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冷战的进行，在“和平演变”政策的提出和苏联内部的政治局势变化的背景之下，美苏两国的“文化冷战”的愈发强烈。通过审视美苏在冷战时期的文化艺术作品，我们可以深刻理解这两个地缘政治上的大国在思想和信仰两方面上的分歧与争斗，以及两国如何利用电影来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与输出。一、两国在电影事业上的较量（一）技术上的较量——《战争与和平》20世纪1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电影企业来到好莱坞进行发展，从而在当地形成了一个集聚性的产业，到50年代，美国的电影业已经相当成熟。而苏联的电影业虽然在列宁时期得到重视和发展，但受到斯大林时期大清洗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许多电影从业者都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因此发展受到了阻碍，直到赫鲁晓夫执政后，面对美国好莱坞的如日中天，感到发展电影产业的必要性，才一改斯大林时期的政策，向电影产业投入了不少资源，并且推动了几部巨作的诞生。这场战争的白热化是在《战争与和平》一书的电影改编上发生的。1956年8月21日，美国派拉蒙公司推出了他们的电影《战争与和平》。1959年，苏联引进这部电影后，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然而，苏联的电影从业者却对这部电影大加批评，认为这部电影拍得不好，不能反映《战争与和平》的内容。于是在苏联文化部部长福尔采娃的支持下，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在谢尔盖·邦达尔丘克的带领下开始拍摄苏联版的《战争与和平》。最终，这版耗资巨大的苏联版《战争与和平》力压美国版，并夺得了奥斯卡奖。苏联与美国在电影拍摄上的较量，在苏联的领导和从业者看来是“在艺术品位和价值上超越美国”“捍卫苏联电影业荣誉”的重要比拼，是能够证明社会主义生产力大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一场重要竞赛。而从结果上来看，苏联举全国之力拍摄的几部电影确实在效果上力压了一众美国电影，至今看来仍然是十分优秀的作品。（二）话语上的较量——《解放》除了技术上的比拼，美苏两国的电影也在争夺历史话语权上有过较量。一直以来，美国都在通过电影对历史进行“美国式再现”，宣传美国历史观下叙述的历史，让历史变得向“美国伟大”的方向进发。其中关于二战的电影尤其多，例如1962年福克斯公司的《最长的一天》、1965年华纳公司的《突出部之战》、1970年福克斯公司的《巴顿将军》，都是宣扬美国在二战时的各场战役，体现美军的重大伤亡，渲染美国在二战中的伟大形象。对这种情况，苏联方面无法忍受，因为这相当于抹去了苏军的东线作战的功绩，如果美国的电影独占荧屏，那么二战的功劳就会成为美军的。为此，1965年底，勃列日涅夫召开了跨部门联合会议，认为苏联的二战电影明显落后于美国，必须迅速改变这种情况。苏联的电影从业者奥泽洛夫也发文表示苏联的二战电影存在明显缺位。于是，苏联文化部找到奥泽洛夫，请他拍摄一部二战电影。突破重重困难，电影《解放》最终登上了荧幕。这部电影取得了良好的反响，展示了苏军的英勇形象，让电影的历史叙事不再只有美国一家之言。然而，苏联的二战电影总数仍然是比较有限的，与美国的二战电影相比，数目是略显不足的，因此虽然争取到了一定的话语权，但是整体的影响力仍然不够大，时至今日都还有不少国家的民众没有认识到苏联在二战中所发挥出的重大作用。二、电影——意识形态工具（一）美国电影：国内意识形态的管控工具随着冷战的全方位进行，在1950年到1954年期间，参议员麦卡锡至此，美国国内反共、极右势力开始抬头，美国内部的反共政治运动日益活跃，许多疑似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即便并无问题，也会遭到恶意诽谤、肆意迫害。在麦卡锡主义流行的情况下，好莱坞内部的“反共”情绪也日益高涨。而且，麦卡锡主义还让美国军团引起了注意：电影自身强大的宣传力和影响力让美国军团认为，但凡电影界中的从业人员存在共产主义者都会对电影的放映和传播起到干涉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军团展开了一系列对电影行业的压制，包括但不限于公开抵制可能的共产主义者、管控允许播放的影片等，并且对符合美国价值观的内容提供场地、资金的支持，典型的代表便是1952年《我的儿子约翰》，其反对共产主义分子的做法，让美国军团深深赞赏，便大力资助，而同年的《正午》则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帮凶而被查禁。美国政府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对好莱坞电影进行了十分严格的监管，包括但不限于对电影内容和演职人员的审查。一些大量反映社会问题的影片会被贴上“颠覆性”的标签，并且难以通过审查放映，相关组织还会威胁影院全面禁止放映此类影片。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好莱坞电影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笼罩在紧张的冷战氛围中。由此可见，冷战期间美国的电影产业被美国各方势力利用、审查和管制，并与美国国内反共形势的高涨氛围相结合，向美国国民灌输了“美国主义”的所谓“优越性”。一些被认为可能有害于美国国家形象、有左翼倾向的电影，都被禁止播出。不过这种局势在60年代以后便逐渐好转，美国也出现了一些诸如《教父》这样反映社会黑暗面的电影。（二）美国电影：全球霸权的有力抓手在冷战期间，美国整体对外战略中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文化冷战”为核心的对外文化战略，美国政府有计划、有目的地将文化实力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工具。因此国外，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电影就充当了美国政府有力的意识形态工具，成为其在冷战中对外输出自身价值观、煽动颜色革命和和平演变的一大利器。在国际社会上，长期以来苏联电影出口寥寥，美国趁此机会利用好莱坞的力量，在全球迅速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美国亿万富翁纳尔逊洛克菲勒曾说：“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只有认同美国的地位，认同美国的文化，未来才能获得幸福的机会，而不是苏联”。