思想的单一，因此改革开放后从中国内在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思想——尤其是后者——中产生了大量的新思想，各种新文学类型被大量开发出来。然而就算到现在，当我们回顾红色经典的传播，大家也会觉得“三红一创，青山保林”这些小说是特别能够接受的红色传播形式，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都会很乐意去自觉接受这样的红色传播。所以我在阅读的过程中觉得，李泽厚先生“告别革命”和走出“革命崇拜”的这种观点并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观念视角。当然有新的观点和对惯例的质疑总是好事，作为上世纪末的产物，确实也是很新奇的内容，这本书中的论点也让我的一些原有思考产生了冲击，只是在我个人的立场上，也许是学识浅薄，李泽厚先生所提出的这两个观点让我比较难以接受。中国现代的思想史有着太多太多的曲折、纷争和内战，但是有一点是恒定不变的，就是从现在往前看来，它一定是不断向着历史的未来发展的，就算其中会有一些曲折。而我们不应当盲目地对思想有所偏执，否则就会重演一些历史悲剧。李泽厚先生在书中所体现的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也很值得我思考，冲击了我过往对于现代思想史的一些较为狭隘认知，给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看待革命文学的视角，也让我能够再次思考自己的观点，为我的文学学习提供了方法支持和视角支持。
中华历史博大精深，一直为我所神往。这几周来，我阅读了何启君对顾颉刚先生访谈整理而成的《中国史学入门》。在书中，我看到了历史之紧密维系，文化之绵延千里，也了解了许多从未听闻的知识，受益匪浅。书中的内容也很值得发散，结合先前所学、所闻、所见的内容，思考书中未明确提出的现象。第一章：中国民族史脉络书的第一章中，第一节就打破了大多数人持有的两个错误认知；在第二节中简要介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内容包含了民族、文化、地域等内容；第三节则对中华文化中各民族之祖——以盘古、三皇五帝和尧舜为主——进行了叙述。其中很多内容，特别是第一节的两个说法，让我认识到自己原本拥有的知识储备很有可能是待争议的，我依然需要深入学习去了解各种观点。第二节让我印象深刻，我意识到文明沿着中华道路一步一步发展，其绕不开的，始终是民族问题：中华民族内部的问题、中华民族与外族的问题。从书中能看出，如何处理这两对关系，是历代政府一直在想办法解决的问题，不同政府的不同处理方式，相应地会产生或好或坏的结果。第三节中，盘古之神话，三皇五帝之事迹，尧舜之统治，如今已十分模糊。千百年来，中国人把他们敬仰为自己的祖先，但我们对于中华民族祖先的认知，确实还不甚清楚。第二章：中华早期的文字与典籍第二章是提到的是古代中国的重要典籍。从中国文字起源到儒家经书，从诸子百家到其他战国古书，顾老先生一一讲述。顾老先生在书中还提到，战国时期的不少记载在秦朝统一后烧掉了不少正式记录，使得众多的子书成为了研究战国史和思想史的重要工具。第一节讲的是甲骨文。如今被批判的算命占卜，却成为了我们研究商代文字和历史的一个重要来源，毕竟，占卜所记载下来的，真实性往往是很高的。看到顾老先生说“更早，是否还有文字，要看将来出土的东西”时，我不由得想到曾在纪录片《中国通史》中看到的一个说法：近年来出土的夏朝的铜器上有零星的符号，虽难以破译，却和当今水族文字“水书”在部分符号上完全一致。也许有朝一日，中国的文字能再往前推一个时期。中华民族先祖们的面纱，一定会在日后的考古中逐渐被我们揭开。先秦时期中国的文化确实已经很发达，礼乐射御书数涵盖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子百家和多种多样的书籍在当时的中国出现。先秦时期的人们，以何来完成这样的思想盛宴？顾老先生在书中虽然并未明说，但我也能依稀看到蛛丝马迹：这种情况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一方面，是逐渐丰富的劳动、宗教和娱乐生活。最体现这一点的，就是《诗经》了，顾老先生在书中对《诗经》的描述甚少，但它包含了我们先民最为纯情、最为自然的歌唱，其折射出的思想文化背景值得关注。另一方面，是诸侯、百家并起的政治、思想交锋，在诸侯国林立的春秋战国时代，各派学说都有自己的发扬之地，而过去的礼乐传统也在经书和各派理论中逐渐被发扬或摒弃。学术的争鸣或许争不出谁对谁错，但若是一味地跟着权威和传统走，也许就永远不会做出创新来。第三、四章：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第三章和第四章，讲到的是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包含了正史和杂史。正史从《二十四史》为主干散发出去，细数了《史记》《汉书》《唐书》等作品，同时也提到了历史小说、民间故事和正史之间的关系，比如《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之间真实与虚构的问题。杂史也是分时期叙述，可以看到杂史作品颇多、体裁不一、内容相当发散、覆盖面极广，《世说新语》《大唐西域记》等有名的杂史赫然在列，顾老先生为我们展现出一幅了中国杂史的画卷。其实，对于《竹书纪年》《战国策》等本是第二章中提到的作品，我认为它们似乎与史书放在一起却更加合适。