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江悠流 -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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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浅析美苏两国电影领域文化冷战
items: 余联沅《疆臣贻误大局历陈危急情形折》研读
items: 浅谈水分对中国农业的历时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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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15世纪前西方文明宗教进程与文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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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美苏两国电影领域文化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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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4-06-08T11:39:00+08:00
description: 随着冷战的进行，在“和平演变”政策的提出和苏联内部的政治局势变化的背景之下，美苏两国的“文化冷战”的愈发强烈。通过审视美苏在冷战时期的文化艺术作品，我们可以深刻理解这两个地缘政治上的大国在思想和信仰两方面上的分歧与争斗，以及两国如何利用电影来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与输出。一、两国在电影事业上的较量（一）技术上的较量——《战争与和平》20世纪1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电影企业来到好莱坞进行发展，从而在当地形成了一个集聚性的产业，到50年代，美国的电影业已经相当成熟。而苏联的电影业虽然在列宁时期得到重视和发展，但受到斯大林时期大清洗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许多电影从业者都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因此发展受到了阻碍，直到赫鲁晓夫执政后，面对美国好莱坞的如日中天，感到发展电影产业的必要性，才一改斯大林时期的政策，向电影产业投入了不少资源，并且推动了几部巨作的诞生。这场战争的白热化是在《战争与和平》一书的电影改编上发生的。1956年8月21日，美国派拉蒙公司推出了他们的电影《战争与和平》。1959年，苏联引进这部电影后，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然而，苏联的电影从业者却对这部电影大加批评，认为这部电影拍得不好，不能反映《战争与和平》的内容。于是在苏联文化部部长福尔采娃的支持下，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在谢尔盖·邦达尔丘克的带领下开始拍摄苏联版的《战争与和平》。最终，这版耗资巨大的苏联版《战争与和平》力压美国版，并夺得了奥斯卡奖。苏联与美国在电影拍摄上的较量，在苏联的领导和从业者看来是“在艺术品位和价值上超越美国”“捍卫苏联电影业荣誉”的重要比拼，是能够证明社会主义生产力大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一场重要竞赛。而从结果上来看，苏联举全国之力拍摄的几部电影确实在效果上力压了一众美国电影，至今看来仍然是十分优秀的作品。（二）话语上的较量——《解放》除了技术上的比拼，美苏两国的电影也在争夺历史话语权上有过较量。一直以来，美国都在通过电影对历史进行“美国式再现”，宣传美国历史观下叙述的历史，让历史变得向“美国伟大”的方向进发。其中关于二战的电影尤其多，例如1962年福克斯公司的《最长的一天》、1965年华纳公司的《突出部之战》、1970年福克斯公司的《巴顿将军》，都是宣扬美国在二战时的各场战役，体现美军的重大伤亡，渲染美国在二战中的伟大形象。对这种情况，苏联方面无法忍受，因为这相当于抹去了苏军的东线作战的功绩，如果美国的电影独占荧屏，那么二战的功劳就会成为美军的。为此，1965年底，勃列日涅夫召开了跨部门联合会议，认为苏联的二战电影明显落后于美国，必须迅速改变这种情况。苏联的电影从业者奥泽洛夫也发文表示苏联的二战电影存在明显缺位。于是，苏联文化部找到奥泽洛夫，请他拍摄一部二战电影。突破重重困难，电影《解放》最终登上了荧幕。这部电影取得了良好的反响，展示了苏军的英勇形象，让电影的历史叙事不再只有美国一家之言。然而，苏联的二战电影总数仍然是比较有限的，与美国的二战电影相比，数目是略显不足的，因此虽然争取到了一定的话语权，但是整体的影响力仍然不够大，时至今日都还有不少国家的民众没有认识到苏联在二战中所发挥出的重大作用。二、电影——意识形态工具（一）美国电影：国内意识形态的管控工具随着冷战的全方位进行，在1950年到1954年期间，参议员麦卡锡至此，美国国内反共、极右势力开始抬头，美国内部的反共政治运动日益活跃，许多疑似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即便并无问题，也会遭到恶意诽谤、肆意迫害。在麦卡锡主义流行的情况下，好莱坞内部的“反共”情绪也日益高涨。而且，麦卡锡主义还让美国军团引起了注意：电影自身强大的宣传力和影响力让美国军团认为，但凡电影界中的从业人员存在共产主义者都会对电影的放映和传播起到干涉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军团展开了一系列对电影行业的压制，包括但不限于公开抵制可能的共产主义者、管控允许播放的影片等，并且对符合美国价值观的内容提供场地、资金的支持，典型的代表便是1952年《我的儿子约翰》，其反对共产主义分子的做法，让美国军团深深赞赏，便大力资助，而同年的《正午》则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帮凶而被查禁。美国政府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对好莱坞电影进行了十分严格的监管，包括但不限于对电影内容和演职人员的审查。一些大量反映社会问题的影片会被贴上“颠覆性”的标签，并且难以通过审查放映，相关组织还会威胁影院全面禁止放映此类影片。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好莱坞电影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笼罩在紧张的冷战氛围中。由此可见，冷战期间美国的电影产业被美国各方势力利用、审查和管制，并与美国国内反共形势的高涨氛围相结合，向美国国民灌输了“美国主义”的所谓“优越性”。一些被认为可能有害于美国国家形象、有左翼倾向的电影，都被禁止播出。不过这种局势在60年代以后便逐渐好转，美国也出现了一些诸如《教父》这样反映社…

