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分析教师如何探查抑郁症学生情况
声明：本人非专业心理学研究者，仅为入门者试着分析，若要作为教学参考，请多方查证。【背景】随着社会升学压力的不断增大，以及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不断升高，抑郁症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学生心理一种常见的心理问题，尤其在成绩优秀的学校的学生群体中更加普遍。在我的母校，仅我知道的就有至少三名同学被正规医院诊断为重度抑郁。抑郁症会对他们的生活、学习和社交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危害到生理健康和生命安全。当下的很多学校会发放问卷来调查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并鼓励学生如实填写，然而大多数学生为了防止留有不良的心理健康记录，以及对未来影响升学和就业的担忧，往往不会如实填写，导致学校方面很难注意到这些需要帮助的抑郁症学生。因此，老师了解成因并掌握对策才是解决中学生抑郁症的最主要环节。【成因】1.生理因素首先，中学生的大脑和身体正在发育，激素水平的变化可能导致情绪波动，从而导致抑郁，例如5-羟色胺 (5-HT) 功能较差的学生更容易患上抑郁症。其次，不同的性别产生抑郁症的概率也不一样，女性中学生普遍比男性中学生更加容易患上抑郁症，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女性特有的生物学反应、自我概念和应对方式等。最后，一些遗传因素也会对抑郁症的产生有影响，研究表明大约七成的中学生抑郁症病例有家族病史。2.心理因素青少年正处于建立自我同一性和防止同一性混乱的关键阶段，如果处理不好，或者产生归因错误，很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抑郁情绪。此外，青少年面临学业压力、人际关系问题、心理冲突等多种压力，这些压力很可能会导致他们情绪低落和抑郁。而且，中学生情绪的两极性导致他们的情绪往往比较极端，在接受负面情绪时会走向极端，从而走向抑郁症。最后，一些自身的性格缺陷也会导致中学生抑郁症产生，如强迫型人格、被动-攻击型人格、癔症型人格等。3.生活因素生活上的一些情况也会导致抑郁症的产生。有一部分的疾病会导致抑郁症，例如甲状腺疾病。此外，一些青少年的饮食结构不合理，也容易导致抑郁症的产生，这一点在膳食不均衡的中学生群体中表现尤为明显。更有中学生染上了抽烟、酗酒、滥用药物等不良习惯，这些都会导致抑郁症的产生。 4.社会因素缺乏成长支持是导致现代中学生抑郁症状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一部分家长和老师会过分地指责孩子，降低评价，导致抑郁情绪的产生，并进一步发展为抑郁症。此外，如今的快节奏生活和竞争压力，对学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中学生内部极高的升学倾向和外部的长辈期望，都可能对导致中学生走向抑郁症。成长环境的不稳定和冲突也会导致这样的情况，被成年人虐待甚至拐卖，家长之间的吵架、冷战甚至离婚，对孩子抑郁症的产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作用。【对策】若还未发现患有抑郁症的学生，老师就需要在平时培养他们正确的归因方式，教育他们积极乐观的评价观，引导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教师还应该给予良好的成长支持，让他们有成就感。此外，还需要及时发现可能有抑郁倾向的学生，通过一些临床表现，例如情绪低沉、行为迟缓、躯体症状、退缩和易怒等情况，找出这些学生，以便确认是否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心理辅导。若已经发现学生有抑郁症状，就需要提供及时的干预、帮助和指导。在对中学生抑郁症进行辅导和治疗时，应坚持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并重的原则，单纯依靠药物或单纯依靠心理咨询都是不正确的。前期应当及时进行心理辅导干预，若没有效果，则应当配合药物治疗使用。当药物治疗缓解和改善了抑郁症状后，再结合心理治疗，能够使患者正确认识抑郁症，最终达到根治的目的。在心理辅导和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需要引导中学生正确认识抑郁症，改变他们错误的认知，完善人格，培养学生们应对困难和挫折的能力以及自信心。可以使用行为治疗方法：第一，构筑一个积极的良好环境氛围，通过团体活动来使他们获得更多的人际交往机会，从而获得自信心和参与感，缓解抑郁症状；第二，引导他们回忆过去的成功经历，并尽可能为他们创造成功的体验；第三，提供心理支持，在给予青少年关怀和鼓励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让他们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和潜力，以及之前未意识到的能力。通过以上几点，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中轻度的抑郁症状。如果中学生的抑郁症病情已经较为严重，或长期持续恶化，学校心理辅导已经不能有效缓解学生的抑郁情绪，则需要移交专业的医院对其进行药物治疗等方法，在情绪相对稳定后再开始心理辅导。
余联沅《疆臣贻误大局历陈危急情形折》研读
······窃臣闻近日军事责成李鸿章，朝廷念其前劳，畀以重权，深谋密计，胥归主裁，我皇上垂眷勋臣，远超前古，苟其尚可支持，臣亦何必多言，阻挠大计？乃臣广采舆论，细察情形，知危急之势莫如今日；而李鸿章膺此巨任，竟有万不能胜者。事关安危，臣若知而不言，何以对皇上？谨将该督臣之种种贻误及近日事事荒谬，敬为我皇上沥陈之。该督身膺疆寄数十年，其昔日攻粤、捻诸逆，以洋人得功，遂终身以洋人为可师，而不知改变。从前法人滋事，该督傍徨无策，幸而不北来，得以无事。当其时该督谓无海军，以致不能出海，于是创办海军，糜帑千数百万，而至今不能一战。是李鸿章之贻误大局者一。此次战事，实为李鸿章因循怠驰所酿成。当日若从汪凤藻、袁世凯、叶志超益师之请，豫先进兵，何至险要为倭所据、韩王为倭所虏，使敌人著著占先而我兵无可进之路？乃该督事事听洋人怂恿，大堕缓兵之计。是李鸿章之贻误大局者二。牙山之捷，趁此声威，添兵迅剿，足慑敌胆；乃任其孤军无援，置叶军生死于不顾。高陛轮船载兵前往，日本奸细打去密电，致倭艘截击海口，歼我士卒，而不能先事觉察，豫为防备。是李鸿章之贻误大局者三。丁汝昌關茸无赖，不能察之于平日；至临事之畏缩不前，又复曲为回护，而不立正军法以激励将士。是李鸿章之贻误大局者四。获敌奸细，不加穷究，且欲纵之。知敌装煤米，不复过问。又听他国洋人之策，意欲主和。平壤顿兵，该督不令攻打，显违诏旨，无复人心。是李鸿章之贻误大局者五。当未奉决战谕旨之先，欲倩俄人打倭，计不遂；又欲倩英人打倭，计又不遂。及圣谕煌煌，该督亦自知堕洋人狡谋，仰屋吁嗟，寝食俱废。近更忽明忽昧，坚愎自用，凡言战者，辄加斥责；而又听信二三佥邪不可轻战之言，他国洋人又从而恫喝之，隐持之。该督挟有欲和之意，以奉旨严切，未敢公然出口，而其心实无战志，故藉口兵轮少，又增买舟舰，以缓我师。无论临渴掘井，断不济事；即刻日来华，又安能猝得熟悉海道之将统领此船？平壤业已万馀人，何至不可一战？乃计不出此，该督胸有欲和之见存也、故津人传说，以为即其所亲附者亦无不以秦桧目之。夫能战而后能和；乃一味优媚，损国威而懈士心。是李鸿章之贻误大局者六。而臣犹曲为原谅，谓其布置虽乖，声威犹在，或者可以慑敌。乃该督举刘铭传，奉旨严催就道，竟以病辞，而该督毫无一词谴责。