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江悠流 - 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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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浅析美苏两国电影领域文化冷战
items: 浅析孔子东西形象差异及其成因
items: 浅析《秦腔》中的乡土叙述特色
items: 以生命视角解读莫怀戚《散步》
items: 读《于漪全集》第三卷
items: 读《打破精神枷锁，走上创作的康庄大道》
items: 《中世纪历史与文化》读书报告
items: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读书报告
items: 从《格列弗游记》看艺术手法如何辅助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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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美苏两国电影领域文化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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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4-06-08T11:39:00+08:00
description: 随着冷战的进行，在“和平演变”政策的提出和苏联内部的政治局势变化的背景之下，美苏两国的“文化冷战”的愈发强烈。通过审视美苏在冷战时期的文化艺术作品，我们可以深刻理解这两个地缘政治上的大国在思想和信仰两方面上的分歧与争斗，以及两国如何利用电影来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与输出。一、两国在电影事业上的较量（一）技术上的较量——《战争与和平》20世纪1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电影企业来到好莱坞进行发展，从而在当地形成了一个集聚性的产业，到50年代，美国的电影业已经相当成熟。而苏联的电影业虽然在列宁时期得到重视和发展，但受到斯大林时期大清洗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许多电影从业者都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因此发展受到了阻碍，直到赫鲁晓夫执政后，面对美国好莱坞的如日中天，感到发展电影产业的必要性，才一改斯大林时期的政策，向电影产业投入了不少资源，并且推动了几部巨作的诞生。这场战争的白热化是在《战争与和平》一书的电影改编上发生的。1956年8月21日，美国派拉蒙公司推出了他们的电影《战争与和平》。1959年，苏联引进这部电影后，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然而，苏联的电影从业者却对这部电影大加批评，认为这部电影拍得不好，不能反映《战争与和平》的内容。于是在苏联文化部部长福尔采娃的支持下，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在谢尔盖·邦达尔丘克的带领下开始拍摄苏联版的《战争与和平》。最终，这版耗资巨大的苏联版《战争与和平》力压美国版，并夺得了奥斯卡奖。苏联与美国在电影拍摄上的较量，在苏联的领导和从业者看来是“在艺术品位和价值上超越美国”“捍卫苏联电影业荣誉”的重要比拼，是能够证明社会主义生产力大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一场重要竞赛。而从结果上来看，苏联举全国之力拍摄的几部电影确实在效果上力压了一众美国电影，至今看来仍然是十分优秀的作品。（二）话语上的较量——《解放》除了技术上的比拼，美苏两国的电影也在争夺历史话语权上有过较量。一直以来，美国都在通过电影对历史进行“美国式再现”，宣传美国历史观下叙述的历史，让历史变得向“美国伟大”的方向进发。其中关于二战的电影尤其多，例如1962年福克斯公司的《最长的一天》、1965年华纳公司的《突出部之战》、1970年福克斯公司的《巴顿将军》，都是宣扬美国在二战时的各场战役，体现美军的重大伤亡，渲染美国在二战中的伟大形象。对这种情况，苏联方面无法忍受，因为这相当于抹去了苏军的东线作战的功绩，如果美国的电影独占荧屏，那么二战的功劳就会成为美军的。为此，1965年底，勃列日涅夫召开了跨部门联合会议，认为苏联的二战电影明显落后于美国，必须迅速改变这种情况。苏联的电影从业者奥泽洛夫也发文表示苏联的二战电影存在明显缺位。于是，苏联文化部找到奥泽洛夫，请他拍摄一部二战电影。突破重重困难，电影《解放》最终登上了荧幕。这部电影取得了良好的反响，展示了苏军的英勇形象，让电影的历史叙事不再只有美国一家之言。然而，苏联的二战电影总数仍然是比较有限的，与美国的二战电影相比，数目是略显不足的，因此虽然争取到了一定的话语权，但是整体的影响力仍然不够大，时至今日都还有不少国家的民众没有认识到苏联在二战中所发挥出的重大作用。二、电影——意识形态工具（一）美国电影：国内意识形态的管控工具随着冷战的全方位进行，在1950年到1954年期间，参议员麦卡锡至此，美国国内反共、极右势力开始抬头，美国内部的反共政治运动日益活跃，许多疑似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即便并无问题，也会遭到恶意诽谤、肆意迫害。在麦卡锡主义流行的情况下，好莱坞内部的“反共”情绪也日益高涨。而且，麦卡锡主义还让美国军团引起了注意：电影自身强大的宣传力和影响力让美国军团认为，但凡电影界中的从业人员存在共产主义者都会对电影的放映和传播起到干涉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军团展开了一系列对电影行业的压制，包括但不限于公开抵制可能的共产主义者、管控允许播放的影片等，并且对符合美国价值观的内容提供场地、资金的支持，典型的代表便是1952年《我的儿子约翰》，其反对共产主义分子的做法，让美国军团深深赞赏，便大力资助，而同年的《正午》则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帮凶而被查禁。美国政府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对好莱坞电影进行了十分严格的监管，包括但不限于对电影内容和演职人员的审查。一些大量反映社会问题的影片会被贴上“颠覆性”的标签，并且难以通过审查放映，相关组织还会威胁影院全面禁止放映此类影片。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好莱坞电影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笼罩在紧张的冷战氛围中。由此可见，冷战期间美国的电影产业被美国各方势力利用、审查和管制，并与美国国内反共形势的高涨氛围相结合，向美国国民灌输了“美国主义”的所谓“优越性”。一些被认为可能有害于美国国家形象、有左翼倾向的电影，都被禁止播出。不过这种局势在60年代以后便逐渐好转，美国也出现了一些诸如《教父》这样反映社…