对于苏联以外的其他国家，美国人想要宣扬个人主义、“美国梦”和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在这种情况下，电影就成为宣扬美国文化、意识形态及理想主义的一种手段，而好莱坞则成为美国政府向其他国家输出这些意识形态的主要工具。为推动电影在全球的传播，除了提升电影制作水平，美国政府还资助了大量的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并且拥有了一些奖项的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通过捧高美国电影，让目标国家的群众前去观看，并无形之中进行渗透——这一进程直到冷战结束都未停止。为了使其他国家的民众亲美反苏，美国电影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苏联的形象是典型的专制帝国，片中的俄国主人公往往天性向往自由，却被禁锢于现实的牢笼之中，例如1965年的《日瓦戈医生》和1990年的《猎杀红色十月》都突出了“逃离”这个主题意象。而美国则是通过向观众展现西部牛仔、都市英雄与移民家庭这些完全不同的形象在美国这种社会下的不同生活模式，打造了多样化、个性化的“美国梦”。通过观看好莱坞影片，观众可以了解到美式生活是什么样：美国人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甚至是想什么、怎么想。电影作为一种传播载体，折射了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不同视角描绘了美国从上到下的行为模式、审美趣味，从而在其他国家推销美国式的生活和社会模式。此外，美国的电影是一直在尝试着对苏联进行渗透的。苏联并未全面抵制好莱坞，恰恰相反，苏联国内电影界甚至仍与好莱坞保持一定联系。虽然对好莱坞影片的进口仍然是需要经过重重严格审查的，但是双方的沟通并没有被封锁。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展开与西方在经济贸易，教育文化交流等领域中展开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对苏联的文化交流随之扩大。在此情况下，艾森豪威尔迅速调整美国对苏心理战政策和行动，成立了美国新闻署，处理美国的海外宣传活动，包括推广美国与国外之间的如电影电视，展览会，教育等文化交流项目。随后，美国通过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法规促进对外特别是对苏的意识形态宣传，他们寻找苏联人可能感兴趣的内容以及生活中的痛点，利用电影发动了宣传攻势。而这种攻势就算经过了审查，也能有所突围，传达给普通苏联民众。（三）苏联电影：国内宣传的重要工具与美国电影不同，苏联电影起到的作用更多是在国内的，苏联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文化输出的重要性，因此在出海上也就不甚上心。总体而言，苏联电影在国内主要起到的是宣传成就和意识形态两方面的作用。宣传成就层面，主要是利用比较优质的电影，来体现苏联体制下拍出的电影是比美国体制下拍出来的要好得多的，从而展现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战争与和平》这一获得了奥斯卡奖的电影，此外电影《解放》也凭借着其拍摄的效果、剧情的精彩成为公认的巨作，是苏联电影的另一颗璀璨明珠。通过这些电影，特别是与美国电影进行对比，能够对内宣传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共产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成就。而意识形态层面，苏联政府通过电影，对内进行思想的统一和教化。在苏俄刚刚建立、万事百废待兴的年代，列宁率先意识到了电影在政治宣传上的重要性，这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就意识到要宣传共产主义，最大的困难并非政府打压，而是人民群众的认知能力和知识水平普遍不足，对剩余价值、阶级剥削一类词，百姓普遍听不懂也无感，但若是用电影这一毫无门槛的文艺形式进行呈现，就能有效传播。后来到冷战时期，苏联政府继续推进了利用电影在国内的意识形态宣传的工作，例如1959年的《士兵之歌》和1983年的《莫斯科保卫战》等电影，都是苏联培养爱国主义、宣扬共产主义价值观的一种方式。这些苏联本土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苏联价值观在国内的散播，削弱了美国通过电影进行的文化侵略。由此可见，苏联电影在冷战期间主要聚焦于国内，起到宣传成就和意识形态两方面的作用，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丰富了国内民众的生活。而在对外层面，苏联电影则较为疲软，主要影响力在东欧等地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也有几部诸如《解放》《战争与和平》的电影在各国热映，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并未形成更大的影响。美国与苏联两国在冷战时期通过电影产业，展开了一系列技术、话语和意识形态上的较量。其中在技术上，苏联凭借其体制优势，调用举国资源，能够在个别电影上取得胜利，而在话语上，虽然双方各有自己的电影，但美国仍然稍胜一筹。苏联和美国同时将电影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两国电影都有对国内的控制和教化的作用，但在对外宣传中美国电影明显起到了更重要、更巨大的作用。这些都反映了在冷战期间，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形式在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造者，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以为主要代表人物。孔子的形象在中国是一个不断沉淀、变化的过程。而在《论语》出海后，在欧美和中东等地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地人对孔子也有了一定了解，然而在文化壁垒的隔阂下，对孔子形象的建构也由于种种原因产生了异变。因此，分析孔子在不同地区形象差异及其成因，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华传统文化在不同视域下的模样。一、孔子的中国形象发展历程1.