若刘铭传果有病，该督不当举；苟无病；该督尚不能致一旧部，何以克敌？况闻近日该督亦略有布置，皆恃盛宣怀、李经方辈粉饰弥缝，使粗疏者观之，皆以为无懈可击。而不知天津距京甚近，其衰老昏庸情状，不能掩人耳目。且日服洋人之药，苟延旦夕，尸居余气，一筹莫展，无怪人言啧喷，胥天下之人无不痛恨于该督也。夫该督生死有何重轻，而该督当此大任，何以能胜？臣又闻倭人狡谋，将猛扑津、沽，以图一逞。朝廷若再专任李鸿章，李鸿章又专任丁汝昌辈，一旦兵来无以御之，虽重治该二人之罪，深恐悔之晚矣。臣是以不避斧钺之诛，干冒宸严，沥陈于皇上之前。臣亦知临敌易将，兵家所忌，然当此万分危急之时，若犹胶执成见，恐决裂不可收拾。相应请旨迅简知兵之大臣，出统其师。如或万不可易，惟有请于津于京，团练劲旅二枝，以资守御。至各路奉调北来之兵，闻已不少，应请旨电饬各将，务于中秋前到京。盖臣闻八月十五日（9月14日）崇上徽号，当庆典宏开之时，正敌人窥伺之日，故不得不防其渐也。······【概述】在这篇奏折之中，余联沅在李鸿章被委以重任的情况下，针对甲午战争及李鸿章过去表现的战况，向皇帝批评了李鸿章在军事责任上的种种失误和错误。第一，李鸿章能够跟从洋人的经验，但没有改变过去的思维方式，有兵而不用；第二，李鸿章事事听信洋人的怂恿，导致了战机的延误；第三，他在战事中缺乏决断力和行动力，导致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形，我军无法进攻；第四，他对敌人的情报和间谍活动处理不当，没有加以穷究，甚至有意放任；第五，李鸿章内心有和平倾向，或者说投降主义，不重视战斗，损害了国家的威望和士气；第六，他对军队的组织和指挥能力不足，缺乏激励将士的军法措施。此外，余联沅强调李鸿章表面上还有威名，但是他在布置军事上存在疏漏，也缺乏凝聚力，又在李经方等人的表面功夫下，掩盖其衰老昏庸的情况，其实根本无法胜任这个职务。总体而言，余联沅认为李鸿章在军事责任上的失误和错误严重，对国家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并建议迅速调派能力强的将领来统帅军队，并加强京津地区的防御。【分析】在这段叙述中，余联沅从思维方式、决策失误、工作表里不一、存在和平倾向等多个方面对李鸿章的能力进行了否定，指出他衰老昏庸，根本无法胜任该职务。那么他的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李鸿章进入官场的过程之所以较为平稳，与他父亲担任刑部郎中的关系密不可分，他通过拜访安徽的许多高官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的晋升也是因为在国内的战场有几个功劳，才得以擢升进入晚清权力中心，实际上其指挥思想与能力都是远远不足的。此外，他还挪用大量本应用于军事的资金修建园林，以取悦当时的权力核心慈禧太后，借用贿赂的方式来获得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第二，尽管李鸿章在内部确实组建了军队，打过几场胜仗，具备一定的战斗经验，但其实他指挥战争的能力相较而言是不足的，余联沅很显然也注意到了。例如在日本派兵进入朝鲜之后，李鸿章对于走向战争还是保持和平的态度摇摆不定，他与日本进行了反复交涉，但日本拒不撤兵，反而越派越多。李鸿章醉心于谈判调停，主观上极不希望因我方较积极的军事行动或战前准备刺激日本，进而在外交上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在增兵朝鲜问题上犹豫不决，行动缓慢。他还试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相信这两个国家会给出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法。李鸿章在朝鲜的一系列行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不战、不和、不走的消极战前准备态势。他这样的态度，直接导致清军错失战机，从而造成了牙山之战的失败，北洋水师对黄海的制海权尽失，其余船舰尽数退至威海外围的刘公岛。再后来，“避战保船”的思想更是严重地导致了清军的溃退乃至甲午战争的全面失败——只防御而不进攻，怎能制敌？不能制敌，船又如何能保住？可见在对日作战方面，李鸿章本身缺乏判断能力，过于听信外人，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战争，更不谈带领军队走向战争的胜利。第三，李鸿章在外交上有过“联日”倾向，这也是为什么他在甲午战争中对日本是那样的一个态度。力主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是李鸿章“联日”的开始。在甲午战争战前，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李鸿章就已经展现出“联日”的表现，同治十三年的日军侵台事件，李鸿章就推行妥协外交，靠赔款息事宁人，日军侵台虽然使李鸿章对日本开始产生怀疑,却仍没有放弃联日的想法。李鸿章对日采取一再退让政策，也给清政府造成了被动的局面。到了光绪四年(1878)，琉球使臣对于日本阻其向清朝上贡一事向清政府求援。李鸿章却认为：“中国受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再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 虽然在1879年日本宣布吞并琉球为冲绳县之后，李鸿章从“联日”的思想转为“防日”，但过去的思想仍然会影响李鸿章的外交政策。在这样的思想下，甲午战争中李鸿章在军事方面极力避战求和，在外交上也一直无所作为。而在日后日本以各种理由推脱讲和，几乎“指定”地要让李鸿章来和他们进行谈判，最后朝廷让他“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议和”，也侧面证实了上述的情况，由此可见余联沅在奏折中所提到的观点也是有依据的。第四，李鸿章在外交上倾向于妥协和退让，同时热衷于列强调停制衡。其总的外交政策是“力保和局”、“以夷制夷”，这极大影响了他的外交观念。例如中法战争初期，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私自签订条约，清军取得镇南关之战的胜利，李鸿章在战争中主张“乘胜即收”，建议挟胜与法国缔约。无论是余联沅主观看来还是我们作为后来者回顾这段历史，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重要人物，在这几次条约签订之中存在严重的妥协倾向。此外，在外交领域，他将解决中日争端的矛盾寄托于西方列强会“正义”的介入并提出"调停"。例如李鸿章曾经寄希望于俄国，但次日, 俄国使节通知李鸿章：俄只能以友谊力劝日撤兵, 未便用兵力强勒日人。初九日, 叶志超电李鸿章, 认为派大部队前进为上策, 撤兵为中策, 守此不动为下策。次日, 李电译署, 认为上策须缓办, 请示中策是否可办? 就算到这个时候李鸿章仍然想着的不是出兵，而是撤兵保持和平。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了，寄希望与列强和国际组织，自己放弃军队的抗争，最终一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因此，余联沅认为李鸿章对外只求和平、退让妥协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他在这个危急时刻，确实不适合被委以重任。第五，余联沅认为，北洋舰队根本不能与日本一战，这里需要分开看待。一方面，至光绪二十年, 日本在军事制度、军事装备、官兵素质等方面已明显优于中国, 在国际上对俄国的虚声恐吓也不甚畏惧, 发动战争、扩张疆域已迫不及待。