浅析孔子东西形象差异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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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4-05-10T17:35:00+08:00
description: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造者，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以为主要代表人物。孔子的形象在中国是一个不断沉淀、变化的过程。而在《论语》出海后，在欧美和中东等地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地人对孔子也有了一定了解，然而在文化壁垒的隔阂下，对孔子形象的建构也由于种种原因产生了异变。因此，分析孔子在不同地区形象差异及其成因，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华传统文化在不同视域下的模样。一、孔子的中国形象发展历程1.传统社会下的孔子形象(1)“圣人”形象在孔子本人看来，“圣人”是一个道德崇高、品德完满、常人难以达到的道德水准，而孔子自己还远远未达到他自己所提出的“圣人”标准。 正如《雍也》篇记载的：“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虽然孔子自称是“秉承天命”，但他始终认为，自己只能算得上是“君子”。然而，就算孔子这么定位自己，却还是被加上了“至圣”的标签。早在孔子还在世的时候，孔子就已经被其弟子贴上了“圣人”的标签，《子罕》篇里面写道：“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可见在子贡的眼中，孔子本人就可以达到“圣人”的标准。虽然《论语》中类似的表述并不多见，但也可以看出在孔子尚未去世时便已经被一部分人称为“圣人”了。到了汉代，董仲舒略微改变了圣人的标准，使其变得更加宽泛。一方面，董仲舒认为理想中的君王——例如尧、舜等都算“圣人”，是“天施符授圣人王”。另一方面，董仲舒继承“德行出众”的这一基本道德内涵，并将“仁义”当作首要的评判标准。而一方面孔子有着出众的道德内涵，另一方面孔子虽未成天子，但董仲舒又给孔子冠上了“素王”的名号。因此在董仲舒的标准下，孔子配得上“圣人”的称号。而董仲舒作为朝中之人，这一行为可以相当于在官方层面上让孔子定性为“圣人”。从此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孔子都是以圣人形象出现的。晋代文学家陆机就曾写道：“孔子睿圣，配于弘道”；唐朝诗人杨炯也说：“备物致用，莫大乎圣人”；明代学者陈献章也写道：“惟我先圣孔子，道高如天，德厚如地”。程朱理学也将孔子捧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位，程颐和朱熹都有对孔子的赞扬言论，如“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等。各种称号也是纷至沓来，例如宋真宗时期的“至圣文宣王”、明世宗时期的“至圣先师”、清顺治帝的“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不只是封建王朝，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也为孔子封了“大成至圣先师”的名号。这些名号都体现了主流观念对孔子“圣人”地位的肯定。(2)“神明”形象孔子的神化起源于西汉中期，《论衡·实知篇》记载：“当时儒者论圣人，以为前知千岁，后知万事，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故称圣，则神矣。”由此可见，在汉朝时期，许多儒生已经将孔子“神化”。而原因就要从《论语》中寻找。《论语》中提出了诸多政治主张，其中有包含“礼”的，例如《里仁》篇中提出的“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八佾》篇中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也有关于官员做法的，例如《为政》篇中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还有关于正确治国方法的，例如《公治长》篇中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部分言论教导朝廷如何治国，在当时的人看来，是一种上天的旨意，秦朝之所以短命就是因为没有听孔子的言论。更重要的是另一部分关于上天的言论，例如《八佾》篇中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教导人们要听从上天的指示，违背了上天就要受到惩罚，这种表述的形式和佛教、伊斯兰教都有相似之处，因此像是一种“天赐之音”，孔子则是传播“天道”的人，来教导人们要顺从天意。而儒生对孔子的神化逐渐引申到政府政策，除了董仲舒的功劳，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便是西汉时期连年征战、统治集团内部问题频出、自然灾害频发，导致社会不安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孔子所提到的祭祀之“礼”被人们想起来——诸如《八佾》篇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学而》篇中“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样关于祭祀的话，并将这类言论与“天道”相联系，认为是对孔子的祭祀安排不够诚恳导致上天不满。于是在儒者梅福的建议下，朝廷封孔子为商汤后代，接续先王的祭祀。到了东汉，孔子正式被封为国家的公神，自此之后，孔子被民众逐渐赋予民间神灵的职能。北魏时期，孔子甚至成为管生育的神，有“孔丘送子”之说，引来许多妇人祭拜。到了唐代，政府要求每个县都要建孔庙，一年要在春季和秋季分别祭祀孔子一次。宋代，孔子又增加了“得官升迁”“助佑学业”的职能，相当于主管事业、学业的神。而到了清代，孔子祭祀更是一度成为和祭天、祭皇族宗祠同等级别的“大祀”。在整个过程中，孔子“神”的地位逐渐越来越高，民间对孔子的神化和崇拜也愈发强烈，在明清时期的闽南等地，民众称…

浅析《秦腔》中的乡土叙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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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4-04-19T08:04:00+08:00