传统社会下的孔子形象(1)“圣人”形象在孔子本人看来，“圣人”是一个道德崇高、品德完满、常人难以达到的道德水准，而孔子自己还远远未达到他自己所提出的“圣人”标准。 正如《雍也》篇记载的：“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虽然孔子自称是“秉承天命”，但他始终认为，自己只能算得上是“君子”。然而，就算孔子这么定位自己，却还是被加上了“至圣”的标签。早在孔子还在世的时候，孔子就已经被其弟子贴上了“圣人”的标签，《子罕》篇里面写道：“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可见在子贡的眼中，孔子本人就可以达到“圣人”的标准。虽然《论语》中类似的表述并不多见，但也可以看出在孔子尚未去世时便已经被一部分人称为“圣人”了。到了汉代，董仲舒略微改变了圣人的标准，使其变得更加宽泛。一方面，董仲舒认为理想中的君王——例如尧、舜等都算“圣人”，是“天施符授圣人王”。另一方面，董仲舒继承“德行出众”的这一基本道德内涵，并将“仁义”当作首要的评判标准。而一方面孔子有着出众的道德内涵，另一方面孔子虽未成天子，但董仲舒又给孔子冠上了“素王”的名号。因此在董仲舒的标准下，孔子配得上“圣人”的称号。而董仲舒作为朝中之人，这一行为可以相当于在官方层面上让孔子定性为“圣人”。从此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孔子都是以圣人形象出现的。晋代文学家陆机就曾写道：“孔子睿圣，配于弘道”；唐朝诗人杨炯也说：“备物致用，莫大乎圣人”；明代学者陈献章也写道：“惟我先圣孔子，道高如天，德厚如地”。程朱理学也将孔子捧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位，程颐和朱熹都有对孔子的赞扬言论，如“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等。各种称号也是纷至沓来，例如宋真宗时期的“至圣文宣王”、明世宗时期的“至圣先师”、清顺治帝的“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不只是封建王朝，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也为孔子封了“大成至圣先师”的名号。这些名号都体现了主流观念对孔子“圣人”地位的肯定。(2)“神明”形象孔子的神化起源于西汉中期，《论衡·实知篇》记载：“当时儒者论圣人，以为前知千岁，后知万事，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故称圣，则神矣。”由此可见，在汉朝时期，许多儒生已经将孔子“神化”。而原因就要从《论语》中寻找。《论语》中提出了诸多政治主张，其中有包含“礼”的，例如《里仁》篇中提出的“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八佾》篇中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也有关于官员做法的，例如《为政》篇中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还有关于正确治国方法的，例如《公治长》篇中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部分言论教导朝廷如何治国，在当时的人看来，是一种上天的旨意，秦朝之所以短命就是因为没有听孔子的言论。更重要的是另一部分关于上天的言论，例如《八佾》篇中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教导人们要听从上天的指示，违背了上天就要受到惩罚，这种表述的形式和佛教、伊斯兰教都有相似之处，因此像是一种“天赐之音”，孔子则是传播“天道”的人，来教导人们要顺从天意。而儒生对孔子的神化逐渐引申到政府政策，除了董仲舒的功劳，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便是西汉时期连年征战、统治集团内部问题频出、自然灾害频发，导致社会不安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孔子所提到的祭祀之“礼”被人们想起来——诸如《八佾》篇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学而》篇中“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样关于祭祀的话，并将这类言论与“天道”相联系，认为是对孔子的祭祀安排不够诚恳导致上天不满。于是在儒者梅福的建议下，朝廷封孔子为商汤后代，接续先王的祭祀。到了东汉，孔子正式被封为国家的公神，自此之后，孔子被民众逐渐赋予民间神灵的职能。北魏时期，孔子甚至成为管生育的神，有“孔丘送子”之说，引来许多妇人祭拜。到了唐代，政府要求每个县都要建孔庙，一年要在春季和秋季分别祭祀孔子一次。宋代，孔子又增加了“得官升迁”“助佑学业”的职能，相当于主管事业、学业的神。而到了清代，孔子祭祀更是一度成为和祭天、祭皇族宗祠同等级别的“大祀”。在整个过程中，孔子“神”的地位逐渐越来越高，民间对孔子的神化和崇拜也愈发强烈，在明清时期的闽南等地，民众称孔子为“孔子公”，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私祀活动，并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祭拜礼仪。2.明清及近现代孔子形象的转变近代以来，产生了大量对孔子的质疑。这种质疑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清一代，那时有以泰州学派、李贽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士子开始利用诸子之学抨击儒学正统。李贽就对人们追随孔子之道的做法非常不屑，认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 李贽.《焚书》（上）[M]. 北京：中华书局. 2018 年版, 第 89 页]可见此时，随着儒学逐步走向僵化以及新儒学的产生，知识分子对孔子的思想理论产生了一定的质疑。而这为数百年后新文化运动中“非儒批孔”的思潮奠定了基础。到晚清民国时期，对孔子的批判日益加剧。1907年6月，《新世纪》创刊号文章就对孔子的圣人形象进行一番质疑和批判，认为孔子只不过是比别人多识几个字，通世故，略懂人道，才收受到愚人钦敬，这种圣人其实是野蛮时代最狡猾的人。《新世纪》的另一篇文章《排孔征言》中则将孔子形象添上了专制的符号，明确指出必须展开“孔丘之革命”。虽然1913年袁世凯的《尊孔告令》在政府层面再次“尊孔”，但是知识分子引发的新文化运动只是将孔子的形象打得更臭。