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水师的战斗力明显不足，虽然号称亚洲第一水师，但是由于经费的挪用和管理的疏忽，其战斗力远远不如日本的舰队，而李鸿章等人对此估计不足，自以为北洋水师战力甚高，这还会造成轻敌的情况。另一方面，这是他否定洋务运动以及北洋舰队建设现实作用的表现。其实他没有注意到的是，晚清北洋海防建设在李鸿章的主导下，变以往“以守为战”的海防观念为“以战为守”，实践上强调陆海并举，重视陆海间的协调与系统性，在十余年的海防建设与布防中，构筑起以“北洋海军”为主要内容的近代化海防体系，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然而，不论是站在现在的角度还是就当时的视野来看，洋务运动的作用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它仅仅是技术学习，试图模仿洋人的工业产品，但却未意识到背后支撑着这一切的一个庞大、有力的工业体系，也没有来自政府的坚定支持，因此在许多方面的帮助确实有限。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洋务运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北洋舰队的兵力，这是余联沅在这篇奏折中所忽视的。毕竟从他作为朝廷官员的角度来看，洋务运动是一项浪费国库大量白银的运动，却没有明显的改变，也即“糜帑千数百万，而今不能一战”。当时的朝臣也因此认为，洋务运动也无法改变清王朝的腐朽落后，可以说是一次失败的举动。第五，余联沅指出李鸿章听信外人的意见，并且不听取自己人提出的正确有益的意见。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可谓正确意见一律不听，错误意见全盘采纳。例如，李鸿章就算是自己亲近的丁汝昌的抵抗主张也未能正确评估，在决策过程中对其意见未予重视，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此外，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虽然李鸿章与日本进行了反复交涉，但日本拒不撤兵，反而越派越多。李鸿章醉心于谈判调停，主观上极不希望因我方较积极的军事行动或战前准备刺激日本，进而在外交上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在增兵朝鲜问题上犹豫不决，行动缓慢。犹豫许久之后，在朝廷一次又一次的压力之下，才派遣太原镇总兵聂士成和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淮军两千余人前往朝鲜。第六，余联沅指责李鸿章用人不当。他任用的人员只会对李鸿章言听计从，缺乏独立思考和抵抗意识。与李鸿章一样，他们只有在战争来临时才畏敌如虎，采取妥协政策。在他的指挥下，原本有着较高抵抗热情的丁汝昌也未能真正施展拳脚，甚至在朝廷中被人怪罪，认为他也是妥协的一派，毫无能力，就像余联沅的奏折中提到的那样。 李鸿章坚决不同意以湘军统淮军，反对帝党“以剂湘淮”的构想。七月二十九日，军机处传旨询问李鸿章：“前据奏，李鸿章奏统率需人，请饬刘铭传迅速北上。昨据电奏，因病未能赴召。现在进剿各军应否另调大员统率？著李鸿章迅筹具奏”。八月二日，李鸿章复电把朝鲜的战局说得十分有把握，不另派统帅也不会误事，其用意是阻止朝廷在淮将以外另选统帅，并非真的不要统帅。文献中还指出，李鸿章在陟罚臧否上也做得不好，面对有因病拒不到任的重大过错之人，李鸿章不加重视也没有进行合适的处罚，反而因自己和他有交情和信任就一味为他说话。结合其他文献资料也可知道，李鸿章多次为叶志超渲染战功，导致朝廷的判断也出现问题，据聂士成称：“电旨派叶军门为诸军统帅，一军皆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禁会觉得他有意提拔自己的亲信。这表明其任人唯亲、奖罚不当、识人不明。第七，李鸿章在面对间谍和地方俘虏时未能合适对待，这点余联沅的指责也是属实的。例如日本间谍石川伍一被捕的当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即向驻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汇报此事。在接下来的审讯中，石川伍一起初不承认自己是间谍，但后来在证据面前，他只得承认在中国做间谍活动，探听情报的事实。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全权处理此事的李鸿章却没有立刻上报朝廷，而是等到8月15日朝廷在质询此事时，李鸿章才正式承认此事，并称还在审理之中，是否是间谍还未确定。李鸿章要么是根本不了解间谍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要么是对公务处理毫无能力。而且已经如此多天过去，石川伍一也已承认间谍行为，而李鸿章说他“是否是间谍还未确定”，肯定是有问题的。张仲炘说，日本间谍案被破获后， 李鸿章隐匿了在查案过程中查出的地雷炸药的事实。他认为李鸿章办案不力是因为这起日谍案牵涉到他的亲外甥张士珩，而他是被石川伍一收买的刘棻的顶头上司。最后，他建议把刘提交给刑部审理，深究此案。李鸿章见此案难以遮拦，9月11日，他就向总理衙门汇报说，经查实石川伍一确系日本奸细。最终石川伍一和刘棻被处决，汪开甲被监禁，张士珩被革职。这起案件被称为“甲午日谍第一案”。可见李鸿章对待外国间谍之不谨慎。
浅谈水分对中国农业的历时性影响
大气中的水分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对人类的农业生产形成诸多的影响。要寻找到这种影响，可以按照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也就是纵观历史或只聚焦于一个时代。在数千年的时间中，中国的农业必然是随着水分、温度等因素产生了大量的变化和发展，而水分的变化带来了尤其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历时性研究。然而，由于中国的版图辽阔而且不断扩大，在历时性研究中必然也需要兼顾同一时期各个地区的差异，以保证论证的合理性和完整性。从中国历代气候变迁和水利工程建设，我们或许能窥探到大气中的水分对人类的农业生产形成的诸多影响中的一角。水分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从始至终的，早在先秦时代，水分就对中国的远古先民的农业生产选择产生了影响。最典型的就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它是公认的能够大致划分我国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线，这一法则在我国古代科技尚不发达、对水分的调配能力较弱的时期尤为适用，为我国千年的历史格局奠定了自然基础。我国在新时期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农业，但是农业的出现是分地区的。在那个时期，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东、以南的部分大多会选择农业生产，目前学界认为，我国上古时期的农业起源点有两个，一是河北磁山文化的粟，二是湖南彭头山文化的稻。这两个地区的水热条件都不同，稻对于水的需求量远远大于粟：近代的实验标明，稻的需水量在700毫米上下，而粟只需要少量的水分即可生长，所以两地会产生不一样的作物。而以北、以西的地方由于水分不足，大多数粮食作物难以生产，以现在的数据来看，拿需水量相对较少的小麦来进行分析，其需水量的范围为317～356 mm, 平均需水量为331 mm，表面上看其需水量低于400毫米，但这仍然是一个远高于上古时期西北地区大气中所能提供给农作物的水量的数字。