description: 中国乡土小说已经有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从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对它的命名开始，已有源源不断的小说产出。乡土小说着眼于某一地区，介绍其独特的风俗、景色、语言、传说等。在这百年的发展中，中国乡土小说已然揭示了我国丰富的乡村文化、真实的农民性格和普遍的民族心理特征。乡土小说的两大要素是“地方色彩”和“乡土描写”，它们引导着作家们的创作过程，是构成乡土小说必不可少的部分，也是最能反映乡土社会的内容。贾平凹的《秦腔》便是一篇典型的有地方色彩的乡土小说，读者能够品出“贾平凹的味道”——独属于贾平凹一人的语言风格。他认为秦岭是“最中国”的山，因此自己的家乡也是“最中国”的地域，因此在其创作过程中，力图用最贴近实际、最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内容，向读者呈现自己故乡的时代特征、民族特征、地域特征。在《秦腔》中，贾平凹便是通过清风街近二十年的演变和街上民众的生死离合，运用富有特色的乡土语言，展现出了最“原生态”的中国乡土。一、整体叙事的策略文学文本的写作中，叙述视角和叙述模式是重要的要素。随着乡土文学的不断沉淀，新世纪乡土文学的叙述视角和叙述模式形成了一些“新经验”，作家们改变了传统的整体叙事策略，转而加入了新因素和新角度。而《秦腔》中所采用的叙述视角和叙述模式，就很明显地受到了这种“新经验”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之外，又加上了贾平凹自己的特色，产生了与独特的整体叙事策略。1.情节串联方式在上个世纪早期的乡土小说中，情节的串联往往有一条明显的主线，有这样的明显主线，读者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到正在发生什么、是怎么发生的，便于读者梳理整体情节，更有利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以乡土小说提出者鲁迅的文章为例，他的小说《故乡》中，环节是“回故乡-在故乡-离故乡”，通过叙述闰土的经历与变化，反映回乡者“我”对乡土的虽怀念但疏离感情。类似的还有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它便是完整地描写了清溪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无到有、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过程。可见，旧的乡土小说在叙事的过程中，明确的主线是很常见的做法，虽有少数的乡土小说没有明确的主线——例如《呼兰河传》，但整体来说不成气候，只是一种“旁门左道”。新世纪的乡土小说对乡土的描写具有明显的特征，它们部分继承了旧乡土小说的“旁门左道”，明确的情节线被隐藏起来了，但这些小说并不像《呼兰河传》那样让情节线彻底消失，而是在生活百态之下仍然存在着，需要读者自行发掘。这样的叙述模式虽然让读者更难梳理情节，但能够产生身临其境之感，更富有真实性，让读者能够真切地体会到中国传统社会的风土人情。在《秦腔》中便是如此：读者很难找到完整的故事，但有一条暗藏的情节线，由生活的百态构成了故事。这种写作方法被称为“‘密实的流年式’叙述模式”。贾平凹写作的过程中，喜欢用一个人或一件事串起整个故事，而在“密实的流年式”叙述模式下，《秦腔》的写作虽然故事看起来零散，但有着秦腔戏曲和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为两大主线。贾平凹利用这两条主线，生动描绘了村庄近三十年的历史变迁，展现了中国社会转型对农村所带来的深刻影响。2.乡土描写视角在传统的乡土小说叙述中，叙述者往往是正常的“人”。依旧以鲁迅的文章为例，他的小说《社戏》中，故事的叙述者便是“我”，从“我”的眼中回忆故乡的种种，作品是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从正常的“人”出发展开叙述，鲁迅的《故乡》《祝福》等作品亦是如此。无独有偶，萧红的乡土小说也是如此：在《呼兰河传》中，虽然有“我”这个小孩的视角，但串起整个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位超脱于文本之外、与文本内形象保持相当距离的成年人视角。这样的叙述能产生一种“日记”“编年史”的感觉，让读者觉得是真实出现过的。然而随着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出现，这一叙述传统被打破，叙述主体出现了反常态化的趋势，出现了选身体缺陷者、精神缺陷者，甚至是非人类物种作为叙述主题的情况，这充分展现出当下乡土文化中独特的叙事风格。例如莫言的《生死疲劳》，叙述者便是一个患有“大头病”的婴儿，在讲述他经历了变成驴、牛、猪、狗、猴的六道轮回。而贾平凹在《秦腔》的叙述过程中安插的“观察者”同样并不像过去那样是“正常人”，而是选择了“疯子”张引生来进行叙述。因此，《秦腔》在叙事视角上理论上属于第一人称限知视角，且是一篇单层次的第一人称小说。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秦腔》的“新经验”就反映在文本中运用了幻化、转述等笔法——例如张引生可以附身在动物上——突破了限知视角的限制，虽然看着这样的叙述不符合科学，但是作为“疯子”，张引生的这种思维的跳脱似乎又有其合理之处。这种笔法使张引生可以亲眼见到一系列他不在场的事情，给人更加广阔的联想空间和观测自由度，让整体的叙事更为饱满和完整，更好地表现人物的形象和乡土社会的特点。二、地方语言的运用语言特色是文学作品的基础要素，它决定着作品的高度与深度。作家的创作是否成功，并非取决于他的作品数量，而在于其作品是否具有…

以生命视角解读莫怀戚《散步》
type: item
date: 2023-12-14T19:22:00+08:00
description: 在过去的研究中，剔除教学设计、教学反思等文献后不难发现，绝大多数针对莫怀戚的《散步》的文献，已经形成了 “亲情主题”、“亲近自然”和“家庭担当”这三个相对主流的研究方向。然而，莫怀戚在创作中所隐含的真实意图，其实是生命。在1995年莫怀戚的第一篇自述《<散步>的写作契机》发表之前，可以说几乎没有研究往这方面深入，直到这篇自述发表后，才逐渐有研究者转向生命进行研究。现有的专门研究《散步》生命角度的文章，数量并不多，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其他内容的探讨中一笔带过，第二类从社会历史批评角度出发，把文中的生命附带上政治的含义，例如武海的解读中就认为是国家和民族的生命，第三类是专门研究生命意义的，这在论文中是最少的。概括而言，在现有的几篇生命研究中认为，莫怀戚所感受到的生命主题有二，其一是自然的生命，其二是人文的生命，而其中写作重心放在人文的生命。所谓自然的生命，指的是初春田野中的万物，从绿叶嫩芽到初融冬水，它不一定是动植物，但是都是从漫长而寒冷的冬天中“熬”过来的，让人感到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东西，突出了看到景物重现生命活力后的欣喜。研究者认为这是在告诉读者“生命是那样美好可贵”。所谓人文的生命，是在父亲离世后莫怀戚的蜕变，对个人生死观的彻底重塑，以及作者生命意识的觉醒。因此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一次没有父亲的散步，但是这场散步却与父亲息息相关”。莫怀戚通过在小说之中构造一个真实情境，向读者展示他的内心世界。生命主题是莫怀戚真正想在文章中写的内容，这并非没有依据的论断。莫怀戚在《二十年后说<散步>》中提到，《散步》这篇文章“其实我骨子里是想写生命”。莫怀戚骨子里的生命同样可以分为自然与人文两个方面看。从自然的生命来理解，春天“太迟，太迟”是对于生命萌芽的殷切期待，如果仅仅是从“情感”角度去领悟文本，读者就难以深入了解到这些表达的深层含义，也难以将自然的生命与后文人文的生命结合在一起。自然的生命既是来自田野中本身的春意盎然，也是莫怀戚内心对生命理解的升华而产生的别样感受。从人文的生命来理解，在这篇文章落笔前不久，莫怀戚的父亲离世——除了现实背景以外，这件事在文本中也可以找到，有足够证据可以证明文中提到的“有一些老人”便是指他父亲。而在这时，母亲又患上了所谓“丧偶综合征”，妻子和儿子又处于需要照顾的时期，因此陪伴的责任就落到了莫怀戚身上。由此可以看出《散步》中会以生命为主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莫怀戚在“陪伴”的过程中，体会到了生命的意义——那不仅仅是孝道，更是生命的责任。文本通过一个个真实情境，多次表现出“孝道”“责任”，不少研究者认为这是亲情和伦理问题的体现，但从若文化人类学角度来进行评判会发现并非如此，而是中华民族对生命独有的敬仰产生的。加拿大一位汉学家对莫怀戚这么说，中国人的这种做法是他们“心灵最健全之处”。伦理事实上是在生命至上衍生出来的话题，莫怀戚也在写作中刻意做了“强化‘生命’，淡化伦理”的处理，刻意描写了生命的流逝、复苏。总而言之，生命主题作为这篇文章的中心要素和写作主旨，贯穿了全文。无论是家庭与亲情，还是自然与春景，都正是莫怀戚所认为的生命意义所在。莫怀戚对理解与感悟生命时产生的独到思考，也是父亲离开后给予他的一场独特的教学。