虽然它们部分的真实性存在疑虑，但是不可否认地，它们也算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作品，我想顾老没归到第五章的原因，应当是它们的时代属于第二章罢了。历史著作的出现反映出了对史学的逐渐重视。当一个民族开始重视起自己的历史的时候，这个民族就开始成长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而中华民族很早就出现并且一直延续下来的重史传统，或许也是我们在清朝之前一直繁荣的一个重要秘诀。于我而言，这两章中最让我最没想到的内容是关于杂史形式的。我对于史书的认识，长期以来是它必须是一本历史学作品，但是顾老先生在书中所提到的杂史似乎并不限于此。例如，郦道元的《水经注》虽是地理学著作，却“对于北方的历史地理很有贡献”；唐代杜甫的”三吏三别”都是诗歌，却是“最好的唐代杂史”；元曲似乎和历史并无关系，但都能“看元代的社会风貌”。甚至，我很喜欢的《阅微草堂笔记》都可以算是杂史。这让我自己对于杂史的定义在看完这一节后是大大开拓了。而从文学作品对历史研究的这个角度，结合我中文系的专业知识，让我对“文史不分家”这一概念有了更新的认识：文和史上双向的，并不只有史学对文学创作有贡献。历史对文学的贡献自然不必说。同时文学所记载的，后世都可以解读出那个时代的风貌，例如书中所举的《金瓶梅》中可以看出明朝上层的糜烂生活的例子。也许作家无心的一个字眼，都可以让后世的史学家中提取到时代现象，而且提取出的现象可以看起来与文本内容看起来毫不相干，一个西方的例子是“对《李尔王》分析来探究当时性取向观点”，莎士比亚创作时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顾老先生在本书中列出来的作品不像上面《李尔王》那样隐藏得深，它们的创作者或多或少在创作中是较为直接地反映现实社会。例如从《水浒传》的“银子少，票子多”中不难看出宋朝社会——也可能是明朝社会——的通货膨胀现象。由此可见，文学总是不自觉地反映出一定的社会历史现实。第五章：经学与汉学第五章中，讲到的则是中国古代的经书，也就是更为早期的史书，主要以十三经为主，顾老先生逐个介绍了十三经的内容和他们的时代意义。然而，事情到了汉朝就起了变化，由于对于经书的说法和观念不一，演变出了今文派和古文派，而今文派内部也产生了大量的分歧。这种现象，直到晋朝孔颖达和贾公彦的著作混合了两派学说才平息。后来宋学兴起，汉学则相应地衰微下去，一直到清代才又有了比较有力的汉学反对宋学的声音。一直到近代，对于经学和汉学的研究也一直都没有结束，例如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等作品，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对于经书的研究就相对较少了。从对于经学和汉学的研究上，我觉得并不难发现这样一个道理：当一个东西备受人们关注，不同的思想就会并起，并且各派都觉得自己是正确的，从而让争论难以平息。也正因为如此，自从汉武帝时代儒家被确立为了正统学说后，对于儒学的研究和争论就很少平息下来了。而这也是一种思想进步的方式，因为封闭地做研究，必定会导致被某一观念牵制住，难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到问题，就很难取得突破性进步。正是千百年来儒生们对于经书的争论，才让儒学不断产生了新的思想和分支，始终在思想场上保持着活力。同时，从书中对于各个时代对于儒学思想研究情况中分析，也不难看出对于某个课题的研究实际上是受到时代环境的制约。当先前把儒学作为正统思想时，各个学者对于儒学的研究是非常积极、成果丰硕的。与此相对地，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这段时间里，实际上大环境并不推崇对于儒家的研究，而强调的是人民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因此在这个时期，对于经书的研究便寥寥无几，也没有什么取得什么重大的进展。这一情况，事实上证明了我前一段的结论。第六、七章：清朝的史学研究方法这两章中，顾老先生为我们介绍了清朝前期的考古学和清朝后期史料学和考古学的结合。首先是介绍了清代考据学的诞生背景，也就是在清政府的文化高压。清代的考据学不仅考据古书，还对古文物和古文字进行考据。其中，特别描述了对于甲骨文和钟鼎文的考据。然后介绍的事清朝后期的研究方法：重视整理古器古物，也就是逐渐把史料学同考古学相结合了起来。考古学方面，他们通过具体的事物，例如书中所举的印泥、陶器、书画、钱币等，来反映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现象；史料学方面，它们研究皇家书籍、地方志、家谱等书籍，来寻找与古代社会发展有关系的内容。此外，清朝后期的学者还进行古文物的复原，来寻找往日科技的繁荣；历史学家们同时也联动在生物学、考古学上对古人类的发掘研究，来分析上古时期的社会面貌。结合过去所学，我知道明清的文化呈现一个偏“总结”的趋势，《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和《天工开物》都是在这一时代出现的。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更为高压，所以相对而言文化研究僵化，对于史学的研究中考据学居多。文学研究者们认为，孔乙己会知道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也是清朝文化高压环境下所产生的。在这样僵化的文化环境下，除了总结性的考据学，确实很难产生新的内容。