而上古时期又相对来说不需要经济作物，因此根据目前的考古研究发现来说，西北一带鲜少发现进行农业生产的历史遗迹，其兴起也多是从牧业开始的。水分会对农业生产提供帮助，但也会带来挑战，先秦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生产力的发展，在水分条件合适的地区，农业生产不断扩大，这也是水分对农业生产规模扩大的支持。然而水分也并不全是帮忙，也会带来一些灾害。我国水利工程确实历史悠久，但是在虞夏时还没有成型的水利工程，再加上当时降水量的增大，各地都发生了水患，对老百姓的农业生产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因此合理利用水资源和水利工程的建设成为了人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大禹治水之传说也由此而来，他疏通水渠，“随山浚川，导水入海”“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合理地运用水利工程，来让民众能够灌溉农田，又可以免于洪水的侵扰。随后有着合理的水分供给，商代和周代的农业生产都能稳步发展。秦汉到晚清的这段时间里，我国季风区的水分条件是多变的，因此不同的朝代都有不同的水利设施，农业生产情况也各不相同。季风区的水分，在两汉时期从北往南呈现“湿-干-湿”的局面，秦岭以南和黄河以北大多偏湿；而在魏晋到唐的这段时间里，由于季风强度和方向上的一些变化，这一方向变为从西北到东南分布，情况为“干-湿-干”，尤其是到隋唐时期，降水变率更大；五代北宋时期的干湿分布情况可以说非常复杂，不仅仅是有东西方向的分异特点，还存在着南北分异的现象但却并存南北与东西分异的现象。南宋到元代除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华北的东北部地区和河套平原一带，大部分地区都比较干旱。明代则是正常的东南到西北依次递减的情况，而清代就和南宋到元这段时期里的分布情况基本无异了。因此，从秦汉一直到元代，各个朝代都有不同的农业策略和技术来应对水分条件的变化。面对多变的水分条件，我国先民发展出了一系列水利设施工程，例如秦朝就有“四大水利家”，他们通过水利设施在水分与农业的关系之间建立起平衡，不仅将水分合理分配到了作物上，还保证了水分不会因为泛滥而危害农田，也对后世的农业生产、水利设施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除了建设，水车等工具也被人们发明，以改变水资源的高低分布，让地处的河水得以灌溉到高处的农田。这样的做法，让部分水分条件较差的地区——例如地势较高的河谷平地——也能够较为便捷地进行灌溉种植。后来的人们更是撰写大量的著作，来记载当时或历史上的各项水利技术，例如靳辅的《治河方略》。随着生活品质的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增加，原有的较为扁平化的作物类型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在农业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老百姓对于更加丰富的农业生产项目有了要求。特别是到元代，随着航海的发展和国家之间的往来愈发紧密，外来作物不断传入，丰富了农业的生产。因此，各地开始根据自己的水热条件，种植一些经济作物，而作为决定性因素之一的水分，自然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元代时期，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水分条件都比较不充足，因此需求水量较少的谷类作物就兴起了，粟、黍、稷、梁、秫都是这个时期在干旱地带广泛种植的谷类。各地的经济作物也在这个时期有所发展，比如棉花的广泛种植就需要缺水干燥的环境，木棉更是从原本偏于西南发展到了北方地区，桑麻的种植分布也体现出了水分的变化。当然，水稻仍然在北方部分降水条件较为充足的地方或南方多雨的地带有种植活动。这就体现了水分对于元代时期种植品类拓展以及其分布状况的影响。进入近现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分能够更好地为人们所用。民国时期由于时局混乱，不少气象观测和水利工程建设都难以开展，而由于民众的穷困，也鲜少有新技术出现，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一系列水利建设和气象研究，这一情况才发生改变，水分和农业生产的关系随着科研人员的不断推进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成果。水分和农业如今协调得相对较好，并不是说如今气候条件就不像中国古代那么复杂，而是现代科学技术和治理手段起到的作用。这样的好转一方面仰仗国家在治理过程中对水利工程的重视，例如毛泽东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大兴水利的思想和实践，南水北调工程的开发和进行，诸多河流上大坝的进行，都是水利工程对于农业生产的调节作用，这些实践其实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与水分斗智斗勇的延续。另一方面就是当代气象学的发展，能够及时地预测大规模降水、山洪等现象的发生，使得民众能够更好地预测将要发生的气象灾害，以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与前文提到的水利工程相比，气象学的观测和预警是近现代新产生的一种与水分带来的灾害斗智斗勇的方式。如今虽然仍然会有梅雨、台风等情况导致大量的降水，造成农业上的灾害，比如前几年在河南发生的洪涝灾害，但是有诸多大坝等水利工程的调控，以及及时的预报让农民能够进行提前准备，与我国台湾省在前些年旱涝灾害中的表现对比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那几年的异常天气中，台湾的农业遭到重创，甚至带来部分农产品大规模减产，可是大陆在异常天气中的农业生产却没有出现大规模减产现象。由此可以看出，随着新中国的建设，水分异常带来的损害已经远远小于之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仅限于减少水分异常的危害，更重要的是能够改变水分不足或水分过量的情况，让一些无法发展农业的地段也能够进行生产种植。例如滴灌技术为干旱地区带来了全新的灌溉方法，也比大水漫灌更加节省水资源；对于气候的精准分析也为干旱地区指明了种植的方向，例如新疆的葡萄、番茄和西瓜等，使得更多地区能够有种植作物的可能；大棚和加湿器为一些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水分支持，让一些水源并不紧缺但空气干燥的地段有可能种植这些需水量较大的作物。此外，人工降雨的进行也是从气象学上对局部地区缺水的情况进行调节，有效地改善了我国部分地区因季风气候导致的冬春季节干旱的情况，为当地的农业发展提供了水分支持。如此种种，都是水分与农业生产在当代产生的新变化。由此可见，水分和农业生产的关系一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水分对农业固然会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但是只要人类可以合理地运用自己的才智，就可以调控两者之间的关系，使其产生较为正面的影响，或减少它带来的灾害。因此从宏观和全局的民族历史角度来看，在我国历朝历代的水分和农业关系之中起到最大影响的，其实还是人类的认识水平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只要人类的科技水平或者技术能力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让水分满足人类农业生产生活的需要。