余联沅《疆臣贻误大局历陈危急情形折》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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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10-14T09:33:00+08:00
description: ······窃臣闻近日军事责成李鸿章，朝廷念其前劳，畀以重权，深谋密计，胥归主裁，我皇上垂眷勋臣，远超前古，苟其尚可支持，臣亦何必多言，阻挠大计？乃臣广采舆论，细察情形，知危急之势莫如今日；而李鸿章膺此巨任，竟有万不能胜者。事关安危，臣若知而不言，何以对皇上？谨将该督臣之种种贻误及近日事事荒谬，敬为我皇上沥陈之。该督身膺疆寄数十年，其昔日攻粤、捻诸逆，以洋人得功，遂终身以洋人为可师，而不知改变。从前法人滋事，该督傍徨无策，幸而不北来，得以无事。当其时该督谓无海军，以致不能出海，于是创办海军，糜帑千数百万，而至今不能一战。是李鸿章之贻误大局者一。此次战事，实为李鸿章因循怠驰所酿成。当日若从汪凤藻、袁世凯、叶志超益师之请，豫先进兵，何至险要为倭所据、韩王为倭所虏，使敌人著著占先而我兵无可进之路？乃该督事事听洋人怂恿，大堕缓兵之计。是李鸿章之贻误大局者二。牙山之捷，趁此声威，添兵迅剿，足慑敌胆；乃任其孤军无援，置叶军生死于不顾。高陛轮船载兵前往，日本奸细打去密电，致倭艘截击海口，歼我士卒，而不能先事觉察，豫为防备。是李鸿章之贻误大局者三。丁汝昌關茸无赖，不能察之于平日；至临事之畏缩不前，又复曲为回护，而不立正军法以激励将士。是李鸿章之贻误大局者四。获敌奸细，不加穷究，且欲纵之。知敌装煤米，不复过问。又听他国洋人之策，意欲主和。平壤顿兵，该督不令攻打，显违诏旨，无复人心。是李鸿章之贻误大局者五。当未奉决战谕旨之先，欲倩俄人打倭，计不遂；又欲倩英人打倭，计又不遂。及圣谕煌煌，该督亦自知堕洋人狡谋，仰屋吁嗟，寝食俱废。近更忽明忽昧，坚愎自用，凡言战者，辄加斥责；而又听信二三佥邪不可轻战之言，他国洋人又从而恫喝之，隐持之。该督挟有欲和之意，以奉旨严切，未敢公然出口，而其心实无战志，故藉口兵轮少，又增买舟舰，以缓我师。无论临渴掘井，断不济事；即刻日来华，又安能猝得熟悉海道之将统领此船？平壤业已万馀人，何至不可一战？乃计不出此，该督胸有欲和之见存也、故津人传说，以为即其所亲附者亦无不以秦桧目之。夫能战而后能和；乃一味优媚，损国威而懈士心。是李鸿章之贻误大局者六。而臣犹曲为原谅，谓其布置虽乖，声威犹在，或者可以慑敌。乃该督举刘铭传，奉旨严催就道，竟以病辞，而该督毫无一词谴责。若刘铭传果有病，该督不当举；苟无病；该督尚不能致一旧部，何以克敌？况闻近日该督亦略有布置，皆恃盛宣怀、李经方辈粉饰弥缝，使粗疏者观之，皆以为无懈可击。而不知天津距京甚近，其衰老昏庸情状，不能掩人耳目。且日服洋人之药，苟延旦夕，尸居余气，一筹莫展，无怪人言啧喷，胥天下之人无不痛恨于该督也。夫该督生死有何重轻，而该督当此大任，何以能胜？臣又闻倭人狡谋，将猛扑津、沽，以图一逞。朝廷若再专任李鸿章，李鸿章又专任丁汝昌辈，一旦兵来无以御之，虽重治该二人之罪，深恐悔之晚矣。臣是以不避斧钺之诛，干冒宸严，沥陈于皇上之前。臣亦知临敌易将，兵家所忌，然当此万分危急之时，若犹胶执成见，恐决裂不可收拾。相应请旨迅简知兵之大臣，出统其师。如或万不可易，惟有请于津于京，团练劲旅二枝，以资守御。至各路奉调北来之兵，闻已不少，应请旨电饬各将，务于中秋前到京。盖臣闻八月十五日（9月14日）崇上徽号，当庆典宏开之时，正敌人窥伺之日，故不得不防其渐也。······【概述】在这篇奏折之中，余联沅在李鸿章被委以重任的情况下，针对甲午战争及李鸿章过去表现的战况，向皇帝批评了李鸿章在军事责任上的种种失误和错误。第一，李鸿章能够跟从洋人的经验，但没有改变过去的思维方式，有兵而不用；第二，李鸿章事事听信洋人的怂恿，导致了战机的延误；第三，他在战事中缺乏决断力和行动力，导致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形，我军无法进攻；第四，他对敌人的情报和间谍活动处理不当，没有加以穷究，甚至有意放任；第五，李鸿章内心有和平倾向，或者说投降主义，不重视战斗，损害了国家的威望和士气；第六，他对军队的组织和指挥能力不足，缺乏激励将士的军法措施。此外，余联沅强调李鸿章表面上还有威名，但是他在布置军事上存在疏漏，也缺乏凝聚力，又在李经方等人的表面功夫下，掩盖其衰老昏庸的情况，其实根本无法胜任这个职务。总体而言，余联沅认为李鸿章在军事责任上的失误和错误严重，对国家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并建议迅速调派能力强的将领来统帅军队，并加强京津地区的防御。【分析】在这段叙述中，余联沅从思维方式、决策失误、工作表里不一、存在和平倾向等多个方面对李鸿章的能力进行了否定，指出他衰老昏庸，根本无法胜任该职务。那么他的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李鸿章进入官场的过程之所以较为平稳，与他父亲担任刑部郎中的关系密不可分，他通过拜访安徽的许多高官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的晋升也是因为在国内的战场有几个功劳，才得以擢升进入晚清权力中心，实际上其指挥思想与能力都是远远不…

浅谈水分对中国农业的历时性影响
type: item
date: 2023-05-08T13:20:00+08:00
description: 大气中的水分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对人类的农业生产形成诸多的影响。要寻找到这种影响，可以按照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也就是纵观历史或只聚焦于一个时代。在数千年的时间中，中国的农业必然是随着水分、温度等因素产生了大量的变化和发展，而水分的变化带来了尤其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历时性研究。然而，由于中国的版图辽阔而且不断扩大，在历时性研究中必然也需要兼顾同一时期各个地区的差异，以保证论证的合理性和完整性。从中国历代气候变迁和水利工程建设，我们或许能窥探到大气中的水分对人类的农业生产形成的诸多影响中的一角。水分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从始至终的，早在先秦时代，水分就对中国的远古先民的农业生产选择产生了影响。最典型的就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它是公认的能够大致划分我国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线，这一法则在我国古代科技尚不发达、对水分的调配能力较弱的时期尤为适用，为我国千年的历史格局奠定了自然基础。我国在新时期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农业，但是农业的出现是分地区的。在那个时期，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东、以南的部分大多会选择农业生产，目前学界认为，我国上古时期的农业起源点有两个，一是河北磁山文化的粟，二是湖南彭头山文化的稻。