而随着晚清外来思想的逐渐进入，史学家们才得以有了新的发展，突破了考据学的桎梏，进一步研究古代的史料学。由此可见，学术研究确实会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发展和内外文化的影响。第八章：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社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一点我国古代并没有文献资料流传下来，例如上古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再走到奴隶社会，这段时间的历史是完全没有记载的，因此顾老先生认为只能依照社会发展史来看，从文学作品和姓氏等其他方面进行分析。之后，又讲述了关于“中国”的“中华民族”的起源。顾老先生说，“中国”这一概念是随着战争和合并不断扩大的过程，一个个朝代的扩大，形成了今天的中国。而“中华民族”则是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民族的融合，经过几千年的演进、发展，在不断地并和、融化、汇聚之中形成的多民族大整体，总称为“中华民族”。这章节中，体现出的一个重要思想便是要使用多种方法研究。当一个研究方法行不通的时候，就要试着换一个思路，从其他学科中去寻找答案。当研究远古时期没有办法寻找到历史文献时，就从侧面寻找，例如书中从《诗经》和姓氏寻找答案。在这里又体现出了文学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不少历史事件都是依靠文学作品进行研究的。例如，由于秦朝时期不少史料都被焚烧，对于齐国邹忌的改革等事件，就只能通过《战国策》等作品来研究了。这也是为什么在当今的社会观察中跨学科的思考很重要的原因。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不断融合发展的，在几千年中不断与周围民族相融合。中华民族强大的民族力和浓厚的文化底蕴，是它同化其他民族的重要因素。如今强调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加重要的还是文化影响力。民族内部的向心力和民族外部的输出力都是迫切需要的。当文化被更多人赞同，其他民族的人们就会赞同这个民族的观点，美国的霸权的其中一个方式便是通过文化输出。中华民族此刻要做的，一方面是对内团结国内的多民族大整体，另一方面是对外增强文化影响力。第九、十、十一章：中华古代文化这三章中是由文学、宗教和哲学组成的，我粗略将这三点归属于中华古代文化。文学方面，根据顾老先生在书中的描述，中国古代的文学，体裁和题材都很多样，主要分为能唱出来的和不能唱出来这两类。先秦歌谣到汉乐府，魏晋散文到隋唐诗文，宋词元曲再到明清小说，顾老先生就重要作家、作品和风格演变做了叙述。文学是文明的艺术化表现，通过分析中国古代文学，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社会现实。中文系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分为四个分期，其中上古时期的中国文学属于文学自发时期，文史哲不分，这也是为什么《尚书》这类的作品既是文学创作又是重要的历史资料。文学在中国古代，很明显有着一个逐渐通俗化的趋势。文学的通俗化与经济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有着密切关系，这种趋势至今仍然在延续下去，并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形成了网络文学、短视频等更加普及化的内容。宗教方面，顾老先生提出，早期的宗教以动物崇拜为主，例如“凤”“龙”等形象，还有分管各种自然事物的神明，比如河伯。汉朝以后，迷信有了新的方式。汉朝传入的佛教、汉末兴起的道教，唐朝后回民带来了伊斯兰教，在中国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晚清时，基督教也带着基督教一同传入，此外还有不少零散的、影响力较小的宗教。其实，不少汉族人在信仰方面并没有那么明确的区分，同时供奉菩萨、土地公和城隍的现象也不少见，我的故乡就是其中一个，处于一个“什么有用就信什么”的实用主义信仰状态。哲学方面，对于早期的哲学思想，顾老先生重点提了“德”和“道”这两个概念，此外还提到了阴阳五行说、天人相与等说法，汉代时董仲舒将上述两个说法上升到天人合一的思想。宗教传播开来后，哲学思想受宗教影响较大，其中以佛教和道教的相对为主。儒教兴起后也成为了一大哲学思想，他的三纲五常逐渐统治了社会，后来随着明代社会面貌的改变才又有了阳明心学，明末清初的新儒学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发展，代表人物便是李贽等人。儒教的思想一直延续到清末，例如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中国的哲学发展体现出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虽然总体是儒学在统治，但也能同时包容道教和佛教的思想。哲学发展也充分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服务于统治者或改革者的需要。第十二章：中国历代都城这一章中主要介绍的表面看是中国的都城，事实上主要是介绍北京。顾老先生在简要介绍了历代都城后就开始介绍北京的历史沿革。