从《宇宙跃迁者》看郝景芳科幻作品的现实性
作为近代兴起的一种文学形式，科幻小说以其对未来和科技的幻想而流行于世人之间，因此难免会有一些只注重描写科幻场景而忽视现实铺垫的作品，导致了一种脱离感。但有的科幻小说和这些忽视只注重想象的作品不一样，比如刘慈欣的《三体》和陈楸帆的《荒潮》，这些作品中除了科幻意象，还有许多现实的写照。郝景芳的作品延续了这一笔法，她并没有因为是科幻元素就放弃对现实的映射，而是在创作中加入了大量对现实的描写，而在其中又有着大量科幻现实主义的倾向。郝景芳的科幻作品似乎沉迷于“折叠”，先前的雨果奖作品便是《北京折叠》，而新作《宇宙跃迁者》又是其“折叠宇宙系列”中的首部作品。在这些“折叠”中，郝景芳充分地体现她多年来的所见所感所思，《宇宙跃迁者》在现实性的创作中更是又进了一步。她的作品对现实的描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将日常生活意象插入到科幻作品中，使得科幻小说里充满了“烟火气”和“人间味”；第二是在作品中夹杂着大量反映社会现实问题、民众生活情况的描写；第三是对于历史故事和中华传统元素等意象的现代化添加。现实生活加高科技，是郝景芳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如果把高科技和幻想的那些意象拿开，一切背景似乎就像是现实一般。郝景芳的过去创作中，很少能找到向宇宙空间延伸幻想的内容，因此地球的城市、人文与景色就是其展开想象的主要载体，比如《弦歌》中阿玖与“我”在泰晤士河边散步谈心，眺望着旧伦敦桥；《宇宙剧场》对格拉斯哥城历史悠久的建筑物和小店铺的细致描写，加上小街琴声的意象。如此种种“烟火气”，让人初读仿佛置身于现实世界中，似乎面前的作品并不是科幻小说，而是一部精心观察后写就的散文。但仔细一读，却又有宇宙旅行、钢铁人这样的科幻成分在。而在《宇宙跃迁者》中，这种笔法更是突出，特别是在前六章里，能感受到浓厚的“烟火气”。《宇宙跃迁者》中主要描写的中国城市是西安，带领读者深入了现实中西安的名胜与街巷。截取一段其中对于西安城的描写： “江流和云帆跟着齐飞，在摩肩接踵的小巷子里穿来穿去。原本就是红灯笼满街的游客步行区，有很多人排队买吃的。”，这正是西安回民街与永兴坊这些旅游胜地的景象，这是去过西安的人都能体会到的。与《北京折叠》不同的是，《宇宙跃迁者》中的西安着眼于“现在”的西安，那些小酒馆、青石板路、秦始皇陵，都是当下可以看到的，可谓是将整座西安城搬到了纸上来，大街小巷与上下人物均得到了充分展现；而北京的三层社会的发展程度之差异，也是“现在”的北京不同阶层的人群所接触到的。两部作品相同之处在于，他们着重描写的这些部分，都来自于现实社会中郝景芳所见所感。如此写法，就算不指代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也有着在文学接受上起到正面效果的作用：一方面让读者感到更加亲切，另一方面也成为我们认知整个虚构世界观的辅助工具。因此，科幻作品并非要么高楼大厦，要么寸草不生——比如《荒潮》中描写的就是一座被进步浪潮抛弃的垃圾之岛。它其实是可以建立在有现实烟火气的城市，可以是很朴素的小镇，不需要有太标新立异的背景环境。除了对科幻意象和现实意象的描写外，郝景芳在自己的写作中还有许多个人追求：无论是在构建一个想象中的世界，还是在映射真实世界的故事，郝景芳都在文本中努力向读者传达自己的思考和探索，并让数以万计的读者对她所描绘的场景进行“再思考”。在作品中构建一个虚拟的世界，本来是让人感到轻松愉悦的，但郝景芳的笔法使得这种愉悦又能起到揭露事实、规劝人民的目的——就和《格列弗游记》一样。郝景芳曾经说过：“写作的时候，我是从人出发，从我感兴趣的某个问题或某种个性出发，科幻点是围绕着故事建构出来的。”这句话可以看出，郝景芳通过科幻作品来描写社会现实，所谓的“幻想世界”本质上就是现实社会的投射。她的科幻小说中充满着科幻现实主义：虚拟世界表象飘渺而不切实际，然而其内在却直接地显露现实社会的问题。这在她的许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弦歌》对被奴役而麻木的底层百姓的描写，《流浪苍穹》对青年追求理想与事实的描写，再到《北京折叠》以三个世界这种非常形象而又略显夸张的叙述方式，勾勒出了当下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社会阶层分化的状况。不难看出，所有这些描写都是世界各地近现代社会的真实写照，郝景芳在作品中，勾勒了我们看不见的社会现实。《宇宙跃迁者》中也是如此。从细节来讲，郝景芳在作品中，利用云帆塑造了当代不婚主义的女性形象，利用齐飞塑造了忠诚的中国军人形象；利用江流的父母来讽刺家长过分干涉孩子自由的问题，又利用赵一腾等人对事物片面认知就下结论来批判当今社会某些知识分子不能全面把握问题就武断地下结论。以上种种形象或好或坏，但都是郝景芳针对当下每个人生存情况的揭示，更为宏观地，郝景芳把矛头指向了大互联网公司和区域性国家联盟。“天赏”对于全世界各方面的监视，江流通过“天赏”能够肆意获得大量信息，这是对大互联网公司操控舆论、监控用户的讽刺；“大西洋联盟”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对主角团持续而烦人的干预阻挠，又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是对一些国际组织和区域性国家联盟办事低效而无能、独断专行，不愿相信或恶意否定他国力量的讽刺。这两者都是如今世界上存在的重大问题，关于个人隐私窃取和西方政治联盟的胡搅蛮缠，郝景芳作为一个中国人也能深刻地体会到，因此她在书中加以描述，最终形成了这些意象。此外，其现实性还体现在中国元素在《宇宙跃迁者》中出现的频率上。本作中出现中国传统元素的频率比郝景芳以往都要高，因此这部作品也被郝景芳自己称为是“探索中式科幻——中国古典美、武侠与科幻的结合”的开始之作。将各种中国元素与科幻相结合，从现实性角度看，这样的写作手法不仅是打破西方话语统治科幻文坛的地位的尝试，更暗讽了如今人们由于科技发展就忽视了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状况，也是对当下越来越多缺乏历史感、民族感的人的一种批判和提醒。中国元素在作品中出现非常密集：外星人的形象是中国仙兽“麒麟”，外星人的“龙船”的外观描写采用了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龙”的形象，“龙船”的内饰则有阿房宫、凤鸟雕塑、青铜鼎等，而飞船内的机关，更是结合了各式的中国传统机关术——阴阳、传统祭祀、龙生九子等，甚至有传统武侠中的瘴气出现。这些传统事物在文本中作为意象出现，乍一看有些许突兀，然而却让人思考：为何西方式的科技占据了科幻的主导？中国传统的科技如果合适地组合和应用，并加以拓展发挥，又为什么不能成为科幻作品中的主角呢？郝景芳这样的一篇作品，用中国意象解决世界未解之谜，用中国话语讲述全新科幻故事，在文坛上向统治着科幻作品话语权的西方思想发起了挑战，或许能成为未来中式科幻创作的先锋。更进一步地，书中有着对于传统文化与科技发展关系的辩论。其中，郝景芳借齐飞之口抛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论点：“当代科技和制度只是更加先进了，但是经典讨论是永恒的问题”。郝景芳敏锐地捕捉到了现实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即社会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脱节的问题。如今政府虽然大力保护和推广传统文化，但似乎效果不佳，诸多传统艺术、手艺、语言和思想，仍然只能在很小的一部分人中传播。如今真正喜爱，或着实际在传承传统事物的，多是中老年人，很难看到青年人的身影。青年人沉迷于科技之中，很少回头看看他们祖先留下的东西，尤其是在东部地区，不少传统的习俗和艺术正在被以惊人的速度遗忘。书中齐飞的这句话，是郝景芳对这种现象毫不留情的批评。不得不强调的是，由于这样的中式科幻写作是刚进行尝试，且没有前人作品可以参考，《宇宙跃迁者》不少地方的处理也还存在问题，然而作为现代中式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这本书绝对是合格的。也许这会是未来更多中国作家尝试此类文学的一个开始。可见，郝景芳在《宇宙跃迁者》的创作中，加入了大量具有现实性的因素。中国元素与街景描写，为八十年来新中国科幻文学创作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而这部作品的更深层意义不仅是简单陈述，也不只是中国元素，更是科幻现实主义的一系列体现。作为对现实的变形和对未来的预演，科幻现实主义不仅仅有着当下意义，也有着未来意义，它引导着读者思考人类在科技发展后的困局，引起读者回味和品读。