这两个地区的水热条件都不同，稻对于水的需求量远远大于粟：近代的实验标明，稻的需水量在700毫米上下，而粟只需要少量的水分即可生长，所以两地会产生不一样的作物。而以北、以西的地方由于水分不足，大多数粮食作物难以生产，以现在的数据来看，拿需水量相对较少的小麦来进行分析，其需水量的范围为317～356 mm, 平均需水量为331 mm，表面上看其需水量低于400毫米，但这仍然是一个远高于上古时期西北地区大气中所能提供给农作物的水量的数字。而上古时期又相对来说不需要经济作物，因此根据目前的考古研究发现来说，西北一带鲜少发现进行农业生产的历史遗迹，其兴起也多是从牧业开始的。水分会对农业生产提供帮助，但也会带来挑战，先秦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生产力的发展，在水分条件合适的地区，农业生产不断扩大，这也是水分对农业生产规模扩大的支持。然而水分也并不全是帮忙，也会带来一些灾害。我国水利工程确实历史悠久，但是在虞夏时还没有成型的水利工程，再加上当时降水量的增大，各地都发生了水患，对老百姓的农业生产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因此合理利用水资源和水利工程的建设成为了人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大禹治水之传说也由此而来，他疏通水渠，“随山浚川，导水入海”“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合理地运用水利工程，来让民众能够灌溉农田，又可以免于洪水的侵扰。随后有着合理的水分供给，商代和周代的农业生产都能稳步发展。秦汉到晚清的这段时间里，我国季风区的水分条件是多变的，因此不同的朝代都有不同的水利设施，农业生产情况也各不相同。季风区的水分，在两汉时期从北往南呈现“湿-干-湿”的局面，秦岭以南和黄河以北大多偏湿；而在魏晋到唐的这段时间里，由于季风强度和方向上的一些变化，这一方向变为从西北到东南分布，情况为“干-湿-干”，尤其是到隋唐时期，降水变率更大；五代北宋时期的干湿分布情况可以说非常复杂，不仅仅是有东西方向的分异特点，还存在着南北分异的现象但却并存南北与东西分异的现象。南宋到元代除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华北的东北部地区和河套平原一带，大部分地区都比较干旱。明代则是正常的东南到西北依次递减的情况，而清代就和南宋到元这段时期里的分布情况基本无异了。因此，从秦汉一直到元代，各个朝代都有不同的农业策略和技术来应对水分条件的变化。面对多变的水分条件，我国先民发展出了一系列水利设施工程，例如秦朝就有“四大水利家”，他们通过水利设施在水分与农业的关系之间建立起平衡，不仅将水分合理分配到了作物上，还保证了水分不会因为泛滥而危害农田，也对后世的农业生产、水利设施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除了建设，水车等工具也被人们发明，以改变水资源的高低分布，让地处的河水得以灌溉到高处的农田。这样的做法，让部分水分条件较差的地区——例如地势较高的河谷平地——也能够较为便捷地进行灌溉种植。后来的人们更是撰写大量的著作，来记载当时或历史上的各项水利技术，例如靳辅的《治河方略》。随着生活品质的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增加，原有的较为扁平化的作物类型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在农业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老百姓对于更加丰富的农业生产项目有了要求。特别是到元代，随着航海的发展和国家之间的往来愈发紧密，外来作物不断传入，丰富了农业的生产。因此，各地开始根据自己的水热条件，种植一些经济作物，而作为决定性因素之一的水分，自然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元代时期，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水分条件都比较不充足，因此需求水量较少的谷类作物就兴起了，粟、黍、稷、梁、秫都是这个时期在干旱地带广泛种植的谷类。各地的经济作物也在这个时期有所发展，比如棉花的广泛种植就需要缺水干燥的环境，木棉更…

《中世纪历史与文化》读书报告
type: item
date: 2023-03-25T09:47:00+08:00
description: 每个地区的成长与发展，都随着历史的厚重车轮前进。一个地区的经济史、政治史与思想文化史，共同构成了社会变迁，同时也在相互影响着。而我们许多人，受到传统观念和刻板印象的影响，往往不能全面地看待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发展。于是，弗里德在这本书中用一些新的方式向我们描绘了中世纪时期西方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与传统观念不同的思考，为我们打破僵化的思维、窥探西欧中世纪时期的发展变革提供了一个契机。在我过去学习所形成的刻板印象里，中世纪是黑暗、迂腐而愚昧的，教会的压迫使得人民生不如死，教会掌控欧洲主流文化，普通民众多是文盲，而且被洗脑和愚化，不论是农工商还是宗教都让人喘不过气来。但果真如此吗？弗里德的笔触带领着我，走到了中世纪时期教会统治以外的西欧社会另一面。在那里，我真正看到了中世纪并不是完全被教会所掌控，而是有不少发展、进步和开放的事物在，是后来欧洲进步的重要一环。在书中，我切实地看到了在欧洲的各级人民中，确实存在着一股尽自己微薄力量在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文化的力量，也在寻找着属于那个年代的救赎，以与中世纪的教会进行对抗。书中的一个例子便是勃艮第公爵厄徳及其所支持的“西多会”，那时东罗马日薄西山，处处酝酿着内战，也有流言“敌基督”即将降临，往日宗教的能量被极速消耗，人们需要新的思想，以替代过去的旧宗教思想，而寻找这种新思想的过程，在中世纪社会广泛存在。例如十一世纪末出现的“西多会”，与其他广大宗教信徒们相比，他们过着更为严格、纯洁的苦修生活，并将其视为属于自己的救赎，认为这才是天主教的正确之路。像他们一样的人还有很多，也许他们的努力很微薄，也许无法带来很大的变化，也许中途会有不少人退出——比如“西多会”的第一任院长罗贝尔。但是就算有着以上种种的困难和屈折，就算力量微不足道，新思想和寻找救赎的精神在中世纪也是始终存在的。由此让我思考，过去对中世纪人人服从教会指示、教会权威不可逾越的现象是否并不符合实际。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在我读完书后，我认为这所谓的“黑暗”是基于新教教徒而言的，因为那是一个天主教占绝对统治的时代，教会的阴云笼罩在整个西欧和地中海沿岸。但是在经济、文化方面又是如何的？似乎并不像宗教那么黑暗。诚然当时的环境是很压抑的，但是在中世纪时期，西欧逐渐开启了认识西欧以外世界的大门，促使着他们去探求知识，寻找真相，一批批的商人由此出发，一位位传教士踏上西欧以外的土地，内外的经济文化关节被打通，西欧与世界连接了起来。在那个年代，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和自身的反思，更多的革新也被爆发出来，思想文化也一步步走向世俗化。