新文化运动非儒批孔的理论资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借鉴西方科学、民主与自由思想，强调革命与进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及孔子之道；二是继承晚清以来诸子学研究，挖掘诸子思想资源，批评儒家文化及孔子思想。这段时间，易白沙等人率先发难，推翻了董仲舒的孔子“素王”说。后来，吴虞、陈独秀和李大钊也加入这一行列中，从不同角度开启了对孔子的征讨，孔子形象成为了“封建代言人”。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孔子的形象也有明显的变化过程，主要是“文化遗产”和“封建代言人”之间来回变化的过程。在前期，毛泽东孔子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并且对孔子关于学习的话是比较认同的，例如《公治长》篇中的“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毛泽东就非常认可，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明确指出“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毛泽东还曾肯定地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第534页]，将孔子及其思想定性为“文化遗产”。然而，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结束了，1945年往后，关于孔子的研究锐减，在1966年之后孔子更是再度成为“专制代言人”，各地出现了大量破坏孔庙的现象。改革开放之后，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逐渐被人们接受，并成为了文化出海的一种重要策略，也是社会道德准则的一个重要来源，可以说孔子在这一阶段又成为了“文化遗产”。综上，近代以后孔子的形象一直在“封建代言人”和“文化遗产”之间变动。晚清以来“非儒批孔”的思潮持续着冲击着孔子的形象，他们忽视孔子思想中的价值，称之为文化改革的首要对象。但孔子思想的价值最终被人们看见，并成为了一种财富，孔子的地位重新上升，但是并没有回到最初“圣人”“神明”那样高位的形象了。二、孔子在西方国家的形象1.《论语》出海与西方理解的孔子《论语》向西方传播的过程始于15世纪。1687年，四位来华传教士合作，将《论语》翻译成了拉丁语版本——《中国哲学家孔子》，将孔子思想介绍到欧洲。这部作品在巴黎出版，成为耶稣会士的传教指南，也为推广基督教提供了根据。这部作品呈现了儒家经典的逻辑性特征，并且用西方的逻辑学术语予以解释。随着该书的问世，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经历了从“耶稣会士的中国化”到“18世纪哲学中国热”的重要改变，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欧洲启蒙文化的外部基础。《论语》的第一个英译本则是由美国政治家、文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翻译的《孔子的道德箴言》。富兰克林“受孔子道德观的启发”，在《论语》的基础上创设了13条美德。美国建国时期的政治家们，在《独立宣言》的起草时也受到了孔子的教诲，甚至在整个美国立国初期，孔子以“18世纪启蒙运动守护神”的形象出现[ 阿尔弗雷德·霍农,郑春光,韦芊宇.儒家思想：美国文化基石中的中国理念[J].文史哲, 2022(01):16-26+165.]。美国的国父们借助了儒家道德哲学来强调个人美德和公民道德，促进了美式“社会道德”的形成，也为美国日后的“民主制度”的运转起到了一定的基础性作用。除了这两个先驱外，在西方的工业文明日渐发展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兴趣，翻译《论语》的学者规模也日渐庞大，越来越多的学者——例如里雅各、安乐哲、林语堂、庞德和马歇曼等，都参与到了《论语》翻译的工作之中来，各种版本的《论语》让人眼花缭乱。然而，在这段时期的《论语》翻译中，首先出现了一批有意或无意的误读。例如《学而》篇中“人不知而不愠”被马歇曼翻译为“没有知识又不嫉妒他人”，以及“吾日三省吾身”被韦利翻译为“我每天在三个方面作自我检讨”，还有《八佾》篇中“郁郁乎文哉”被安乐哲翻译为“周的文化多么繁茂”等。这些误读虽然在理解上有差异，但整体而言，孔子仍然维持着其“思想家”的形象。随着《论语》的传播，一些大家也对孔子形象开始了二次创作。萧伯纳为了讽刺当时的英国社会，又担心受到政府指责，便借用东方思想家之口来进行批判。萧伯纳在其戏剧《千岁人》中塑造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孔子”，来达到这一目的。这部戏剧中的孔子虽然仍然是以“圣贤”的形象出现，但是孔子在剧中有了世俗职务——管理英国事务的总秘书长。他的两次出场都是在英国政府首脑的请求下出现的，目的是“解决一个智力上的难题”，而“孔子”也在剧中对英国的议会政治、民主自由、国民劣根进行了一番讽刺和批判。在这样的塑造下，孔子被塑造成了一个充满智慧的资本主义抨击者形象。虽然有着这些对《论语》和孔子的异化，但是孔子的形象在这些误读中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在美国国父们“启蒙运动守护神”的塑造和萧伯纳“资本主义抨击者”的形象塑造下，整体而言是一种代表着伦理道德方向、社会发展方向的人物。2.大众娱乐带来的“滑稽”形象而在高知群体之外，西方民间对孔子的认知就比较奇特。他们不像上层知识分子那样，真正关心《论语》里面说过什么、思想内涵是什么，而是将孔子当成一种娱乐、潮流来追捧，在这样的情况下，民间对于孔子的形象建立就与知识分子界产生了脱离，产生了一种“滑稽”的形象并在美国的时间和空间上都广为流传。20世纪30年代，美国掀起过一阵“子曰”热潮。最初，是一个叫沃尔特·温切尔的美国八卦作家在报刊上开设了一个叫“子曰”的专栏，这个做法很快被美国电影喜剧演员、广播家杰克·本尼采用，在他的广播节目里也开始说“子曰”，到了四十年代，“子曰”甚至成了美国一种风潮和爆款。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莫名其妙的言论被安到孔子身上，或是用很滑稽的“中式英语”来编造孔子的话，以此抹黑中国文化并取得娱乐——例如“Girl with future should beware of man with past”这种世俗化严重的言论。这种做法的后果就是像国内的“鲁迅说过”一样，一大批的“子曰”在国外变得真假难辨，甚至让伊万卡·特朗普都在2018年6月的推文中，无意错用了这段时期一个体育杂志编造出来的孔子言论“Those who say it can not be done, should not interrupt those doing it”，引发网民的疑惑。