早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前燕就在北京定都了。后来辽、金、元、明、清等朝代也都在北京定都。随着诸多政权在这里定都，它逐渐成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元末，北京曾一度被烧毁，但之后又重建起来。“北京”这个名字的定名，是在明朝的时候。除了中华民国外，几乎是一直作为中国的都城存在的。他在历史的长路中一路飘摇，跌跌撞撞走到了今天。北京这个城市，见证了中国近千年来的风风雨雨，兴盛衰亡。它见证了蒙古铁骑的勇猛，见证了八国联军的践踏，见证了日军的残暴，见证了傅作义促成的和平解放，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它跨越了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并陪着我们走向未来。纵然这个具有浓厚历史底蕴的城市，如今在现代化的冲刷下，已然很难看到老北京的味道——老北京成为了沈从文所认为的一去不回来的时光。但时代在发展，总有会逝去的东西，这样才会有新的发展。顾老先生已经逝去，他对史学的贡献在当时是无可比拟的。如今我们有着成千上万的研究者在接着走顾老先生的路。他的路，我们还要走很多年。中国历史的兴衰成败，包含在它当中的丰富文化内涵，依然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15世纪前西方文明宗教进程与文学关系
一、宗教与文学起源（一）原始宗教与文学起源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开始出现早期的宗教崇拜，西方对于文学起源的“模仿说”认为，正是对于宗教中古人祭祀歌舞的模仿，形成了最早的文学艺术。从这个角度出发，不难发现文学的起源与宗教有着密切关系，并且随着宗教和文明的发展而逐步发展。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提出“史诗和戏剧的模仿对象是人，是人的‘行动和生活’”的观点。因此，在原始宗教出现后，以歌剧为标志的文学创作便开始产生了，随后发展出了史诗、传奇等形式的文学。进入原始社会后期，这种文学创作逐渐变得更加明显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便是关于宇宙诞生和人类起源这类的创世神话。这种文学的出现，是古代人民由于对于自然的认识不够深入，而产生了对自然或某些神明的崇拜，因此才产生了的。以《吉尔伽美什史诗》为例，这部史诗在被书写出来前，就已经被口口相传了许久，甚至可能有上百年，一直到阿卡德语版本，才逐渐有一个“标准版本”出现。（二） 两河流域文明中的宗教与文学的互相传播在两河流域文明中，文学作品大多以宗教神话和史诗为主。这一时期诺亚方舟的故事和《吉尔伽美什史诗》，都能够反映当时人们的对于自然灾害的理解和宗教观念。例如《吉尔伽美什史诗》中，虽然是史诗，但是却反映出了当时人们的神人关系观——认为人在神和命运的面前是如此之渺小，人类的理智选择是屈从于命运的安排。文学如实地记录下了当时的宗教观念，而宗教又通过文学向外进行传播，人们在阅读文学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吸收文学中关于宗教的一面，并且逐渐渗透入观念之中。而更为典型的一个代表，便是犹太民族的《旧约》。两河流域的民族和宗教成分都很复杂，为什么犹太教可以在后世有一个相对高的关注度，就是《旧约》的功劳。《旧约》不仅是一部重要的宗教作品，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因此除了宗教崇拜者和研究者外，也有不少文学家对其进行研究。在《旧约》中，记载了犹太人曾经经历过的一个个历史事件，而在这部作品对于历史的记载中，延伸出了不少专属于犹太教的节日，例如逾越节、七七节、安息节等。这些节日，不仅与犹太教本身有关，也与《旧约》息息相关。《旧约》在随后发展出了《新约》，《新约》同样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它为世界提供了犹太教的一个重要分支——基督教。基督教对于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基督教这个分支的出现在新约之前，然而如果没有《新约》，基督教就不可能发展壮大；没有基督教，也就更不会有《新约》这样的作品出现。因此，宗教与文学在这个时期的西方文明中是齐头并进、互相帮扶的。（三）古典时代的戏剧与命运观古典时代有三大著名悲剧诗人，他们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这三个人的创作，都反映出了他们对于命运观念的不同展示。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中，主要描写的任务对象都是带有“神性”的主角，他们很明显地受到了命运的支配，他笔下的普罗米修斯三联剧就是一种被命运支配的体现。与埃斯库罗斯不同，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人物，例如俄狄浦斯王，敢于向自己的命运发起挑战，然而最终仍然没有逃脱命运的魔爪，但他的作品体现出了人对命运反抗的顽强意志。