那么这样的中世纪，又怎么能被用一个“黑暗”就概括呢？从弗里德的叙述视角中，我猛地意识到，我不能再像以往一样思考和分析事情了，必须要采用更为灵活的视角来看待中世纪这个时代。用一个词概括任何事物都一定会陷入以偏概全的泥潭，以往光靠偏见和狭隘所形成的认知是绝对不够的，思维僵化是最恐怖的错误。中世纪确实在一些方面是黑暗的，但是不可以否认中世纪也有其抗争的一面、发展的一面。作为历史学习者，我们不能以停滞的眼光看待这段历史，而应当着眼于其中的变化与发展——毕竟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的。中世纪是西欧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一段不断追求救赎、迫切向前寻找出路的历程，也是西欧文化接轨世界，与其他地区相连接的历程，更是一段充满了革新、弥漫着新思想气息的时期。而在对历史进行描述时，弗里德并不是像一些史学书籍那样一味列举重大的事件，而是采取了新型的叙事方法——以侧面描写为主的叙事方式——来为我们展现中世纪社会更加全面、更加详细的一番不一样的景象。这种侧面描写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描写一些个体对陌生文化的接触和认识所造成的文化拓展和交流，来侧面地体现当时社会的变迁；另一种是讲述社会环境中一些典型家族、组织或人物的兴衰成败，以侧面反映社会的情状。第一种的手法在书中广泛使用，我的例证来自教宗分立时期的阿贝拉尔。作为一名逻辑学家、神学家和哲学家，他对于其他民族的认知与普通人存在一定差异。在当年不少人对于犹太人充满憎恶时，阿贝拉尔在接触了犹太的历史与文化后，十分欣赏犹太人的哲学和科学，他虽未直接转向犹太人中流传的“卡巴拉思想”，但是却能够清晰地感受到犹太教哲学和精神思想中所蕴含着的重要意义和社会价值，因此主张基督教应当对此有所改变和取舍，而在他之前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点，大多都是以一个保守和批评的姿态去看待“卡巴拉思想”的。这样的例证还有很多，体现了中世纪社会并不是封闭的房间，人们在里面按着教会的指令活动，而是有人能够从虚掩的大门中探出头来，去看自己的邻居都在做些什么的。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中世纪社会中的思想并非教会主导的一潭死水。这样的好处在于，它通过典型人物对于历史的认识，以及相近时代不同人物对于相同事物的不同观念，让读者认识到即便是在同一时期，思想交锋也是很激烈的，而非粗浅…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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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3-02T10:45:00+08:00
description: 现实是文学大厦的地基，而思想是铸就高楼的砖瓦。文学的发展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但思想的发展却是文学创作的真正动力。中国现代的思想，经历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新文学的启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新儒学在大陆的传播等历史进程，这些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使得中国的文坛得以在这一时期产生一定的繁荣，并相较于前代有着时代性的特点和稳步性的发展。书中最让我关注的是，为什么每一次的时代发展和新思想出现，文学并不一定完全同步于思想，而是会有先或者有后呢？对于先，我们不难发现当初在启蒙和救亡图存的大旗帜下，思想如此繁多，但封建主义还没有完全消除，为何文学可以率先摆脱这个局面，大力打破封建主义的枷锁，在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还没有完成思想解放的时候，知识分子就以文笔作为武器挥向腐朽的中国传统封建主义社会？社会总体文学现象何以比社会总体思想现象来得超前？而对于后，为什么明明民国已经建立多年，却还需要新文化运动、文学改良运动等社会活动，来让文学跟上思想的步伐呢？为什么前一个年代还超前于思想现象的文学现象就已经落后于它了呢？原来我是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在读过这本书后，我结合曾经对社会经济学原理的一些基本理论的研究，有了一些全新的思考，我认为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在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社会思想的发展和文学的进步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是逐级发展的。诚然，历史发展是有连续性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其更为重要的一个特性：断裂性。历史的大道并不是一马平川，也不是连续的，更不是有目的性的。当时的历史人物面临思想和道路的选择时，并不是按着我们如今看到的既定方向去走，不同的思想家和作家哪怕在同一时代，由于其阅历不同，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方向，只是最后哪派战胜了另外一派——比如书中提到的三次学术论战，张君劢等人主张回到宋明理学，丁文江强调科学能够解决社会上的一切问题，还有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封建性质的分析等。当时的几派也许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造成一种假象：每个人的思想都是先于时代的。而在我们后世人看来，有些“超前”于时代的思想，不过是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学术争论的自然而然的现象，其实质还是在那个历史的大环境下的，其产生的文学作品也并没有特别超前于时代的思想，只是我们后世人看来它的方向是“进步的”、“正确的”，才会将其直接归入进入下一个时代的先声——中国陆九渊的心学，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是很好的例子。另一方面是，思想史的局限性让我们在特定的阶段会忽视特定的人群。在清代末期和民国初期，我们着眼于先进的知识分子，而忽视最广大人民的思想文化状况，因此会把上层少量知识分子的先进思想，看作是那个时代普遍的声音，而忽视了那个年代最基本的文化状况。到了民国中期，知识分子发现不能只是自己有所进步，需要唤醒民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对启迪人民的思考尤其重视。因此，当时有着大量的“民智未开”的论述，也产生了大量的接近民众的文学。由此可以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个年代文化和思想谁比谁先进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而是我们后来研究者的着眼点发生了变化。