可见这样的一种大众娱乐化的浪潮在美国社会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这种“滑稽”形象的出现，除了美国人对华的歧视、刻板印象等带来的恶意曲解和娱乐，更重要的是大众媒体的劣根性——追求流量。不过，媒体这种娱乐在舆论学中算是“外主流舆论”，与中文互联网上“杜甫很忙”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在“嘻嘻哈哈”的氛围中进行传播，而孔子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在美国民间有较大的传播。这种氛围并非完全有害，若是稍加引导若是能够无害化地存在，那么就能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一大重要助力。三、孔子在中东的“铁血使徒”形象1.《论语》在中东的误读《论语》进入中东的过程是中国政治、文化影响力扩大的结果。随着中国的日渐强大，以及中东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危害的警觉，中华文化在中东世界的影响力也慢慢变大。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中东人开始对中国强大背后的非物质因素——中华文化产生兴趣。然而中东人在研究《论语》的时候，彻底误读了孔子的形象，将其由一位“文人”变成了一位“武夫”，由一位“思想家”变成了一名“使徒”。2023年3月，阿卜杜拉·塞纳维在阿联酋《海湾报》上刊登了署名文章《中国作为变化世界中的超级大国》，对中国日渐强大但仍宣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这一现象给出了自己的分析。在文中，阿卜杜拉提到这样一句话：“中国并不急于扮演什么强大角色，而是遵循其哲人孔子的教导，耐心地坐在河岸上等待敌人的尸体日夜不停漂过”[ 阿卜杜拉·塞纳维. 中国作为变化世界中的超级大国[N]. 海湾报. 2023年3月19日]，这是对《子罕》篇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误读，阿卜杜拉将“逝者”误译为了“逝去的人”，这样一来“如斯”也就随着语境的改变而变成了“多”，将一个感叹时间的文人硬生生转变为了铁血杀人狂。无独有偶，据观察者网报道，2023年12月3日半岛电视台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转述了一个据说是引自孔子的名言：“在踏上复仇之旅前，先挖好两座坟，一座为敌人，一座为自己”。这很明显也不是孔子说的。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来源是美剧《复仇》的开篇，根据中文字幕组的翻译，最接近的也许是《为政》篇中的“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而这很显然也并非孔子的本意，按照当代其中的一种解读，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从事于异端邪说，这是一种祸害”，是一个批判不正确的学术研究、强调专注于“正道”的彻头彻尾的文人言论，与“铁血”“破敌”什么的毫无关系。此外，中东人眼中孔子还是充满力量和智慧的“神的使徒”，是上天派下来传播思想、宣扬“天道”的，类似于穆罕默德的存在，这点和董仲舒的观点有相近之处。在中东知识分子艾哈迈德·达都什的文章中，他将孔子称为“先知”——中东地区的“先知”（nabi’a）和汉语的先知有一定区别，并非通过自身学识和能力预测未来，而是上天派来“告知”民众信息的。艾哈迈德认为孔子是中国的“真主”派遣给中国人民的信使，是理解“天”、传播“天”的重要人物，也正是如此他的思想才能“与秦始皇抗衡”。也就是说，中东知识分子认为孔子的思想并不来自他的头脑，而是直接来自上天。2.“铁血使徒”形象的产生原因中东知识分子虽然对孔子很感兴趣，但他们对于孔子本人的了解非常少。虽然在中东地区已经有了不少的孔子学院，但是孔子学院并非专讲《论语》，且参与到孔子学院的人毕竟属于少数，更多的中东知识分子没有上过孔子学院。在这样的情况下，中东知识分子只能通过孔子的格言或者少量的对孔子的描述去建构一个“孔子”，用一些大众媒体拼凑的、假冒的“子曰”来讲孔子，使得真实性和准确性上有所欠缺。而这样建构出的孔子，脱离历史文化背景，一定会产生偏差。而且，孔子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符号，在当下中国日渐强大的情况下，中东知识分子也就会将这种“强大”“有实力”的形象归纳在孔子身上，将国家形象投射到个人形象上来。此外，在了解孔子言论的时候，中东人由于长期以来对西方文化有着比对东方文化更为深入的研究，因此中东人要理解《论语》，英语就自然会成为中途媒介的唯一选择。例如前文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阿卜杜拉很可能就是采用了“It passes on just like this, not ceasing day or night”这种典型的机器翻译，它将“逝者”直接翻译为了“pass on”，才闹出了误解。而“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本身就是先在英语世界被错误翻译后，才被中东地区接纳的。由此可见，在英语已经产生了大量误读的情况下，第二轮的误读就会产生更奇怪、更让人啼笑皆非的内容，也难怪会让人产生“铁血”的感觉。而且，“穆罕默德”模式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在中东，受到一神教的影响，中东学者会有一种思维定势——所有的伟大思想家都是依照着“穆罕默德模式”诞生的。所谓“穆罕默德模式”，在这里指穆罕默德获得思想、传播思想的故事。相传穆罕默德在希拉山洞潜修冥想时，真主“安拉”派天使向他传达上天的旨意，并授予其“使徒”身份，命他四处游历传教。在这样的思维定势下，当外国出现了一个类似的人物时，中东知识分子便容易自然而然地套用这一“穆罕默德模式”来强加在其身上。在他们眼中，孔子也是受到了上天传授知识的“使徒”，他是“福音”的本体，而他们的思想便是上帝的旨意，与自身的探索无关。因此中东知识分子无法认识到周礼和孔子思想是一个沉淀积累的过程，而非上天赐予的。