欧里庇得斯则不相信命运，在他的笔下，人物的命运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从这三个人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对于神人观念其实出现了三种倾向，众人的命运观也产生了一定的分歧，这为多样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二、文学与宗教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交锋（一）罗马时期和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在中世纪，对于《圣经》的解释权被牢牢把握在教会的手中，在这个时候，对于“文学”的主导权在教会手中。其实不止是文学是这样，天文、地理、数学等学科，还有歌剧、绘画等艺术形式都是如此。在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相当于是宗教的一种附属品，是先前那种齐头并进状态发展出来的一种病态关系。仅就语言来说，在中世纪时期，占据主流地位的宗教文学，其首要写作语言就是拉丁语，而当时拉丁语的推广范围并不很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资产阶级、市民群体的不断扩大，这种情况被慢慢地改变了。但丁的《神曲》打破了这一局面，使但丁成为了“旧时代的最后一个诗人”。在《神曲》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神学的反抗行为，例如已经被在地狱里预留了位置的教皇等等。但是，《神曲》的创作仍然没有跳出封建神学的语境，但丁想要冲出牢笼，但他自身依然在中世纪这样高压的宗教环境下，所以只能在牢笼中跳舞，做出一点文学家会有的反抗。在即将到来的宗教改革的传播中，思想基础也很重要，这种思想基础的奠定，正是依靠了文学。薄伽丘的《十日谈》正是一部优秀的人文主义著作，这部被称为“人曲”的作品，揭露了当时教会的虚伪和腐败，同时也为当时人文主义的传播提供了一个较为丰厚的土壤。后来英国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法国的《七日谈》等作品，都受到了这部作品的深远影响。（二） 14、15世纪宗教改革后宗教与文学进入14世纪后，随着资产阶级经济的兴起，教会的宗教观念开始受到挑战，而新的文学也开始萌芽，在这一时期，两者互相成为了助推剂，加速着这一进程。马丁·路德和要进行宗教改革，其开始是《九十五条论纲》，马丁路德使用文字进行雄辩，以此对抗教会兜售赎罪券的罪行。然而，《九十五条论纲》的影响力毕竟有限，要进一步推广宗教改革，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大多数人要能看得懂《圣经》。当时的圣经都是拉丁语的，一般市民阅读有着语言障碍。文学的问题要用文学来解决，马丁路德是运用翻译这一文学行为，把《圣经》译为了德文，让更多人可以阅读它。随后，更多语言版本的圣经也逐渐出现，宗教改革的成果才得以传遍整个欧洲。综上所述，文学的发展和宗教的发展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西方的文明就在这对关系的发展中逐渐前进。文学的逐步发展，能够依据时代现实，来促进宗教的发展或者冲破宗教的枷锁；宗教的发展，又能使新的文学出现。推动文学和发展的源动力，正是文明的逐步进步，同时文学和宗教的发展，也可以让文明进入一个新的梯级。
明清时期中西科技的初步比较与简要分析
一、中国明清时期科技状况与特点（一）状况在我国的明清时期，涌现出了不少集大成的科学家，例如李时珍在自己探寻诸多药材及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编纂成了《本草纲目》。这些著作综合了中华民族上千年以来对于自然科学与手工业的研究，体现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当然，除了总结性的著作，明清时期也存在着对于原有物件的改良，例如明朝时期出现的水雷和触发式地雷，就是以火器的基础，进行改进的产物，并且以此为基础诞生出了炮兵部队，而这也让明朝成为了那个时期世界上军事力量较强的国家。在农业方面，明代出现了农具播车和风力水车，这些大大提升了农业播种和灌溉的效率，但没能提高产量。在明朝得到发展的农业生产灌溉的工具，到了清朝时期就已经基本成熟。然而虽然灌溉与播种得到了提升，犁地工具的发展却较小，早在唐代就已经发明的曲辕犁仍然是中国农民主要用于犁地的工具。明清之际西方科学技术的东传，或者说科学技术的“西学东渐”缘起于耶稣会来到中国传教。随着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增多，江南地区对西方的科技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江南文明的开放性，也进一步推动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带来新的科技思想。然而，随着清初时期形势剧变——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统率着部分，原本能产生的“科技转型”被扼杀，最终中国没能发展出现一次“科技革命”，科技发展随即停滞。由此可见，中国在明清时期产生的“夷夏之防” “西学中源”的观念，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东西科技文化的交流。