读《于漪全集》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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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11-08T00:32:00+08:00
description: 近期读了《于漪全集》第三卷的《准确而完整地认识语文学科的性质》，这篇记录是通过访谈录的方式，系统地阐述了于漪对于如何准确而完整地认识语文学科的见解。其独特的教育观念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第一，是她对语文学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叙述。于漪非常看重语文学科中理论发展的实际作用，据她所言，中学语文是一门融合实践性和理论性的学科，因此学界对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为了推动语文学科的进步，有必要进行广泛的讨论和思想碰撞，以解决理论和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这种争鸣和思考是推动语文学科发展的关键，它能够引起更多人对问题的关注，并促进思考。她举了过去自己在语文大纲修订时的例子，明确展示了思想碰撞对于理论发展和实践教学中的重要意义。第二，她和闻记者进入了关于“语言”这一概念性质的讨论。于漪认为语言具有“工具性”但并不只是工具，而同时“思想性”又不足以完全概括语言的性质——因为语文学科还有道德的、情操的和审美的特征。她运用了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对语文学科的性质做出了诠释：语言是与人的身体和大脑密切相关的特殊工具，它是并非简单的“思维外壳”，而是不可分割地承载着文化和思想。她也强调了语言对于语文、文化乃至于民族的重要意义也即“人文性”。因此，“人文性”和“工具性”都是语言的重要性质，两者是不可以割裂的，语言也绝对不是“僵死的符号”，而是更为鲜活的东西。第三，她由语言的性质上升到了语文学科的性质，她认为语文学科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由多重属性、多种关系和多向互为作用构成。其中，语文学科的非本质属性包括听说读写、字词句篇等多种关系。这些关系相互影响，并需要教师在教学中深入理解和把握。她也强调了虽然语文学科的科学性不强，我们仍应当用科学的观点来认知语文。同时，不能因为不同的实践或者观念，就否定或者任意改变对其性质的认识。此外关于语文考核的内容，她认为需要辩证把握内容以还原语文学科面貌，而非披着科学外衣的机械操练。最终，是多要素相结合，达到语文学科育人的终极目的。这一章节中的观点对我而言，大部分是未曾想过的，因此于漪的叙述使我对于语言和语文学科的认识加深了不少，与书中其他部分以及课堂所学相联系，我有了很大启发。第一，语文学科肯定不能只有实践，否则会成为缺少基石的大厦，摇摇欲坠且无法长久，科学的理论作为语文学科的一部分必不可少。内容上看，语文学科的理论并不仅仅是语言学、文字学的理论，那些解决的仅仅是语文学科教学内容的问题，而更重要的部分应当是在其他方面，这些方面应当集中于教育学上。我在过去的中小学学习中，注意到我有一些语文老师执着于研究教学的内容，却忽视了教育学上的研究，他始终研究着给我们传输什么样的知识，但是他的方法却是非常不恰当的。这样的研究终归是收效甚微的。应当说只有研究好了教育学的问题，语文学科的发展才是有可能的。我们在对教育知识与能力进行学习的时候，也明白教师既要在实践过程中进行研究与反思，也要与其他教学者进行合作来进行深化理论。我们初中有一位语文老师，她在市内的语文教学界拥有很高的名望，我曾私下问过她是如何做到在教学上如此成功的，她给我的回答和我在学习教育学时了解到的差不多：要注重与其他教育者在教学上的研讨。仔细来说，首先作为老师要有自己的观点，然后要在市内、省内乃至国内都与其他语文教学专家进行过讨论，最后取他人之长补己身之短，并投入到教学实践之中，实现自身在教育上的发展。因此，如果没有教育者之间的思想交锋和实践检验，语文学科的理论发展就必然是寸步难行的。发展上看，语文学科的实践发展需要理论发展的支撑，而任何理论的发展一定都是在激烈的争锋中和实践的检验中完成的。例如我国有过在初等学校和中等学校进行汉语和文学分科的教学实验，后来这一举措被取消，并恢复了“语文”的课程名称，这就是对当时语文教育理论的一次实践验证，证明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而放在现在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合理回归历史语境审视语文学习任务群的是与非，认清当下存在的缺乏定义、设计不合理等问题，才能在未来共同推动语文学科的改进和发展。第二，是语言性质的问题。若是把握不好语言的性质，那么对于语文学科的认识也就必然是不正确的，因此树立正确的语言认识观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在课堂上的学习，也大致明白语言具有人文性与工具性两种属性，然而却对于“本质属性”这一问题犯了难，因为的过去我认为一个事物不可以有两个本质属性。在于漪老师的观点中，我这个是简单的“二元论”的错误，我不应当把人文性与工具性分开来看待。她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既是语言的两个分开的属性，更是具有密切联系、相互辩证统一的。因此在教学中，就需要我们老师做到“两手抓”，就是传授知识和思想品德教育有机结合。“传授知识”对应的是语言性质中的“工具性”。普通语言学认为，语言是用于表达事物、动作、思想和状态的一个系统，是一种人类用于进…

读《打破精神枷锁，走上创作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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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10-31T08:35:00+08:00