然而，这本书也并非每个观点都能被我接纳，最典型的是其“告别革命”的一个表述。书中确实是有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些内容，然而我觉得“告别革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思考，因为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绕不开的一个部分，如果“告别革命”了，这种所谓的“不同视角”看中国现代思想史，其实无异于在日食的时候看太阳——被月亮挡住了其最关键的一个部分。思想史永远不应当脱离社会历史而存在。会这么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就中国当代发展的情况，不少学者都认为一切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红色经典在中国的传播都是典型的成功传播。虽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过犹不及的现象，但是总体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红色经典确实在中国民间产生了非常良好的传播效应，绝对不是应该随意被绕开的点。这也是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需要注意的一个点：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传播方式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接受？世界上共产党有很多，为什么极少国家能像中国一样，马克思主义在民间广为流传？邹振东在其《弱传播》中对十月革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评价：“炮弹的威力只在有限的范围，而炮响的能量却可以借助传播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十月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大家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庶民的胜利》引起了广大人民逐渐的认同，因为他们自发认为马克思主义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而自己的利益和努力会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中国长久以来的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遗产与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不仅毫不相干，甚至有相互冲突的情况，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作者们需要构建一套自己的道德理论体系，来彻底改造民众。李大钊的“到民间去”的号召，对于“改造精神”的强调，以及对大众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宣传和解释，再到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经验的总结和提…

《中国史学入门》读书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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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11-12T10:49:00+08:00
description: 中华历史博大精深，一直为我所神往。这几周来，我阅读了何启君对顾颉刚先生访谈整理而成的《中国史学入门》。在书中，我看到了历史之紧密维系，文化之绵延千里，也了解了许多从未听闻的知识，受益匪浅。书中的内容也很值得发散，结合先前所学、所闻、所见的内容，思考书中未明确提出的现象。第一章：中国民族史脉络书的第一章中，第一节就打破了大多数人持有的两个错误认知；在第二节中简要介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内容包含了民族、文化、地域等内容；第三节则对中华文化中各民族之祖——以盘古、三皇五帝和尧舜为主——进行了叙述。其中很多内容，特别是第一节的两个说法，让我认识到自己原本拥有的知识储备很有可能是待争议的，我依然需要深入学习去了解各种观点。第二节让我印象深刻，我意识到文明沿着中华道路一步一步发展，其绕不开的，始终是民族问题：中华民族内部的问题、中华民族与外族的问题。从书中能看出，如何处理这两对关系，是历代政府一直在想办法解决的问题，不同政府的不同处理方式，相应地会产生或好或坏的结果。第三节中，盘古之神话，三皇五帝之事迹，尧舜之统治，如今已十分模糊。千百年来，中国人把他们敬仰为自己的祖先，但我们对于中华民族祖先的认知，确实还不甚清楚。第二章：中华早期的文字与典籍第二章是提到的是古代中国的重要典籍。从中国文字起源到儒家经书，从诸子百家到其他战国古书，顾老先生一一讲述。顾老先生在书中还提到，战国时期的不少记载在秦朝统一后烧掉了不少正式记录，使得众多的子书成为了研究战国史和思想史的重要工具。第一节讲的是甲骨文。如今被批判的算命占卜，却成为了我们研究商代文字和历史的一个重要来源，毕竟，占卜所记载下来的，真实性往往是很高的。看到顾老先生说“更早，是否还有文字，要看将来出土的东西”时，我不由得想到曾在纪录片《中国通史》中看到的一个说法：近年来出土的夏朝的铜器上有零星的符号，虽难以破译，却和当今水族文字“水书”在部分符号上完全一致。也许有朝一日，中国的文字能再往前推一个时期。中华民族先祖们的面纱，一定会在日后的考古中逐渐被我们揭开。先秦时期中国的文化确实已经很发达，礼乐射御书数涵盖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子百家和多种多样的书籍在当时的中国出现。先秦时期的人们，以何来完成这样的思想盛宴？顾老先生在书中虽然并未明说，但我也能依稀看到蛛丝马迹：这种情况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一方面，是逐渐丰富的劳动、宗教和娱乐生活。最体现这一点的，就是《诗经》了，顾老先生在书中对《诗经》的描述甚少，但它包含了我们先民最为纯情、最为自然的歌唱，其折射出的思想文化背景值得关注。另一方面，是诸侯、百家并起的政治、思想交锋，在诸侯国林立的春秋战国时代，各派学说都有自己的发扬之地，而过去的礼乐传统也在经书和各派理论中逐渐被发扬或摒弃。学术的争鸣或许争不出谁对谁错，但若是一味地跟着权威和传统走，也许就永远不会做出创新来。第三、四章：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第三章和第四章，讲到的是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包含了正史和杂史。