（二）特点与分析中国在明清时期的科技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是科技创新相对停滞，总体呈现出“总结归纳”的特点；第二是开始较多地吸收外来的科技成果，也就是“吸收外来”的特点。1.总结归纳的特点这段时期，新的科技发明鲜少诞生，更多产生的是《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和《天工开物》这样总结前人经验的书籍。新的发明也有，但大多是改良型的，创新型的发明鲜有出现。这个现象是很多因素的影响导致的，主要来说有以下三点。第一点，中国当时的农业生产力已经饱和。我国古代是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属于“一家水土养一家人”，当时的家庭农业，很少会以售卖作为目的。在曲辕犁已经能够基本满足一个家庭的农业生产和食物需求的情况下，就只会有少数灌溉和播种的创新，而不会出现大型机械化的农业工程，而作为农业大国，农业没有率先发展，其他行业的创新动力也就不足，自然只能局限于传统科学技术，没有突破性的发展。第二点，落后的政策会阻碍科技发展。我国当时处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顶峰，文化专制主义盛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出于对文化专制主义的铁拳的忌惮，或是对政权更迭后新政权的不满，不敢或不愿意做新的科学研究。这样一来，就没有产生新的科学技术及产品。而在新科技如死水一般的情况下，更多的知识分子就转向对于前人的经验与研究做出归纳，总结性的著作就会逐渐出现。第三点，文化氛围不佳。一方面是政府的压制，例如闭关锁国与海禁政策，阻断了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就算有少数皇帝个人对西学有兴趣，也没有向全国推广的计划。另一方面在于知识分子。当时更多的知识分子也不在乎西方科技，他们更加注重于八股取士和程朱理学或阳明心学，走科举的道路，本质目标都是升官发财，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难有创新。2.吸收外来的特点当时的中国，在清代彻底闭关锁国之前，中西方交流是比较顺畅的，康熙皇帝请传教士为他讲解西方的科学技术就是一大例子。前面说到，在罗马教廷的授意下，有许多传教士都在中国活动。在中国科学家中，有与西方传教士往来的那一部分人，也开始慢慢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技巧。如明朝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就介绍了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带来的欧洲水利方法。徐光启还和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介绍了欧几里得的平面几何学。而这些受西方科学技术思想影响的中国科学家，也在以辐射状向江南传统社会传播西方科学。二、14-19世纪西方科技状况与特点(一)状况在14-19世纪（对应明清时期），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也催生了近代自然科学。这段时间里，西方的科学研究从古代的沉思哲学，逐步转变到了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研究，这也是为何近代科技能迅速发展。牛顿经典力学、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以及日心说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的。此外，中世纪后期，生产劳动的重要性愈发突出，到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有不少的手工工场。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在19世纪的工业革命诞生出了新生产技术。第一次技术革命使得西方国家能够使用机器替代手工劳动，大大提升了生产力。而在第一次技术革命的倒逼下，各种自然科学学科都硕果累累，取得了繁多的成就。（二）特点与分析西方的科学具有普及性。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与发展，西方国家逐渐从愚民政策转向教育政策，义务教育逐渐兴起，更多的底层人民能够了解到科学知识。这也使得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学知识不再是真理、客观的代名词，而是文化和社会背景共同建构的产物。有条件的人会自发探究科学技术，从而形成一个氛围。扩张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科学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初始动力和继动力，科学革命则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发展的要求。也就是说，经济利益会促使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例如爱迪生改良电灯泡，本质上是出于对改良产品、获得经济利益的目的。资本家们看到一个产品有利可图，就会投入资金和人力进行研究，从而推动新产品的诞生。