description: 冯牧的《打破精神枷锁，走上创作的康庄大道——在＜班主任＞座谈会上的发言》发表于《文学评论》1978年第05期的54-57页。此时《文学评论》刚复刊不久。冯牧在发言中表达了对《班主任》的支持。政治层面上来说，作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的发言，肯定了《班主任》以及以《班主任》为标志的一些新的作品的正面意义，认为它“具有新的思想高度”。冯牧指出人民群众已经肯定了这个作品,认为它表达了他们的思想、回答了他们的问题。《班主任》在文艺界受到的挑剔和指责,说明文化大革命的那套框框套套在文学界还有“市场”。而从文学层面上来看，刘心武的这篇作品，表现出了他在创作上的严肃态度,体现出他对生活的思考和概括,并且显示出了他自己的独特风格。冯牧指出，班主任在人物刻画上对其他作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刘心武通过不多的生动的细节、对话,就可以把人物性格刻画得相当清晰、鲜明，例如在描写宋宝琦时就是如此。有批评的观点认为，《班主任》没有写出那种“叱咤风云”的人物，冯牧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恰当的，主人公张俊石那样在自己的岗位上起到改造环境、推动社会前进作用的人，事实上就是时代的“英雄人物”，也能够引起人们向他学习的愿望。这样的方式避免了作者在中间插入议论，用人物的对话和动作表达观点，在冯牧看来是更好的。冯牧表示，《班主任》的出现是革命文艺在新发展阶段的产物，它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体系来作为自己的指针。在新时期的创作之中，需要像《班主任》这样的作品，而非一些作家在写的“阴谋文艺”“转换文艺”。冯牧希望作家能够从个人的生活领域、思想观念和艺术实践出发，探索独特的艺术创作之道，塑造个人的艺术风格和特色，以促使文艺创作领域走出当前相对低迷的氛围。同时，冯牧又强调作家要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素养，不可脱离理论指导进行创作。他希望能够树立非“样板”式的典范作品，引领新时期的作家继续走下去，成为滚滚向前的浪潮。我认为冯牧对《班主任》的评价以及时代情况的把握在总体上是准确的。作为作协副主席，冯牧的发言具有政治高度，也具有文艺水准。他从《班主任》的政治思想层面以及文艺创作层面出发，对《人民文学》编辑部指出的问题，以及当时文艺界部分仍有文革余留思想的批评声音进行了反击，这是值得肯定的。他依旧赞成人民群众为导向的文艺创作，这是值得肯定的，也是经过后面的理论与实践验证的。虽然在发言中并未深入解读文本，但是其对文章内容和主旨的把握是准确的，观点是深入的。他努力推动作家打破文化大革命留下的精神枷锁的那部分论述是值得肯定的，在后世看来大方向也是对的，符合社会历史的潮流。他在文章中对于作家与批评家站位问题的论述，以及艺术家们在时代浪潮推进方面应当承担起的责任，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然而除了以上优点外，冯牧的发言中也是有一定缺点的，例如，冯牧对中国文艺发展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时代的局限。冯牧在发言中认为作家要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诚然，理论指导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林立的世界里，更需要有自己的话语权，社会主义的大方向肯定是不可以改变的。但是冯牧不能料到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当今世界文化正在走向多元，每个作家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处事态度，也会有不同的创作风格和形式，而这些创作并不一定是教条地遵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国大陆地区创作的多元化在八十年代自由化盛行的时候尤为明显，许多作家并不再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自己创作的标准，这是时代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也正是这样的改变，作家创作不再为人民群众导向所束缚，我们才能看到残雪那样充分表达自己内心世界、无需在意理解高门槛的作家。而这是冯牧在发言中未曾看到的。

《中世纪历史与文化》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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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3-25T09:47:00+08:00
description: 每个地区的成长与发展，都随着历史的厚重车轮前进。一个地区的经济史、政治史与思想文化史，共同构成了社会变迁，同时也在相互影响着。而我们许多人，受到传统观念和刻板印象的影响，往往不能全面地看待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发展。于是，弗里德在这本书中用一些新的方式向我们描绘了中世纪时期西方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与传统观念不同的思考，为我们打破僵化的思维、窥探西欧中世纪时期的发展变革提供了一个契机。在我过去学习所形成的刻板印象里，中世纪是黑暗、迂腐而愚昧的，教会的压迫使得人民生不如死，教会掌控欧洲主流文化，普通民众多是文盲，而且被洗脑和愚化，不论是农工商还是宗教都让人喘不过气来。但果真如此吗？弗里德的笔触带领着我，走到了中世纪时期教会统治以外的西欧社会另一面。在那里，我真正看到了中世纪并不是完全被教会所掌控，而是有不少发展、进步和开放的事物在，是后来欧洲进步的重要一环。在书中，我切实地看到了在欧洲的各级人民中，确实存在着一股尽自己微薄力量在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文化的力量，也在寻找着属于那个年代的救赎，以与中世纪的教会进行对抗。书中的一个例子便是勃艮第公爵厄徳及其所支持的“西多会”，那时东罗马日薄西山，处处酝酿着内战，也有流言“敌基督”即将降临，往日宗教的能量被极速消耗，人们需要新的思想，以替代过去的旧宗教思想，而寻找这种新思想的过程，在中世纪社会广泛存在。例如十一世纪末出现的“西多会”，与其他广大宗教信徒们相比，他们过着更为严格、纯洁的苦修生活，并将其视为属于自己的救赎，认为这才是天主教的正确之路。像他们一样的人还有很多，也许他们的努力很微薄，也许无法带来很大的变化，也许中途会有不少人退出——比如“西多会”的第一任院长罗贝尔。但是就算有着以上种种的困难和屈折，就算力量微不足道，新思想和寻找救赎的精神在中世纪也是始终存在的。由此让我思考，过去对中世纪人人服从教会指示、教会权威不可逾越的现象是否并不符合实际。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在我读完书后，我认为这所谓的“黑暗”是基于新教教徒而言的，因为那是一个天主教占绝对统治的时代，教会的阴云笼罩在整个西欧和地中海沿岸。但是在经济、文化方面又是如何的？似乎并不像宗教那么黑暗。诚然当时的环境是很压抑的，但是在中世纪时期，西欧逐渐开启了认识西欧以外世界的大门，促使着他们去探求知识，寻找真相，一批批的商人由此出发，一位位传教士踏上西欧以外的土地，内外的经济文化关节被打通，西欧与世界连接了起来。在那个年代，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和自身的反思，更多的革新也被爆发出来，思想文化也一步步走向世俗化。那么这样的中世纪，又怎么能被用一个“黑暗”就概括呢？从弗里德的叙述视角中，我猛地意识到，我不能再像以往一样思考和分析事情了，必须要采用更为灵活的视角来看待中世纪这个时代。用一个词概括任何事物都一定会陷入以偏概全的泥潭，以往光靠偏见和狭隘所形成的认知是绝对不够的，思维僵化是最恐怖的错误。中世纪确实在一些方面是黑暗的，但是不可以否认中世纪也有其抗争的一面、发展的一面。