中国乡土小说已经有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从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对它的命名开始，已有源源不断的小说产出。乡土小说着眼于某一地区，介绍其独特的风俗、景色、语言、传说等。在这百年的发展中，中国乡土小说已然揭示了我国丰富的乡村文化、真实的农民性格和普遍的民族心理特征。乡土小说的两大要素是“地方色彩”和“乡土描写”，它们引导着作家们的创作过程，是构成乡土小说必不可少的部分，也是最能反映乡土社会的内容。贾平凹的《秦腔》便是一篇典型的有地方色彩的乡土小说，读者能够品出“贾平凹的味道”——独属于贾平凹一人的语言风格。他认为秦岭是“最中国”的山，因此自己的家乡也是“最中国”的地域，因此在其创作过程中，力图用最贴近实际、最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内容，向读者呈现自己故乡的时代特征、民族特征、地域特征。在《秦腔》中，贾平凹便是通过清风街近二十年的演变和街上民众的生死离合，运用富有特色的乡土语言，展现出了最“原生态”的中国乡土。一、整体叙事的策略文学文本的写作中，叙述视角和叙述模式是重要的要素。随着乡土文学的不断沉淀，新世纪乡土文学的叙述视角和叙述模式形成了一些“新经验”，作家们改变了传统的整体叙事策略，转而加入了新因素和新角度。而《秦腔》中所采用的叙述视角和叙述模式，就很明显地受到了这种“新经验”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之外，又加上了贾平凹自己的特色，产生了与独特的整体叙事策略。1.情节串联方式在上个世纪早期的乡土小说中，情节的串联往往有一条明显的主线，有这样的明显主线，读者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到正在发生什么、是怎么发生的，便于读者梳理整体情节，更有利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以乡土小说提出者鲁迅的文章为例，他的小说《故乡》中，环节是“回故乡-在故乡-离故乡”，通过叙述闰土的经历与变化，反映回乡者“我”对乡土的虽怀念但疏离感情。类似的还有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它便是完整地描写了清溪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无到有、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过程。可见，旧的乡土小说在叙事的过程中，明确的主线是很常见的做法，虽有少数的乡土小说没有明确的主线——例如《呼兰河传》，但整体来说不成气候，只是一种“旁门左道”。新世纪的乡土小说对乡土的描写具有明显的特征，它们部分继承了旧乡土小说的“旁门左道”，明确的情节线被隐藏起来了，但这些小说并不像《呼兰河传》那样让情节线彻底消失，而是在生活百态之下仍然存在着，需要读者自行发掘。这样的叙述模式虽然让读者更难梳理情节，但能够产生身临其境之感，更富有真实性，让读者能够真切地体会到中国传统社会的风土人情。在《秦腔》中便是如此：读者很难找到完整的故事，但有一条暗藏的情节线，由生活的百态构成了故事。这种写作方法被称为“‘密实的流年式’叙述模式”。贾平凹写作的过程中，喜欢用一个人或一件事串起整个故事，而在“密实的流年式”叙述模式下，《秦腔》的写作虽然故事看起来零散，但有着秦腔戏曲和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为两大主线。贾平凹利用这两条主线，生动描绘了村庄近三十年的历史变迁，展现了中国社会转型对农村所带来的深刻影响。2.乡土描写视角在传统的乡土小说叙述中，叙述者往往是正常的“人”。依旧以鲁迅的文章为例，他的小说《社戏》中，故事的叙述者便是“我”，从“我”的眼中回忆故乡的种种，作品是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从正常的“人”出发展开叙述，鲁迅的《故乡》《祝福》等作品亦是如此。无独有偶，萧红的乡土小说也是如此：在《呼兰河传》中，虽然有“我”这个小孩的视角，但串起整个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位超脱于文本之外、与文本内形象保持相当距离的成年人视角。这样的叙述能产生一种“日记”“编年史”的感觉，让读者觉得是真实出现过的。然而随着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出现，这一叙述传统被打破，叙述主体出现了反常态化的趋势，出现了选身体缺陷者、精神缺陷者，甚至是非人类物种作为叙述主题的情况，这充分展现出当下乡土文化中独特的叙事风格。例如莫言的《生死疲劳》，叙述者便是一个患有“大头病”的婴儿，在讲述他经历了变成驴、牛、猪、狗、猴的六道轮回。而贾平凹在《秦腔》的叙述过程中安插的“观察者”同样并不像过去那样是“正常人”，而是选择了“疯子”张引生来进行叙述。因此，《秦腔》在叙事视角上理论上属于第一人称限知视角，且是一篇单层次的第一人称小说。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秦腔》的“新经验”就反映在文本中运用了幻化、转述等笔法——例如张引生可以附身在动物上——突破了限知视角的限制，虽然看着这样的叙述不符合科学，但是作为“疯子”，张引生的这种思维的跳脱似乎又有其合理之处。这种笔法使张引生可以亲眼见到一系列他不在场的事情，给人更加广阔的联想空间和观测自由度，让整体的叙事更为饱满和完整，更好地表现人物的形象和乡土社会的特点。二、地方语言的运用语言特色是文学作品的基础要素，它决定着作品的高度与深度。作家的创作是否成功，并非取决于他的作品数量，而在于其作品是否具有独特特质。作家的创作特色彰显了其个人风格，每部优秀的作品、每个优秀的作家有独特文学风格和语言特色。在《秦腔》中，贾平凹通过语言、名词等多种富有乡土气息的要素，展现了秦岭一带的传统乡土社会的面貌及演变。《秦腔》犹如一泓清泉，传递着贾平凹对故土的深厚情感和对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深刻反思。在《秦腔》中，贾平凹运用了大量的民间语言、俗语与方言，对文章的叙述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也是乡土小说“地方色彩”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贾平凹在作品中运用的地方方言有多方面的考量。1.语言的通俗化与朴实化贾平凹反对将文本的语言变得高深难懂，自九十年代以来，贾平凹便希望运用精炼的口语、说话的风格、“聊家常”一样的氛围来与读者谈天，从而达到“说话体”的效果，使人在阅读过程中有轻松、快乐、亲切的感受。这种写法让语言变得朴实、通俗。贾平凹在书中，掺杂了一定数量的俗语和谚语，使语言通俗化。例如“年好过，月好过，日子难过”，这句话在宛光《河东谚》中有记载，是指年份一年年往前，月份一年年往前，转眼一年年一月月就过了，只有这一天接一天的艰苦日子望不到头，最是煎熬。再如“清风街的故事从来没有茄子一行豇豆一行，它老是黏糊到一起的”这一句，将一个抽象的话语，利用与乡土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作物，让人了解了清风街故事中“粘稠”“交织”的特点。