西方绝大多数的科学家也都能够依靠制造出新的产品来赚钱，不管这是不是他们研究新产品的最终目的。文化氛围的宽松也是西方科学家能够取得诸多科学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需求与相对宽松的研究氛围，能够给科学家们自由研究的环境。在这个对于新技术有重大需求、研发方向自由的社会，科学家们的创造力也能被激发。三、该时期中西科技状况对比分析上述，我们已经探讨完在明清时期，中国与西方科技的状况与特点。在这些理论和史实的基础上，现在可以对这些状况与特点进行对比分析。（一）科学技术产物1.思想方面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在明清时期，更多产生的是一些总结性的著作，而且注重于实用，而不注重于理论。上面提到的三本总结性著作，都是对于生产生活起到帮助的著作。而反观西方，产生的近代自然科学更加注重于理论，他们会探索宇宙和自然的奥秘，并且提出相应的理论和公式。而在古代数学发达的中国，却由于关注实用性而丧失了探究自然规律的机会。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实用性，他们不关注科学理论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对于人文理论的过度关注，许多知识分子都在关注程朱理学、阳明心学，重视八股取士，而西方知识分子的知识氛围宽松且不如此局限。一般来说，西方对于自然科学进行研究的人，不会涉足社会科学研究，而中国则是先研究三纲五常，再去研究其他内容，自然会差很多。2.产物方面从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中，不难发现中国的产物大多是改良型的，并且这种改良往往是缓慢的。且不提因为生产饱和而停止发展的曲辕犁，在军事方面的发展也局限于把火药进行小小的改良，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变化。而西方的则更加注重于探索未知的领域。例如，新的交通工具，电力的发现，都是对于未知领域的探索。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中国人会思考怎么让驿马跑得更快、让蜡烛烧的更亮更久，而西方人则会研究电灯和电话的发展。电灯和电话是这段时间里新发明出来的产物，而驿马和蜡烛不是。西方除了发明进行质变，还会对这些产品进行进一步的改良，进行量变，从而达到最好的效果，而中国则完全不进行质变，直接进行量变，这就比西方整整差了一个档次。（二）科技文化氛围1.政治方面西方很早就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国家，文化氛围也逐渐地宽松，科学家们可以专心搞研究，资本家们也有良好的氛围可以投资新产品。而中国处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最高阶段，文化专制主义盛行，许多研究都停滞下来，高压的文化政策让创新难以进行。此外，西方国家对于科学技术的重视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不少西方的资本主义政府都会注意到正在发展的近代科学技术，并且给予一定的支持，还有一些国际的奖项存在。而中国政府则完全不重视科学技术，大多数都是民间自己的研究，基本不会得到政府的帮助。2.经济方面经济形态是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很大因素，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形态不同，会导致科学技术的发展差异。中国古代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到明清时期已经饱和，而新经济因素式微，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没有足够的动力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对于利益的无限追求会倒逼他们无限制的扩大生产，提高效率，从而推进更加先进的科技产品出现。一般来说，科学技术要发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自身先能吃饱。中国古代不少地区实际上还没有摆脱饥饿，自然没有办法进行创新，而食物足够的人的则“饱暖思淫欲”，很少潜心投入科学研究。西方的科学研究建立在社会物质比较丰富的基础上，经济水平比较高，能有更多的人投入到科学研究中。3.文化氛围方面在明清时期的中国，上层关心的是权力争夺和财富攫取，底层关心的是怎么活下去。中间的知识分子群体，则更多追求功名，贯彻“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这样的社会氛围，是不会产生大量的科技创新的。而西方国家在那时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很大程度上能够推动科学家们对于未知领域的探索、对新兴产品的研发。