正史从《二十四史》为主干散发出去，细数了《史记》《汉书》《唐书》等作品，同时也提到了历史小说、民间故事和正史之间的关系，比如《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之间真实与虚构的问题。杂史也是分时期叙述，可以看到杂史作品颇多、体裁不一、内容相当发散、覆盖面极广，《世说新语》《大唐西域记》等有名的杂史赫然在列，顾老先生为我们展现出一幅了中国杂史的画卷。其实，对于《竹书纪年》《战国策》等本是第二章中提到的作品，我认为它们似乎与史书放在一起却更加合适。虽然它们部分的真实性存在疑虑，但是不可否认地，它们也算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作品，我想顾老没归到第五章的原因，应当是它们的时代属于第二章罢了。历史著作的出现反映出了对史学的逐渐重视。当一个民族开始重视起自己的历史的时候，这个民族就开始成长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而中华民族很早就出现并且一直延续下来的重史传统，或许也是我们在清朝之前一直繁荣的一个重要秘诀。于我而言，这两章中最让我最没想到的内容是关于杂史形式的。我对于史书的认识，长期以来是它必须是一本历史学作品，但是顾老先生在书中所提到的杂史似乎并不限于此。例如，郦道元的《水经注》虽是地理学著作，却“对于北方的历史地理很有贡献”；唐代杜甫的”三吏三别”都是诗歌，却是“最好的唐代杂史”；元曲似乎和历史并无关系，但都能“看元代的社会风貌”。甚至，我很喜欢的《阅微草堂笔记》都可以算是杂史。这让我自己对于杂史的定义在看完这一节后是大大开拓了。而从文学作品对历史研究的这个角度，结合我中文系的专业知识，让我对“文史不分家”这一概念有了更新的认识：文和史上双向的，并不只有史学对文学创作有贡献。历史对文学的贡献自然不必说。同时文学所记载的，后世都可以解读出那个时代的风貌，例如书中所举的《金瓶梅》中可以看出明朝上层的糜烂生活的例子。也许作家无心的一…

15世纪前西方文明宗教进程与文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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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10-09T00:51:00+08:00
description: 一、宗教与文学起源（一）原始宗教与文学起源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开始出现早期的宗教崇拜，西方对于文学起源的“模仿说”认为，正是对于宗教中古人祭祀歌舞的模仿，形成了最早的文学艺术。从这个角度出发，不难发现文学的起源与宗教有着密切关系，并且随着宗教和文明的发展而逐步发展。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提出“史诗和戏剧的模仿对象是人，是人的‘行动和生活’”的观点。因此，在原始宗教出现后，以歌剧为标志的文学创作便开始产生了，随后发展出了史诗、传奇等形式的文学。进入原始社会后期，这种文学创作逐渐变得更加明显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便是关于宇宙诞生和人类起源这类的创世神话。这种文学的出现，是古代人民由于对于自然的认识不够深入，而产生了对自然或某些神明的崇拜，因此才产生了的。以《吉尔伽美什史诗》为例，这部史诗在被书写出来前，就已经被口口相传了许久，甚至可能有上百年，一直到阿卡德语版本，才逐渐有一个“标准版本”出现。（二） 两河流域文明中的宗教与文学的互相传播在两河流域文明中，文学作品大多以宗教神话和史诗为主。这一时期诺亚方舟的故事和《吉尔伽美什史诗》，都能够反映当时人们的对于自然灾害的理解和宗教观念。例如《吉尔伽美什史诗》中，虽然是史诗，但是却反映出了当时人们的神人关系观——认为人在神和命运的面前是如此之渺小，人类的理智选择是屈从于命运的安排。文学如实地记录下了当时的宗教观念，而宗教又通过文学向外进行传播，人们在阅读文学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吸收文学中关于宗教的一面，并且逐渐渗透入观念之中。而更为典型的一个代表，便是犹太民族的《旧约》。两河流域的民族和宗教成分都很复杂，为什么犹太教可以在后世有一个相对高的关注度，就是《旧约》的功劳。《旧约》不仅是一部重要的宗教作品，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因此除了宗教崇拜者和研究者外，也有不少文学家对其进行研究。在《旧约》中，记载了犹太人曾经经历过的一个个历史事件，而在这部作品对于历史的记载中，延伸出了不少专属于犹太教的节日，例如逾越节、七七节、安息节等。这些节日，不仅与犹太教本身有关，也与《旧约》息息相关。《旧约》在随后发展出了《新约》，《新约》同样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它为世界提供了犹太教的一个重要分支——基督教。基督教对于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基督教这个分支的出现在新约之前，然而如果没有《新约》，基督教就不可能发展壮大；没有基督教，也就更不会有《新约》这样的作品出现。因此，宗教与文学在这个时期的西方文明中是齐头并进、互相帮扶的。（三）古典时代的戏剧与命运观古典时代有三大著名悲剧诗人，他们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这三个人的创作，都反映出了他们对于命运观念的不同展示。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中，主要描写的任务对象都是带有“神性”的主角，他们很明显地受到了命运的支配，他笔下的普罗米修斯三联剧就是一种被命运支配的体现。与埃斯库罗斯不同，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人物，例如俄狄浦斯王，敢于向自己的命运发起挑战，然而最终仍然没有逃脱命运的魔爪，但他的作品体现出了人对命运反抗的顽强意志。欧里庇得斯则不相信命运，在他的笔下，人物的命运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从这三个人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对于神人观念其实出现了三种倾向，众人的命运观也产生了一定的分歧，这为多样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二、文学与宗教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交锋（一）罗马时期和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在中世纪，对于《圣经》的解释权被牢牢把握在教会的手中，在这个时候，对于“文学”的主导权在教会手中。其实不止是文学是这样，天文、地理、数学等学科，还有歌剧、绘画等艺术形式都是如此。在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相当于是宗教的一种附属品，是先前那种齐头并进状态发展出来的一种病态关系。