与文艺的语言相比，贾平凹利用朴实、通俗的语言，展现出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这样的做法也能降低理解门槛，让作品有更多的吸引力和艺术感染力。2.反映地域特征和人物性格地方方言既充分展现了地域特征，又可以更好地表现人物性格。贾平凹的方言使用是让作品的表情达意更加精确、传神，更反映人物的性格。在《秦腔》中有这样一句话：“他一边敲一边唱，声音干炸脆响，脸色就挣成猪肝。”这句话中，“挣”的大致意思是变，突出了男角唱起秦腔时，是铆足了劲在大声“吼”，卖力到连脸色都红得发紫，惟妙惟肖地展示了将乡下人吼秦腔时的神态与特点，颇有“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的气场，而这是“变”字或其他白话词汇无法表现出来的效果。另外，还有一些短小的字词在文中的使用也让文章充满了生活气息，比如“喧？”这个语气词比“聊天吗？”更接地气、更随意，让文章的语言更富有民间气息。此外，还有诸如“碎鬼”“胡扯筋”等，从流变上看，这些并不全是原生的陕西地方方言，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流动性和包容性，以及中国语言的多样性和可变性。3.幽默诙谐的美学蕴含它让文章变得接地气，还能起到一定的幽默诙谐作用，避免死板的书面语或普通的口头语讲述，具有独特的美学蕴含。文章中的人物会说一些充满土气、粗俗的话，毫不遮掩地展示中国乡土社会人物的真实形象，更加突出人物性格和地域特色，也增加了叙事的幽默感。例如，文中白恩杰对张引生说：“我说你很穷，他说老鸦不嫌猪黑。我说你没有那个，人家还是不嫌，说只要能有碗饭吃就行。”张引生说：“吃屎去！”一般来说，“老鸦不嫌猪黑”和“吃屎去”这种粗鄙之语难登大雅之堂，但贾平凹在作品中运用后，充分表现了陕西地域的语言特色，以及张引生讲话的直来直往。再如戏场中的争吵“一个说：狗年快完了，你还叫啥哩？一个说：猪年还没到，你便拱开了！”一来一往，语言幽默风趣，引人发笑，但又不会偏离人物的性格特征，既融入了中国传统的生肖，也符合乡土中国的农民生活。此外，还有夏天义语言中“淡话”“日怪的很”这类词，也是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语言，这种民间土话放在文中，以诙谐轻松的文笔，辅以让会场安静下来的剧情，展现出了夏天义威武、高大的人物形象。4.暗藏于文本的哲理性在文本之中，还具有一定的哲理性。贾平凹在叙述过程中，利用通俗的语言，让人感受到背后的哲理。例如“你收过核桃树上的核桃吗，用长竹竿打核桃，明明已经打净了，可换个地方一看，树梢上怎么还有一颗？再去打了，再换个地方，又有一颗。核桃永远是打不净的。”这话看似只是在形容清风街上的故事，但却是运用朴实的语言讲述道理，引发读者的思考：生活中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看到了一面的事物，自以为了解了全貌，但换一个角度看就又会有许许多多的内容是没有被发现的。此外，文章中还透漏出作者希望中国乡村走出困境的愿望。《秦腔》描绘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种种姿态，其中不乏一些丑态。例如村干部的腐败与不当作风、狗剩等乡民遭遇的悲剧、迷信思想带来的危害等等。贾平凹将这些事情“记录”下来，向读者展示了中国乡村生活与文化逐步走向解构的过程，表达了作者希望以自己家乡为代表的中国乡村能够摆脱没落、向下、沉沦的美好期望。三、乡土环境的塑造贾平凹在文章中重视乡土环境的塑造，因此在叙述的过程中，夹杂着对自然、人文等侧度的描写，让读者感受到在人物的言行之外，也有着许多反映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特征的内容，更好地体会“原生态”的乡土社会。1.环境塑造的反常绝大多数的小说都会进行环境描写，其中分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描写。传统的乡土小说往往两者都会有所涉及，例如《呼兰河传》就是两者皆有的：自然环境来说，开篇就是对严冬环境的描写，后续又有对火烧云的描写，还有河岸旁植物的描写等数不胜数；在对呼兰河城介绍的时候，则介绍了招牌、广告等人文介绍。在《呼兰河传》中，从自然环境的描写的部分和人文环境的描写的比例上看，自然描写比人文描写还是更多一些。《秦腔》的自然环境描写在文章中较少，且大部分是为了推进情节、表示时间流逝的天气相关语句。贾平凹在文章中更加看重的是人文环境的塑造。乡土小说中，自然环境的塑造更注重对自然环境的追求和对山河草木的赞美，相比之下人文环境更能反映出乡土社会的现实。例如文中夏天义倚在药铺门上时，贾平凹对门上的新对联的字进行了描写：“开方观人脸面；打针只对屁股”。一般来说，对联是表达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的，但在药铺上的对联，却是充满土气、完全为医药行业服务的话语。由此可以看出药铺主人对生活和行业的态度，以及乡土社会的异化情况。再如对竹林关上的骡马会馆历史和现状的描写，也是对乡土文化的一种记录。贾平凹对清风街人文环境进行了大量的描写，让身边之物营造乡土氛围，使文章充满了乡土“原生态”的环境塑造。2.姓名中的乡土环境中国的传统农村社会有“贱名好养活”的观念，民间百姓认为给小孩取一个不好听的名字，可以让鬼魂厌恶，从而避免孩子的魂魄被勾走，使孩子更加健康和容易养活。这种观念反映了古代人们对于生命和健康的关注，以及他们对鬼魂和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和恐惧。因此，传统农村会用比较下贱的字眼给自己的孩子取乳名或小名，甚至会逐步定型成对孩子的称呼。虽然随着新中国破迷信的进程逐步展开，绝大多数人已经不再普遍接受这种观念，但在国内一些相对偏远的地区和少数的地域文化中，仍然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的影响。清风街就是仍然受到这种传统影响的一处地域。在文章中，大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有比较正经的名字，例如村支书、村委会会计、妇委会主任等的名字都是很正常、甚至有一定文采的名字。而普通村民的名字上，就能够找到传统的“贱名”。例如赤贫村民“狗剩”，夏天义的第五个儿子“瞎瞎”，图利而凶恶的“三踅”。这些名字大多都有不好的寓意，以“狗剩”举例，这个词原本指代的是“狗吃剩的食物”。再如“踅”，这个字的意思是“单足行走”，寓意也是不好的，然而仍然被当作名字的一部分用在了李三踅身上。贾平凹在文章中塑造出的这种现象，也是农村社会分化、阶层分离现状的表现。综上可知，贾平凹在写乡土小说时，在叙事模式、语言使用、环境塑造等层面，有着自己的独特风格。《秦腔》正是在这种风格下，展现了清风街近三十年的历史变迁，反映地域特征和人物性格，用幽默、通俗而富有哲理的话语展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面貌。让读者真切感受到贾平凹笔下的乡间气息，在分析文章的过程中品出秦地的一番独特风味。