作为历史学习者，我们不能以停滞的眼光看待这段历史，而应当着眼于其中的变化与发展——毕竟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的。中世纪是西欧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一段不断追求救赎、迫切向前寻找出路的历程，也是西欧文化接轨世界，与其他地区相连接的历程，更是一段充满了革新、弥漫着新思想气息的时期。而在对历史进行描述时，弗里德并不是像一些史学书籍那样一味列举重大的事件，而是采取了新型的叙事方法——以侧面描写为主的叙事方式——来为我们展现中世纪社会更加全面、更加详细的一番不一样的景象。这种侧面描写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描写一些个体对陌生文化的接触和认识所造成的文化拓展和交流，来侧面地体现当时社会的变迁；另一种是讲述社会环境中一些典型家族、组织或人物的兴衰成败，以侧面反映社会的情状。第一种的手法在书中广泛使用，我的例证来自教宗分立时期的阿贝拉尔。作为一名逻辑学家、神学家和哲学家，他对于其他民族的认知与普通人存在一定差异。在当年不少人对于犹太人充满憎恶时，阿贝拉尔在接触了犹太的历史与文化后，十分欣赏犹太人的哲学和科学，他虽未直接转向犹太人中流传的“卡巴拉思想”，但是却能够清晰地感受到犹太教哲学和精神思想中所蕴含着的重要意义和社会价值，因此主张基督教应当对此有所改变和取舍，而在他之前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点，大多都是以一个保守和批评的姿态去看待“卡巴拉思想”的。这样的例证还有很多，体现了中世纪社会并不是封闭的房间，人们在里面按着教会的指令活动，而是有人能够从虚掩的大门中探出头来，去看自己的邻居都在做些什么的。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中世纪社会中的思想并非教会主导的一潭死水。这样的好处在于，它通过典型人物对于历史的认识，以及相近时代不同人物对于相同事物的不同观念，让读者认识到即便是在同一时期，思想交锋也是很激烈的，而非粗浅…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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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3-02T10:45:00+08:00
description: 现实是文学大厦的地基，而思想是铸就高楼的砖瓦。文学的发展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但思想的发展却是文学创作的真正动力。中国现代的思想，经历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新文学的启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新儒学在大陆的传播等历史进程，这些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使得中国的文坛得以在这一时期产生一定的繁荣，并相较于前代有着时代性的特点和稳步性的发展。书中最让我关注的是，为什么每一次的时代发展和新思想出现，文学并不一定完全同步于思想，而是会有先或者有后呢？对于先，我们不难发现当初在启蒙和救亡图存的大旗帜下，思想如此繁多，但封建主义还没有完全消除，为何文学可以率先摆脱这个局面，大力打破封建主义的枷锁，在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还没有完成思想解放的时候，知识分子就以文笔作为武器挥向腐朽的中国传统封建主义社会？社会总体文学现象何以比社会总体思想现象来得超前？而对于后，为什么明明民国已经建立多年，却还需要新文化运动、文学改良运动等社会活动，来让文学跟上思想的步伐呢？为什么前一个年代还超前于思想现象的文学现象就已经落后于它了呢？原来我是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在读过这本书后，我结合曾经对社会经济学原理的一些基本理论的研究，有了一些全新的思考，我认为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在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社会思想的发展和文学的进步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是逐级发展的。诚然，历史发展是有连续性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其更为重要的一个特性：断裂性。历史的大道并不是一马平川，也不是连续的，更不是有目的性的。当时的历史人物面临思想和道路的选择时，并不是按着我们如今看到的既定方向去走，不同的思想家和作家哪怕在同一时代，由于其阅历不同，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方向，只是最后哪派战胜了另外一派——比如书中提到的三次学术论战，张君劢等人主张回到宋明理学，丁文江强调科学能够解决社会上的一切问题，还有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封建性质的分析等。当时的几派也许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造成一种假象：每个人的思想都是先于时代的。而在我们后世人看来，有些“超前”于时代的思想，不过是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学术争论的自然而然的现象，其实质还是在那个历史的大环境下的，其产生的文学作品也并没有特别超前于时代的思想，只是我们后世人看来它的方向是“进步的”、“正确的”，才会将其直接归入进入下一个时代的先声——中国陆九渊的心学，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是很好的例子。另一方面是，思想史的局限性让我们在特定的阶段会忽视特定的人群。在清代末期和民国初期，我们着眼于先进的知识分子，而忽视最广大人民的思想文化状况，因此会把上层少量知识分子的先进思想，看作是那个时代普遍的声音，而忽视了那个年代最基本的文化状况。到了民国中期，知识分子发现不能只是自己有所进步，需要唤醒民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对启迪人民的思考尤其重视。因此，当时有着大量的“民智未开”的论述，也产生了大量的接近民众的文学。由此可以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个年代文化和思想谁比谁先进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而是我们后来研究者的着眼点发生了变化。然而，这本书也并非每个观点都能被我接纳，最典型的是其“告别革命”的一个表述。书中确实是有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些内容，然而我觉得“告别革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思考，因为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绕不开的一个部分，如果“告别革命”了，这种所谓的“不同视角”看中国现代思想史，其实无异于在日食的时候看太阳——被月亮挡住了其最关键的一个部分。