中西英雄形象比较——以《伊利亚特》与《封神演义》为例
特洛伊战争中涌现出了许多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形象各有特色。在《伊利亚特》的描写中，这些英雄形象显现出了西方文学中对于英雄形象的刻画特点。而《封神演义》是东方英雄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也反映出了东方文学对于英雄形象塑造的特征。对《伊利亚特》和《封神演义》中英雄形象进行对比，有利于深追中西文学中英雄形象的同与异。一、人物要素对比分析（一）出身在西方文学中，代表正义的一方的英雄形象往往会被刻画成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而相反地，反面的英雄人物则较少地受到神的庇佑。以《伊利亚特》为例，在文章的设定中，阿喀琉斯是人类与大海女神的孩子。由于拥有一半的神明血脉，阿喀琉斯生来就注定不平凡，神的光辉昭示着他只要上了战场，就一定会有一番作为。而反观特洛伊城的赫克托尔，与阿喀琉斯相比，没有神明的加护，身为特洛伊皇子的他的出身也显得平庸。东方的英雄人物的出身则差异较大，在《封神演义》中可以分为“神怪”与“凡人”两类。神怪出身占多。神仙出身的本身就有很强大的能量，大多支持正方阵营，例如哪吒。而怪物出身的也各有神通，大多支持反派阵营，例如书中商朝阵营的“梅山七怪”。而凡人出身的，除了周武王等显贵之外，大部分人都是普通的，没有神明的血缘。即便后来威风如姜子牙，他的出身也是不好的，苦心钻研道学四十余年仍未成仙。（二） 能力来源在英雄能力的来源上，西方文学中的能力更多倾向于“神授”，例如《伊利亚特》中，大海女神用冥河水浸泡了阿喀琉斯，让他浑身上下固若金汤，给予了阿喀琉斯在特洛伊战争中贯颐奋戟、横折强敌的必要条件。这是阿喀琉斯力量的来源。没有“神授”力量的一方往往会成为弱者，例如特洛伊城的一方虽然受到阿波罗和阿芙罗狄忒等神明的站场，然而神明本身没有直接下场打仗，加之希腊联军本身也有雅典娜和赫拉等神明的庇佑，因此赫克托耳还是难以敌过带有神力的阿喀琉斯，战争的结局也昭然已示。在东方的作品中，也会有英雄自身能力的显现，但是更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神仙们手里的法宝和法术。而对于凡人英雄的能力来说，东方的文学虽会有玄幻色彩与神仙的出现，但是凡人英雄的能力却不是“神授”。一般情况下，凡人只能通过拜师学艺来获得能力，神仙不会直接授予。在《封神演义》中，就有大量拜师学艺而成的英雄，或者是仙家法宝直接下场而产生英雄。取书中的英雄构成来说，不少英雄是因为具有特殊能力而成为“英雄”，例如姜子牙手下的得力干将杨戬，他“有八九玄功，善能变化”。只有另外的一小部分英雄则是自身武德充沛打出的英雄头衔，例如女将高兰英。不难看出，无论这两类中的哪个，他的能力都不是神明白白施与的，要么是向仙师学艺，要么是自身的武功。（三） 性别构成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不难发现英雄形象都是男性，女性英雄在西方文学中几乎是没有出现的。在《伊利亚特》中，男性占据了全部的英雄形象。阿迦门罗、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作为公认的三个主要英雄，全部都是男性。而女性除了以神明身份出现，就是以“妻子”“仆人”的身份出现，并没有女性英雄形象的描写。然而，在《封神演义》中，除去作为仙女、平民和妖人出现的女性外，我们可以在众多的男性形象中，找到数量较少的女性英雄或女性将领的形象。在《封神演义》中有提到的女将，仅周朝方就有邓婵玉和龙吉公主两位。我们取周朝方的邓婵玉作为例子。《封神演义》书中涉及邓婵玉的笔墨不少，其武艺精湛，书中多次战斗都以她打败对手而胜利。[ 王帅. 《封神演义》中女性人物形象分析[J].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 2017(02),16-18]而商朝方也有女将高兰英等形象出现。这些女性作为女中豪杰，它体现出传统妇女观除了坚守妇道之外的另一面。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作品对女性英雄的形象塑造是存在的，虽然与男性相比比较稀少，但与西方作品相比仍是数量可观了。二、人物性格描写分析（一）两面性格的描写西方英雄形象的两面性，往往会体现在处理不同事情、对待不同人物时处理方法上的差异。大多数英雄形象，我们既能看到他们的残酷无情，为了战争和部下做出一切，也能看到他们柔和和心软的一面。例如在《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残忍而又善良。在战争时，他是冷酷无情的。在战争结束后，面对着赫克托耳的尸体，当众多士兵对其凌辱之时，他也想过要狠狠处理尸体，然而当特洛伊的老国王来到军营中，恳求阿喀琉斯能够归还尸体的时候，阿喀琉斯却也会心软，这样的描写丰富了人物形象的塑造，让阿喀琉斯由一个扁形人物成为一个浑圆人物，形象更加立体，跃然纸上。东方英雄形象与西方相比更为扁平，但仍然具有两面性。这种两面性体现在英雄人物的所作所为中。东方的英雄可以在一个事件上表现出对纲常伦理的支持，却可以在另外一个事情上违背纲常伦理。例如哪吒在《封神演义》中本身是作为正面形象存在的，他会为了正义保周灭商，讨伐违背纲常的纣王。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英雄，当他的父亲李靖在庙中打破了他的金像时，哪吒仍然会化身去找李靖报仇。在这个形象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哪吒，一个敢于反抗父权、不惧纲常的叛逆者形象。在对于合理纲常的坚守和不合理纲常的反叛中，我们可以看到哪吒身上的遵从和反抗的正反面。（二）东西方的人本思想差异东西方的人本思想在概念上是存在差异的。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强调，人作为环境中的一部分，会对周遭环境变化作出本能的反应，但是人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控制自己的行为，决定行动目的与方式。而东方的人本主义社由于程朱理学的大背景，主要侧重于反对束缚、张扬个性。这种差异在文学作品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在《伊利亚特》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充分体现。例如文中，阿喀琉斯在经过身边女人被夺走和挚友被杀害的情况下，他愤怒了，并进行了激烈的反抗。然而，他却能够在自己的战友被屠戮、战局不明朗的情况下感到无动于衷。