依附于宗教的古代科学与宗教同根同源，古代科学萌芽于原始宗教，两者的界限非常模糊，具有发生学上的同源性特点。在上古时期，宗教似乎总是统领着科学的发展，教会掌握着更多的知识，并且建立了服务于宗教的科学理论基础。而到了近代，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了宗教中宣传的不少科学理论存在漏洞，最终近代科学推翻了宗教理论。而在这之后，宗教也逐渐认识到应当从科学中完善自己的教义，于是教会开始通过科学理论完善自己的宗教理论。而如今，宗教和科学可以说是相互平行，却又有所交流。这里就要引入宗教和科学的五种相处模式。其一是对立。这一模式，集中体现在近代自然科学出现之后。在近代自然科学出现之前，还没有很明显的对立，虽然有少数的人提出对于宗教主导科学中部分理论的异议，但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也未能推翻宗教理论。这种情况持续到了“哥白尼革命”。“哥白尼革命”是科学与宗教的第一次碰撞——日心说取代了地心说。这是近代自然科学对宗教理论的一次抨击。在这之前，教会一直以托勒密的地心说为正统思想，并且以此来完善自己的宗教理论和解释《圣经》。这一次的碰撞后，对《圣经》文本的解释问题被摆上了台面，因为《圣经》的很多章节的论述，与日心说直接冲突。随后，自然科学的发展逐渐击破了宗教学说。再如，解剖学打破了“男人比女人少一根肋骨”的说法，进化论动摇了“人是神创造出来”的说法，人类对于光的性质的探寻，也在逐步击破宗教领域“神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的说法。在这一种模式下，是近代自然科学逐渐尝试推翻旧的宗教理论的尝试。其二是独立。宗教和科学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宗教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可以是两条不同的线。就是科学的发展不一定会受到宗教的控制，而宗教理论的完善也不一定会受到科学的影响。一方面，他们在时间上是相对独立的。在社会和平时期，科学是社会发展的主流，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宗教则相对退居二线；而在社会动荡的时期，宗教则起到了支撑的作用，而自然科学则相对没那么有用。例如，在我国魏晋时期，由于社会混乱，各类宗教盛行，“修仙”的人也不少，而除了清谈以外，很少有人特别注重于理论和科技的研究；而在国内社会相对稳定的唐宋，就能有不少的发明创造出来，我国四大发明中的三大都是在那个时期出现的，一直沿用到清代的曲辕犁也是这个时期发明的，在这个时期宗教的影响相对也较小，除了武则天尚佛之外，其他时候相对来说影响力没有那么大。另一方面，他们在学说上的相互独立的，二者研究的方向是不同的。也可以说，宗教和科学是“平行”的。二者学说的不同，体现在宗教比较不注重自然科学，而更加注重人文与虚幻的神学；而科学相对来说不会关注人文，他们更多地关注自然界的规律，以及这些规律是如何造福人类的。宗教的研究也许会被科学否定，科学的研究也许会被宗教所反对，但是他们二者之间在大多数问题上，互相不能证伪。其三是促进。宗教和科学是会互相促进的，科学理论可以帮助宗教的发展，而宗教也会促进科学理论的发展。例如，布鲁诺会大胆支持日心说，本质原因是他信奉的“异端宗教”是不支持教会的地心说的，他借日心说反对教会，但无意中却宣传了日心说，扩大了它的影响。而当牛顿提出了力学定律之后，一种被称为“机械论宇宙观”的观点被广泛传播开来，并且成为了当时信奉“自然神学”的人们眼中“上帝”存在的有力证明。再如哈维提出的血液循环论，这个理论使得信徒们更加相信解决了对于“anima”一词的翻译问题，为英文圣经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促进了英国宗教的发展。从上面的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宗教和科学对彼此的促进作用并非有意为之，他们不以促进对方发展为目的，而是在自身的发展与完善中，产生的不自觉的结果。其四是对话。除了相互促进外，互相对话也是一个重要特点。科学和宗教在对话中主要关注的是两者在问题、方法和概念上的相似性。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们会遇到比较极限的问题，是他们在科学范畴内没有办法寻求到答案的。然而在宗教中，人们却可以找到对于这些问题的一种解释。很有力的例子就是牛顿在研究了大半辈子的科学之后，转向了宗教的研究。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在科学与宗教的对话中，人们逐渐发现，唯科学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极端立场在现实中都是站不住脚的，科学理论不能完全取代宗教思想，他有许多无法解决的内容。而宗教思想也不能解释科学理论中的问题，部分思想还会被证伪。其五是融合。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宗教理论的不断完善，宗教和科学如今正逐渐呈现出融合的趋势。例如，宗教和科学都要使用模型的概念。宗教使用了很多的比喻和模型来帮助人们想象那些本身不可能直接观察的东西，而最新的科学理论往往表现为一个理想的数学模型，是一系列物理过程的符号化的表达。现代的宗教，也更多地会使用科学技术来帮助自己。物质上说，一些寺庙都推出了在线支付的功德箱，电子佛经和播放器也在成为一些出家人吟诵经书、制造宗教氛围的重要工具。而科学上，也会运用一些宗教的思想来指导自己，比如规范自己的科研行为，或是运用宗教理论尝试解释科学解释不了的内容。科学与宗教，正在不断地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