思想史永远不应当脱离社会历史而存在。会这么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就中国当代发展的情况，不少学者都认为一切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红色经典在中国的传播都是典型的成功传播。虽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过犹不及的现象，但是总体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红色经典确实在中国民间产生了非常良好的传播效应，绝对不是应该随意被绕开的点。这也是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需要注意的一个点：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传播方式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接受？世界上共产党有很多，为什么极少国家能像中国一样，马克思主义在民间广为流传？邹振东在其《弱传播》中对十月革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评价：“炮弹的威力只在有限的范围，而炮响的能量却可以借助传播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十月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大家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庶民的胜利》引起了广大人民逐渐的认同，因为他们自发认为马克思主义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而自己的利益和努力会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中国长久以来的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遗产与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不仅毫不相干，甚至有相互冲突的情况，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作者们需要构建一套自己的道德理论体系，来彻底改造民众。李大钊的“到民间去”的号召，对于“改造精神”的强调，以及对大众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宣传和解释，再到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经验的总结和提…

从《格列弗游记》看艺术手法如何辅助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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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11-02T18:53:00+08:00
description: 十八世纪，由于对新世界的发现和异国的探索，旅行叙事正是最流行的文学形式之一。作为18世纪有名的讽刺小说，《格列弗游记》的叙事也正是以旅行为主线。书中的艺术特色分为两类，一类是讽刺手法，另一类是描写手法。书中所用的讽刺手法具有很大的代表性，能够从中反映出旅行叙事类或更广范围的讽刺小说的讽刺方式。然而，更需要注意的是其中的描写手法也具有鲜明的特色：一方面具有旅行叙事小说的主要特点，另一方面也能起到增强叙事的作用。在叙述中，艺术手法能够辅助《格列弗游记》中想要表达的讽刺思想。从描写手法和讽刺手法之关联入手，可以在《格列弗游记》中看到讽刺小说的情况。而描写手法的具体表现在于两点，第一个方面是虚构与现实的交融，第二个方面是修辞手法。这两种方面，能够极大提升讽刺手法在表达和传达上的深度和广度。一、虚实融合对讽刺传达的帮助讽刺小说中，大多会使用虚实相交融的手法，《格列弗游记》也不例外，其中的虚构与现实的交叉融合，让讽刺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同时也加强了其传播性。故事发生的背景里，既有真实部分也有虚构的部分，这不仅表现在发生地点的不同上，也表现在同一个地点不同要素之中。下面将分别叙述这两种不同对讽刺所产生的作用。（一）真假地区要素在真实性上的帮助首先，从不同地点上看，《格列弗游记》中故事发生的地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在现实中，例如在一开头就有提到格列夫自身的家世和生活环境，地点就在诺丁汉郡和牛津郡这两个英国城镇，以及游记里出现的日本；第二是在虚构的国家中，例如格列弗在利立浦特、慧骃国等地方所遭遇的一切。这种写法的好处是写作层面的，涉及到可信性。读者们可以在阅读中发现，这是一个本土的居民出海所见的故事，而且作者还在文中写出了出航的大概路径和方位。由于那个时候消息较为闭塞，海外是否真的存在这么一个国家，大多数中下层的读者是不一定清楚的——正如他们无法辨别《马可波罗游记》里对中国的描写那样，从而可以增加一部分真实性。此外，虽然大多数读者本身都知道《格列弗游记》中的国家是虚构的，但是通过现实的国家、城市和虚拟的国家、城市相跳跃的手法，也较为容易让读者将故事代入真实世界中，从而让讽刺更具有现实色彩。其次，从相同地点上看，这种在通过描写其他虚构国家的故事时，突然插入的现实要素能够让作家更方便通过描写来指桑骂槐。这种描写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在描写中的，例如文本中利立浦特是一个完全虚构的国家，但读者却能够发现英国社会的大量真实的要素在，比如它有皇宫、有党派，群众会有好奇心和围观的欲望。上述这些要素虽然相同或相近，但是与英国社会的联系并没有明说出来，使得描写的对象变得暧昧起来。第二是在虚拟叙事中，通过心理描写、语言描写或是所见，来提及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例如在巴尔尼巴比的科学院中，格列弗就“召见”到了凯撒、庞贝、汉尼拔等历史人物的鬼魂；在布罗卜丁奈格，提到了西塞罗等哲学家以及英国当时的议会制度等现实要素。而读者也能在虚实相间中，适当地将书中的每个形象对应到事实中的形象。（二）虚实手法能帮助传播更广虚实相生的手法不仅包含了上面描述的可信性，还涉及到了发行时传播面的问题。传播学上认为，信息只有被传播才有价值，因此，如何保证文章发表后能够顺利传播就成了斯威夫特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的英国政府已经在通过政治审查来治理那些危害国家稳定煽动性作品的发行和传播。在《格列弗游记》发表前的数十年内，英国的议会日志上记录了许多因触犯诽谤法而被惩罚的案例，甚至政府已经拘捕了一些作家。《格列弗游记》中，斯威夫特所运用的上述的虚实交融的叙述方式，能够绕过这种比较严格的审查，从而使书籍能够继续散播而不受到政府的封杀，使文章的讽刺能被更多人阅读和接受。另外，这种手法可以吸引起读者的兴趣。纯粹的真实或纯粹的虚假，在读者的眼中都是难以提起足够兴趣的：完全真实的作品缺乏新意，成为纯粹的社会历史的载体；完全虚构的作品让人难以找到共鸣点，无法深入人心。真正好的作品都是虚实相结合的，而《格列弗游记》就是如此。