这就是阿喀琉斯在对同样消极的事物中，依靠自身做出不同反应的体现。《封神演义》对于东方人本主义思想的体现则在于对泯灭人性的理学的反抗。三纲五常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着中国，然而《封神演义》中却有大量的关于反抗父权、夫权和王权的描写。书中对姜子牙妻马氏的描写, 虽然着笔不多, 却把一个敢于反抗丈夫、在家中拥有很大话语权的女性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王修齐.《封神演义》的人本主义思想倾向[J]. 青年文学家. 2016(20), 46-47+49]除此之外，还有殷郊等若干个挑战父权的人物形象存在。这些描写都体现了在高压集权和理学压迫下，东方人本主义精神的崛起。三、中西英雄形象之相同处（一）勇敢无畏的品质无论在何时何地，英雄最需要具备的品质应当是勇敢无畏。无论是一时热血，亦或是生来如此，所有的英雄行为必定是在勇气的支撑下形成的。具有勇气之人，在面对困难之时有“泰然无所畏之德”。在这一点，东西方文学中的英雄形象不谋而合地走在了一起。正如所有的英雄形象一样，阿喀琉斯的品格是勇敢无畏的，他能在早已得知自己一旦上战场就必死的命运的情况下，断然拒绝安然过完平淡一生的选择，并勇敢选择在战场上挥洒自己的热血。特洛伊城的赫克托耳亦是如此，在希腊联军大军压境的前提下，面对着众多骁勇善战的敌军，以及几乎无坚不摧的阿喀琉斯，赫克托耳都表现出了他的英勇无畏精神，让他在文中的形象可谓虽败犹荣。《封神演义》中的英雄人物更是勇敢无畏。哪吒作为小孩子，在书中虽周武王征战，横扫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再看杨戬，那更是“杀气腾腾逼斗星”，从他战马元、斗张奎等事迹中就能看出，他的勇气是不可否认的。且与《伊利亚特》相比，这种英勇表现得更加广泛，因为它塑造的勇敢并不局限于少数几个英雄，而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书中每一个参战的人，读者都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英勇的品质。无畏的品质如此相同地出现在东西方文学作品对于英雄人物的描写中，也体现出人类对于勇气这一品质的普遍认同。英雄的形象需要勇气，勇气的形象也能够塑造英雄。（二）突出性格的塑造一个英雄人物必定具备有许多可贵的品质，文学作品也会对这些形象进行描写。在所有的描写中，必然有一个性格是特别突出强调的。然而东西方在描写这一性格的时候，也都会突出这一性格。我们以“冷静”为例子来进行分析。冷静作为保持清醒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东西方的文学作品中都有对英雄人物“冷静”形象的描写。《伊利亚特》中，富有“冷静”品质的当为赫克托耳。与阿喀琉斯的时不时“愤怒”相比较，赫克托尔显然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静，他能在面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难前提下，仍然保持清醒，一个优秀的领导人形象跃然纸上。然而这种冷静却没有办法维持很久，面对阿喀琉斯的挑衅，赫克托耳仍然有冷静，但这个时候的冷静已经难以抵过冲动，他不顾一切地冲上前与阿喀琉斯搏斗，听到父母让他回城内也无动于衷。但等到真正投入到与阿喀琉斯的战斗中，赫克托耳重新显现出了面对强敌的冷静。东方的英雄人物，在对于智囊型英雄的描写中，“冷静”的特点中非常突出。例如《封神演义》中，姜子牙作为周朝方的军师，他能够在任何场合下都保持绝对的冷静，以此来给出最佳对策。就算有着一时的慌乱，也能够很快镇定下来。这一规律很少被打破。从上面的两个例子中可以发现，在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中，主性格会被其他的亚性格短暂占用，但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这个突出的性格作为主性格。而且能通过亚性格的短暂占据，更加凸显突出性格的稳定性。
一、概说《七月》主要描写了底层劳动人民一年四季的生活，是《诗经》中篇幅最长、信息量最大的一首诗。当代的其中一种说法认为，《豳风》中所记载的是周公的诗，也就是在西周初年形成的，作为周公“陈王业”组成的一部分而存在。诗中对中国先秦时期奴隶社会的状况进行了详尽的描写，反映出底层劳动人民被剥削的苦难以及辛劳一年却鲜有所获的悲惨情景。诗歌当中存在着许多意象，借此反映出当时底层人民的生活，这对当代学者研究商周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而在这些意象当中，仍然有一些意象存在着巨大的争议，例如“公子”就是其中之一。在《七月》中，关于“公子”的表述达到了三处之多，对于“公子”指的是什么人，历来众说纷纭，而“公子”这一身份却又能够决定一整句诗的情感色彩和基调。目前，在“公子”身份的论点中，有如下三种是让人比较信服的。第一种是“诸侯之女”说。此说认为，本诗中提到的公子是诸侯之女，而作诗的主人公则是诸侯之女的陪嫁侍女。而“殆”具有害怕的意思，等到公子来了，她就得一起出嫁，由于将要远离家人，也无法寻求自己的爱情与自由，女子因而感到伤悲。而之后所提到的编织衣物，则是在陪嫁前后为诸侯之女进行服侍时的场景。这种说法以孔颖达的论点作为理论依据，立足于陪嫁制度进行解读。第二种是“欲嫁之人”说。该观点认为公子指的是男性，而诗中主人公则正在追求这个公子，但是由于一直无法和公子一起回家，所以感到悲伤，而之后为心爱的公子作衣裳则是追求的手段和裘服，则是女子对男子的追求手法，或者是“及公子同归”之后与公子的生活场景。若确实如此，则《七月》则可称为是我国古代伤春诗的鼻祖。第三种是“诸侯之子”说，认为诗中公子是奴隶主的儿子，在古代社会中，奴隶主会来掠夺民女，而一旦被看中的民女就只能跟着公子离开。主人公被公子挑到，害怕和公子一起回去后的生活，因而感到伤悲。诗歌之后的悲惨状况，也是对主人公被公子带回家后当侍女时，家里人和她自身的悲惨而黑暗的生活。三种看法各有道理，本论文更倾向于第三种说法。下面我将分析前两种说法的不合理之处，并且阐述为何“诸侯之子”说会成为我倾向的看法以及这个说法的合理性。二、“诸侯之女”说公子为诸侯之女一说，最早是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提出“诸侯之女称公子”的论点。在这之后，清代的姚际恒也在他的《诗经通论》中提到：“公子，豳公之子，乃女公子也。此采桑之女在豳公之宫，将随女公子嫁为媵，故治蚕以备衣装之用。而于采桑时忽然伤悲，以其将与公子同于归也，如此则诗之情境宛合。”此说法的合理之处在于，先秦时期对于诸侯的子女，不论性别都称为公子。能作为例子的就是公子倾，她是魏文侯之女，却也被叫做公子；重耳作为齐僖公的三儿子，也被叫做公子。因此可以看出，当年无论男女，都是可以被称作是公子的。如此看来，这一说似乎确有合理性。然而，这一说法也存在着明显的漏洞。第一，根据商周时期的婚嫁制度，当时诸侯如果要娶另一诸侯国的女儿为妻子，“女方要以侄娣随嫁，还要有两个和女方同姓之国的女儿陪嫁，亦各以侄娣相从” 。若依此看来，诗中的女主人公应当是诸侯之女的侄娣或者同姓之国女儿或其侄娣，地位应当比较高，与诗中的描述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的基调相互违背。第二，仅凭“公子”可以代指女子一事就武断地认为诗中的“公子”也是指代诸侯之女，是站不住脚的。在诗中，没有更多的意象表明“公子”的性别为何。若仅以一言蔽之，那么《仪礼·丧服》中提到“诸侯之子称公子”，未尝不可断定就是男性。做语义研究，我们可以采取古时所有成就来证明我们论点，但不可凭古代学者一言就妄下定论，以免出现以偏概全的现象。