仅就语言来说，在中世纪时期，占据主流地位的宗教文学，其首要写作语言就是拉丁语，而当时拉丁语的推广范围并不很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资产阶级、市民群体的不断扩大，这种情况被慢慢地改变了。但丁的《神曲》打破了这一局面，使但丁成为了“旧时代的最后一个诗人”。在《神曲》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神学的反抗行为，例如已经被在地狱里预留了位置的教皇等等。但是，《神曲》的创作仍然没有跳出封建神学的语境，但丁想要冲出牢笼，但他自身依然在中世纪这样高压的宗教环境下，所以只能在牢笼中跳舞，做出一点文学家会有的反抗。在即将到来的宗教改革的传播中，思想基础也很重要，这种思想基础的奠定，正是依靠了文学。薄伽丘的《十日谈》正是一部优秀的人文主义著作，这部被称为“人曲”的作品，揭露了当时教会的虚伪和腐败，同时也为当时人文主义的传播提供了一个较为丰厚的土壤。后来英国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法国的《七日谈》等作品，都受到了这部作品的深远影响。（二） 14、15世纪宗教改革后宗教与文学进入14世纪后，随着资产阶级经济的兴起，教会的宗教…

明清时期中西科技的初步比较与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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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6-08T23:52:00+08:00
description: 一、中国明清时期科技状况与特点（一）状况在我国的明清时期，涌现出了不少集大成的科学家，例如李时珍在自己探寻诸多药材及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编纂成了《本草纲目》。这些著作综合了中华民族上千年以来对于自然科学与手工业的研究，体现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当然，除了总结性的著作，明清时期也存在着对于原有物件的改良，例如明朝时期出现的水雷和触发式地雷，就是以火器的基础，进行改进的产物，并且以此为基础诞生出了炮兵部队，而这也让明朝成为了那个时期世界上军事力量较强的国家。在农业方面，明代出现了农具播车和风力水车，这些大大提升了农业播种和灌溉的效率，但没能提高产量。在明朝得到发展的农业生产灌溉的工具，到了清朝时期就已经基本成熟。然而虽然灌溉与播种得到了提升，犁地工具的发展却较小，早在唐代就已经发明的曲辕犁仍然是中国农民主要用于犁地的工具。明清之际西方科学技术的东传，或者说科学技术的“西学东渐”缘起于耶稣会来到中国传教。随着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增多，江南地区对西方的科技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江南文明的开放性，也进一步推动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带来新的科技思想。然而，随着清初时期形势剧变——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统率着部分，原本能产生的“科技转型”被扼杀，最终中国没能发展出现一次“科技革命”，科技发展随即停滞。由此可见，中国在明清时期产生的“夷夏之防” “西学中源”的观念，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东西科技文化的交流。（二）特点与分析中国在明清时期的科技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是科技创新相对停滞，总体呈现出“总结归纳”的特点；第二是开始较多地吸收外来的科技成果，也就是“吸收外来”的特点。1.总结归纳的特点这段时期，新的科技发明鲜少诞生，更多产生的是《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和《天工开物》这样总结前人经验的书籍。新的发明也有，但大多是改良型的，创新型的发明鲜有出现。这个现象是很多因素的影响导致的，主要来说有以下三点。第一点，中国当时的农业生产力已经饱和。我国古代是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属于“一家水土养一家人”，当时的家庭农业，很少会以售卖作为目的。在曲辕犁已经能够基本满足一个家庭的农业生产和食物需求的情况下，就只会有少数灌溉和播种的创新，而不会出现大型机械化的农业工程，而作为农业大国，农业没有率先发展，其他行业的创新动力也就不足，自然只能局限于传统科学技术，没有突破性的发展。第二点，落后的政策会阻碍科技发展。我国当时处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顶峰，文化专制主义盛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出于对文化专制主义的铁拳的忌惮，或是对政权更迭后新政权的不满，不敢或不愿意做新的科学研究。这样一来，就没有产生新的科学技术及产品。而在新科技如死水一般的情况下，更多的知识分子就转向对于前人的经验与研究做出归纳，总结性的著作就会逐渐出现。第三点，文化氛围不佳。一方面是政府的压制，例如闭关锁国与海禁政策，阻断了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就算有少数皇帝个人对西学有兴趣，也没有向全国推广的计划。另一方面在于知识分子。当时更多的知识分子也不在乎西方科技，他们更加注重于八股取士和程朱理学或阳明心学，走科举的道路，本质目标都是升官发财，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难有创新。2.吸收外来的特点当时的中国，在清代彻底闭关锁国之前，中西方交流是比较顺畅的，康熙皇帝请传教士为他讲解西方的科学技术就是一大例子。前面说到，在罗马教廷的授意下，有许多传教士都在中国活动。在中国科学家中，有与西方传教士往来的那一部分人，也开始慢慢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技巧。如明朝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就介绍了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带来的欧洲水利方法。徐光启还和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介绍了欧几里得的平面几何学。而这些受西方科学技术思想影响的中国科学家，也在以辐射状向江南传统社会传播西方科学。二、14-19世纪西方科技状况与特点(一)状况在14-19世纪（对应明清时期），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也催生了近代自然科学。这段时间里，西方的科学研究从古代的沉思哲学，逐步转变到了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研究，这也是为何近代科技能迅速发展。