假使格列弗去到的不是慧骃国、拉格奈格，而是单纯的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读者就会丧失兴趣，或把这部作品当作《马可波罗游记》来看，讽刺意义就大打折扣了。虚构出来的国家因其独特的特征，让读者阅读时能够产生趣味性，从而在阅读后愿意向外传播，扩大文章的受众，使作品中的讽刺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虚构和想象本身属于创作的一部分，但与现实要素的合理配合，一方面能够使讽刺更有真实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增加文章的趣味性。在虚实交融之中，作者通过强有力的论证指出傲慢无礼的欧洲国家所谓的“文明开化”对那些温顺的本土居民所发动的战争只不过是掩盖其真实目的的幌子。这种虚实相交叉的艺术手法，对讽刺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的延伸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不仅帮助整个小说增强了讽刺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还让它能够避开国家机器的审查，从而能够引…

浅谈当代网文产业与利益驱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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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10-23T22:55:00+08:00
description: 一、通俗与泛娱乐化：网文产业的背景（一）通俗化趋势的历史渊源自唐宋以来，文学创作一直走在通俗化、平民化的道路上。从唐诗到宋词，从元曲到明清小说，再到民国的白话文运动和歌剧，不难发现在整个历史的潮流中，文学是越来越倾向于平民化和通俗化的。能够接受文学的主体越来越平民，这种结果有识字率上升的功劳，但应当注意到那个时代识字率就算上升，总体还是一个低水平的，更重要的还是作品本身往通俗化方向发展，使得市民阶层能够欣赏这些文学作品。第三次科技革命后，文学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各种消息的传播速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文学的传播也受益于此，因此文学作品的受众变得更加宽广，人们也能更快获得最新的文学作品。总而言之，网络普及的进程和网络世界的快速发展演化，加速了文学的通俗化进程。（二）网文产业出现的泛娱乐化时代背景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51亿，文化在通俗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极大一步，然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学教育水平普遍来讲是不足够的，网民的年龄普遍偏低，我国网民以10~39 岁年龄段为主要群体,比例达到78.4%。网文的受众更是如此，因此大多数网文阅读者的文学水平只停留在阅读和浅层理解上。这样的结果是，文学接受主体的平均能力大幅降低，而由于上述原因，网文尤其是重灾区。大量未成年人和教育资历不高的成年人开始沉迷于阅读网文。泛娱乐化是网文产业出现的一个背景。当下社会，繁忙的工作和学习也让人们无心于在闲暇时间阅读经典，作为闲暇时的休闲娱乐，自然在阅读上就不愿意深究文本内容，只愿意接触浮于文本表面的内容，形成一种泛娱乐化的趋势。这些网络文学题材的文本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大量相似，主要要素都大体相同，这使得网文创作者们可以通过批量生产来获得大量的流量。从创作主体上看，网文的出现使得成为文学创作者的门槛降低了，许多普通人都可以摇身一变在网络上成为一名文学创作者，无论这些人实际文笔的好与坏，都能收获一批读者。因此，网络文学就会进入一个良莠不齐的场面，并且在泛娱乐化的大背景下，由于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莠”的部分会越来越多。这些质量较低的文学创作者，创作内容普遍局限，当大量创作者将已有的题材抢尽后，后续就是开始创作同质化的内容了。同质化的内容和泛娱乐化的创作目的的出现，使得网文的产业化成为可能。从接受主体上看，读者的需要促使作家反省自己的创作，调整自己的方向，更新创作技巧和创作风格，以适应和满足接受的要求。泛娱乐化盛行的时代下，网文创作者为应对大众文学接受喜好的改变、获得更多的读者、和其他的网文创作者在文章“爽”的程度上相互“内卷”，会逐渐降低创作深度等目的，从而往低质量的“爽文”发展，以迎合大众的文学接受喜好，同时博取更多的流和赚取丰厚的利润。其他的网络文学创作者，哪怕原先并不创作“爽文”，也会因此有逐步滑向创作“爽文”的路径的趋势。二、利益：网文产业流水线的源动力（一）利益驱使更多人投身进入网文创作美国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认为，喜欢“成为作家”和喜欢“写作”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大多数声称希望成为作家的人，其实是梦想着成为作家后的财富和名望，而不是长时间地坐在打字机或者键盘前独自写作，甚至可能不是写作这件事本身。当下很多人便是如此，虽然确实有因为热爱写作而成为网文创作者的人，但不可否认的是，有相当数目的人并不是因为喜爱或擅长写作而开始网文创作，而是为了出名和赚钱而投身于它。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前文所说，文学创作本身的水平就会下降，同质化和抄袭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从盈利目的看，网文的点击量关系着文学创作者的收益。因此文学创作者为了博取更多的点击量，开始批量生产能够吸引大多数读者眼球的文章。讽刺漫画《今胜昔》就反映了这一现实，曹雪芹写《红楼梦》花了10年，李时珍写《本草纲目》花了20年，徐霞客写《游记》花了34年，而现在的网文创作者“两年出了四本”。这些重量不重质的文章大多核心雷同，但并不妨碍这些文学创作者赚取流量——只要这篇文章看起来“爽”，那么就不愁没有读者，因为总会有人被这类标题和题材吸引。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人工创作的文本开始体现出机器流水线般的创作特点：一切只为了提供满足市场大量需求、能带来巨大利益的产品。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否认极其优秀的网文创作者的存在。这些创作者也许本身就并不是冲着利益而是真正喜欢写作，也许是为了利益写作后发现自己很有天赋。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的作品实际上都是能保证质量的。南派三叔所创作的《盗墓笔记》系列，江南所创作的《龙族》等作品，都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他们的创作在网文中属于优秀的，也收割了大批的读者。 这一类人虽然有与个体或者第三方公司进行的“产业化”的行动，例如接受委托或者授权周边、二创和改编，但这些并非流水线化的同质创作。（二） 企业从网文产业中发现商机网络文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