第三，在诗歌后半部分中提到的多为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环境，与前面的陪嫁、服侍这一部分存在不符之处。文章最后三句也表现出了乡人齐聚举行酒会的场景，反映了底层劳动人民在经过一年的辛勤劳动后的简单庆祝，若陪嫁作为一条故事线，显得单调而虎头蛇尾。再者，“归”字的存在是很微妙的。 “归”有出嫁的意思，例如《桃夭》中的“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也有“返回”的意思，例如《燕燕》中的“之子于归，远送于野”。若以第一种进行解释，则“与公子一同出嫁”有合理之处，但是根据上文我们已经可以得知，诗歌中的女主人公应当是身份低微的，就算一同出嫁了也只能充当侍女，不能成为“妾”，而“同”一般解释为“共同”，即两个人都是“出嫁”，那么与女主人公的身份产生了冲突。若以第二种进行解释，则“与公子一同返回”也可说得通，但是这里很明显与婚姻就没有关系了，因为若是出嫁，这里应当写为“去”等意思相近的词。且解释为“返回”来看，全文后续没有明显的性别倾向，对于公子性别是男是女，又是何许人，均无详细说明。诸侯之女一说，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排除公子是诸侯之女这一看法。三、“欲嫁之人”说《七月》被众多学者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伤春诗，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学者认为它涉及到了伤春女的自主婚嫁意识。 这种观点主要是从“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一句入手，将公子视为女子的心上人。这种解释也有古人研究成果作为依据，如东汉郑玄《笺》中所提到的：“春，女感阳气而思男；秋，士感阴气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则始有与公子同归之志，欲嫁焉。”这种说法从阴阳角度入手，体现了女子在春日时节对于所思之人的爱恋，以及后续为心上人作衣裳的的劳动妇女形象。而对于“殆”字的解释，则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引用“此殆空言” 中的“殆”之义，即“仅”的意思，将整句解释为“只等待和公子一起回家”。另一种是《康熙字典》中提到的“始”之义，解释为“开始和公子一同归去”这样一来似乎本诗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仍然存在一些漏洞。从诗歌本身的角度来说，全诗总体是描写底层劳动及人民生活的，除了结尾的乡里人在经过一年辛勤劳动的庆祝，总体上全诗的基调是辛勤劳累的，若认为“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是伤春诗，那么全诗就只有这句话和后面的两句作衣裳能体现出女子对公子的思念与爱慕，其它的话语中难以看出对公子的感情。再者，当时的制度是授田制度，底层劳动人民需要交大量的地租作为使用地主土地的交换。由于当时商品流通水平低下，货币发展还不完善, 底层人民赋税的交纳大多是以实物的形式进行的。而在生产力极其低下和奴隶社会沉重赋税的先秦时期，在要缴纳实物税和为奴隶主贵族、自己和家人制作衣服的情况下，还要腾出足够的材料为公子制衣作裘，是不大现实的。此外我们也可以从字的释义入手分析，对于第一种说“殆”是仅的意思，根据所查资料看来，最早是出现在《汉书》中，先秦时期并无此表述，应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的义位增加现象，且后世使用这个释义也较为罕见。对于第二种说是“始”的意思，则又解释不通，为何与自己爱慕之人一同归去会感到“女心伤悲”。而从服饰角度进行分析，我们也能否定这一说法。在我国古代的每个时期，“服饰是作为性别直观显现的一个重要符码，是一种身体符号，同时也是表达权力的一个重要的载体或途径”，先秦时代这个特征更为明显。再结合当时的底层人民多穿风格简朴的葛麻布衣，因此，我们可以“为公子裘”从这句话中分析出这件服饰不会是做给普通百姓的衣服，而更应当是奴隶主贵族安排给底层劳动人民做给贵族公子的劳动生产任务。而实际上，不管女主人公最终有没有“及公子同归”，后文中的两处为公子制作衣服的描写都可以解释为奴隶主阶级对民间底层人民的剥削，这些公子作为地主阶级，奴役底层人民为他们作衣裳。这么说来，“欲嫁之人”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可以暂且排除。四、“诸侯之子”说这种说法存在着两种派别，第一种以褚斌杰先生为代表的，认为那时候的女子不论何时，都还要一直担心被奴隶主抢走和糟踏的危险；第二种是或是赵雨先生代表的，认为这里所喻指的实际上与周历四月的仲春祭报之礼有关联，在这个活动中，交会后的女子会被直接纳入宫中。不论是褚斌杰先生还是赵雨先生的说法，本质上都是地主阶级对民间女子的搜刮与强占导致的。这两种说法均有道理，并且都指向“公子”是“诸侯之子”这一结论，下面我会结合两种说法一起进行分析。《诗经》的创作目的之一是正风化，如《静女》《硕人》等诗篇，都有包含对统治者不正当行为或社会上不良风气的讽刺。而十五国风的教化意义则更加明显，正如《毛诗序》中说到的“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本质上来说，《七月》在诗歌的叙述目的上是要对当时社会的悲惨状况进行反映，并且试图以诗歌的方式上达天听，从而让统治者了解到底层人民的生存情况，具有正风化的特点。虽然这种诗歌的作用往往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它们却是那个年代许多诗歌的创作目的，例如《硕鼠》中以硕鼠代统治者的写法。从这样的角度来说，若说《七月》中的这句“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是对于诸侯之子破坏当时礼制，强抢民女的行为进行讽刺和进谏，是显得比较合理的。文章后续的为公子制衣，这个公子为什么一定是诸侯之子呢？我们可以从“献豣于公”进行比对解读。这里的“公”指的是王公，即把捉到的大猪都进贡给王公贵族，而根据前后要保持一致性的道理，可以分析得前面的“公子”必定是奴隶主贵族集团中的成员。从“载玄载黄，我朱孔阳”则可看出，做衣服所用的颜色主要是黑色、黄色和红色，这种服饰在那个年代，除了贵族本人，一般只能由能继承爵位的诸侯的儿子穿，而女子哪怕出身贵族，也无法穿到这样的衣服。所以，诗歌中的“公子”是诸侯之子这一结论便不难得出。女子在被诸侯之子强行带回宫中后，需要为公子制作衣服，这是古代封建小农经济模式下家庭中女性的本职工作，也是奴隶阶级会被压迫去做的事情。由于本文集中于讨论公子身份，所以对是否“被带回宫当妾或侍女”和后面为什么为公子做衣裳不作讨论，因为这两个问题无法影响前面的结论。公子的身份是“诸侯之子”，是比较能让人信服的说法。五、总结因此，从文章主旨角度出发，本诗主体是描述底层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其集中描写于底层人民，因此在身份和基调上都与陪嫁、伤春没有太大的关系，而诸侯之子强抢民女、剥削奴隶的主题更能切合文章内容。从文章的创作目的来说，“正风化”的目的显然和伤春关系不大，更应和奴隶主贵族有所关系。从当时文化背景来说，诗中提到的衣服颜色，应当为贵族中的男性所穿着，而女性和底层男性一般无法穿到这样的服饰，因此可以指向诸侯之子这一说法。从文字意义的角度来说，前两种说法都会存在难以解释或者比较牵强的字词。从时代活动来说，当年的仲春祭报之礼又能一定程度印证第三种说法。综上所述，在如上“诸侯之女”“欲嫁之人”“诸侯之子”三种说法中，前两种虽有一定道理，但仍存在明显的漏洞。比较能让人信服的则是“诸侯之子”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