牛顿经典力学、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以及日心说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的。此外，中世纪后期，生产劳动的重要性愈发突出，到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有不少的手工工场。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在19世纪的工业革命诞生出了新生产技术。第一次技术革命使得西方国家能够使用机器替代手工劳动，大大提升了生产力。而在第一次技术革命的倒逼下，各种自然科学学科都硕果累累，取得了繁多的成就。（二）特点与分析西方的科学具有普及性。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与发展，西方国家逐渐从愚民政策转向教育政策，义务教育逐渐兴起，更多的底层人民能够了解到科学知识。这也使得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学知识不再是真理、客观的代名词，而是文化和社会背景共同建构的产物。有条件的人会自发探究科学技术，从…

浅谈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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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04-09T12:19:00+08:00
description: 依附于宗教的古代科学与宗教同根同源，古代科学萌芽于原始宗教，两者的界限非常模糊，具有发生学上的同源性特点。在上古时期，宗教似乎总是统领着科学的发展，教会掌握着更多的知识，并且建立了服务于宗教的科学理论基础。而到了近代，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了宗教中宣传的不少科学理论存在漏洞，最终近代科学推翻了宗教理论。而在这之后，宗教也逐渐认识到应当从科学中完善自己的教义，于是教会开始通过科学理论完善自己的宗教理论。而如今，宗教和科学可以说是相互平行，却又有所交流。这里就要引入宗教和科学的五种相处模式。其一是对立。这一模式，集中体现在近代自然科学出现之后。在近代自然科学出现之前，还没有很明显的对立，虽然有少数的人提出对于宗教主导科学中部分理论的异议，但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也未能推翻宗教理论。这种情况持续到了“哥白尼革命”。“哥白尼革命”是科学与宗教的第一次碰撞——日心说取代了地心说。这是近代自然科学对宗教理论的一次抨击。在这之前，教会一直以托勒密的地心说为正统思想，并且以此来完善自己的宗教理论和解释《圣经》。这一次的碰撞后，对《圣经》文本的解释问题被摆上了台面，因为《圣经》的很多章节的论述，与日心说直接冲突。随后，自然科学的发展逐渐击破了宗教学说。再如，解剖学打破了“男人比女人少一根肋骨”的说法，进化论动摇了“人是神创造出来”的说法，人类对于光的性质的探寻，也在逐步击破宗教领域“神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的说法。在这一种模式下，是近代自然科学逐渐尝试推翻旧的宗教理论的尝试。其二是独立。宗教和科学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宗教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可以是两条不同的线。就是科学的发展不一定会受到宗教的控制，而宗教理论的完善也不一定会受到科学的影响。一方面，他们在时间上是相对独立的。在社会和平时期，科学是社会发展的主流，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宗教则相对退居二线；而在社会动荡的时期，宗教则起到了支撑的作用，而自然科学则相对没那么有用。例如，在我国魏晋时期，由于社会混乱，各类宗教盛行，“修仙”的人也不少，而除了清谈以外，很少有人特别注重于理论和科技的研究；而在国内社会相对稳定的唐宋，就能有不少的发明创造出来，我国四大发明中的三大都是在那个时期出现的，一直沿用到清代的曲辕犁也是这个时期发明的，在这个时期宗教的影响相对也较小，除了武则天尚佛之外，其他时候相对来说影响力没有那么大。另一方面，他们在学说上的相互独立的，二者研究的方向是不同的。也可以说，宗教和科学是“平行”的。二者学说的不同，体现在宗教比较不注重自然科学，而更加注重人文与虚幻的神学；而科学相对来说不会关注人文，他们更多地关注自然界的规律，以及这些规律是如何造福人类的。宗教的研究也许会被科学否定，科学的研究也许会被宗教所反对，但是他们二者之间在大多数问题上，互相不能证伪。其三是促进。宗教和科学是会互相促进的，科学理论可以帮助宗教的发展，而宗教也会促进科学理论的发展。例如，布鲁诺会大胆支持日心说，本质原因是他信奉的“异端宗教”是不支持教会的地心说的，他借日心说反对教会，但无意中却宣传了日心说，扩大了它的影响。而当牛顿提出了力学定律之后，一种被称为“机械论宇宙观”的观点被广泛传播开来，并且成为了当时信奉“自然神学”的人们眼中“上帝”存在的有力证明。再如哈维提出的血液循环论，这个理论使得信徒们更加相信解决了对于“anima”一词的翻译问题，为英文圣经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促进了英国宗教的发展。从上面的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宗教和科学对彼此的促进作用并非有意为之，他们不以促进对方发展为目的，而是在自身的发展与完善中，产生的不自觉的结果。其四是对话。除了相互促进外，互相对话也是一个重要特点。科学和宗教在对话中主要关注的是两者在问题、方法和概念上的相似性。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们会遇到比较极限的问题，是他们在科学范畴内没有办法寻求到答案的。然而在宗教中，人们却可以找到对于这些问题的一种解释。很有力的例子就是牛顿在研究了大半辈子的科学之后，转向了宗教的研究。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在科学与宗教的对话中，人们逐渐发现，唯科学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极端立场在现实中都是站不住脚的，科学理论不能完全取代宗教思想，他有许多无法解决的内容。而宗教思想也不能解释科学理论中的问题，部分思想还会被证伪。其五是融合。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宗教理论的不断完善，宗教和科学如今正逐渐呈现出融合的趋势。例如，宗教和科学都要使用模型的概念。宗教使用了很多的比喻和模型来帮助人们想象那些本身不可能直接观察的东西，而最新的科学理论往往表现为一个理想的数学模型，是一系列物理过程的符号化的表达。现代的宗教，也更多地会使用科学技术来帮助自己。物质上说，一些寺庙都推出了在线支付的功德箱，电子佛经和播放器也在成为一些出家人吟诵经书、制造宗教氛围的重要工具。而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