在过去的研究中，剔除教学设计、教学反思等文献后不难发现，绝大多数针对莫怀戚的《散步》的文献，已经形成了 “亲情主题”、“亲近自然”和“家庭担当”这三个相对主流的研究方向。然而，莫怀戚在创作中所隐含的真实意图，其实是生命。在1995年莫怀戚的第一篇自述《<散步>的写作契机》发表之前，可以说几乎没有研究往这方面深入，直到这篇自述发表后，才逐渐有研究者转向生命进行研究。现有的专门研究《散步》生命角度的文章，数量并不多，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其他内容的探讨中一笔带过，第二类从社会历史批评角度出发，把文中的生命附带上政治的含义，例如武海的解读中就认为是国家和民族的生命，第三类是专门研究生命意义的，这在论文中是最少的。概括而言，在现有的几篇生命研究中认为，莫怀戚所感受到的生命主题有二，其一是自然的生命，其二是人文的生命，而其中写作重心放在人文的生命。所谓自然的生命，指的是初春田野中的万物，从绿叶嫩芽到初融冬水，它不一定是动植物，但是都是从漫长而寒冷的冬天中“熬”过来的，让人感到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东西，突出了看到景物重现生命活力后的欣喜。研究者认为这是在告诉读者“生命是那样美好可贵”。所谓人文的生命，是在父亲离世后莫怀戚的蜕变，对个人生死观的彻底重塑，以及作者生命意识的觉醒。因此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一次没有父亲的散步，但是这场散步却与父亲息息相关”。莫怀戚通过在小说之中构造一个真实情境，向读者展示他的内心世界。生命主题是莫怀戚真正想在文章中写的内容，这并非没有依据的论断。莫怀戚在《二十年后说<散步>》中提到，《散步》这篇文章“其实我骨子里是想写生命”。莫怀戚骨子里的生命同样可以分为自然与人文两个方面看。从自然的生命来理解，春天“太迟，太迟”是对于生命萌芽的殷切期待，如果仅仅是从“情感”角度去领悟文本，读者就难以深入了解到这些表达的深层含义，也难以将自然的生命与后文人文的生命结合在一起。自然的生命既是来自田野中本身的春意盎然，也是莫怀戚内心对生命理解的升华而产生的别样感受。从人文的生命来理解，在这篇文章落笔前不久，莫怀戚的父亲离世——除了现实背景以外，这件事在文本中也可以找到，有足够证据可以证明文中提到的“有一些老人”便是指他父亲。而在这时，母亲又患上了所谓“丧偶综合征”，妻子和儿子又处于需要照顾的时期，因此陪伴的责任就落到了莫怀戚身上。由此可以看出《散步》中会以生命为主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莫怀戚在“陪伴”的过程中，体会到了生命的意义——那不仅仅是孝道，更是生命的责任。文本通过一个个真实情境，多次表现出“孝道”“责任”，不少研究者认为这是亲情和伦理问题的体现，但从若文化人类学角度来进行评判会发现并非如此，而是中华民族对生命独有的敬仰产生的。加拿大一位汉学家对莫怀戚这么说，中国人的这种做法是他们“心灵最健全之处”。伦理事实上是在生命至上衍生出来的话题，莫怀戚也在写作中刻意做了“强化‘生命’，淡化伦理”的处理，刻意描写了生命的流逝、复苏。总而言之，生命主题作为这篇文章的中心要素和写作主旨，贯穿了全文。无论是家庭与亲情，还是自然与春景，都正是莫怀戚所认为的生命意义所在。莫怀戚对理解与感悟生命时产生的独到思考，也是父亲离开后给予他的一场独特的教学。
近期读了《于漪全集》第三卷的《准确而完整地认识语文学科的性质》，这篇记录是通过访谈录的方式，系统地阐述了于漪对于如何准确而完整地认识语文学科的见解。其独特的教育观念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第一，是她对语文学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叙述。于漪非常看重语文学科中理论发展的实际作用，据她所言，中学语文是一门融合实践性和理论性的学科，因此学界对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为了推动语文学科的进步，有必要进行广泛的讨论和思想碰撞，以解决理论和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这种争鸣和思考是推动语文学科发展的关键，它能够引起更多人对问题的关注，并促进思考。她举了过去自己在语文大纲修订时的例子，明确展示了思想碰撞对于理论发展和实践教学中的重要意义。第二，她和闻记者进入了关于“语言”这一概念性质的讨论。于漪认为语言具有“工具性”但并不只是工具，而同时“思想性”又不足以完全概括语言的性质——因为语文学科还有道德的、情操的和审美的特征。她运用了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对语文学科的性质做出了诠释：语言是与人的身体和大脑密切相关的特殊工具，它是并非简单的“思维外壳”，而是不可分割地承载着文化和思想。她也强调了语言对于语文、文化乃至于民族的重要意义也即“人文性”。因此，“人文性”和“工具性”都是语言的重要性质，两者是不可以割裂的，语言也绝对不是“僵死的符号”，而是更为鲜活的东西。第三，她由语言的性质上升到了语文学科的性质，她认为语文学科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由多重属性、多种关系和多向互为作用构成。其中，语文学科的非本质属性包括听说读写、字词句篇等多种关系。这些关系相互影响，并需要教师在教学中深入理解和把握。她也强调了虽然语文学科的科学性不强，我们仍应当用科学的观点来认知语文。同时，不能因为不同的实践或者观念，就否定或者任意改变对其性质的认识。此外关于语文考核的内容，她认为需要辩证把握内容以还原语文学科面貌，而非披着科学外衣的机械操练。最终，是多要素相结合，达到语文学科育人的终极目的。这一章节中的观点对我而言，大部分是未曾想过的，因此于漪的叙述使我对于语言和语文学科的认识加深了不少，与书中其他部分以及课堂所学相联系，我有了很大启发。第一，语文学科肯定不能只有实践，否则会成为缺少基石的大厦，摇摇欲坠且无法长久，科学的理论作为语文学科的一部分必不可少。内容上看，语文学科的理论并不仅仅是语言学、文字学的理论，那些解决的仅仅是语文学科教学内容的问题，而更重要的部分应当是在其他方面，这些方面应当集中于教育学上。我在过去的中小学学习中，注意到我有一些语文老师执着于研究教学的内容，却忽视了教育学上的研究，他始终研究着给我们传输什么样的知识，但是他的方法却是非常不恰当的。这样的研究终归是收效甚微的。应当说只有研究好了教育学的问题，语文学科的发展才是有可能的。我们在对教育知识与能力进行学习的时候，也明白教师既要在实践过程中进行研究与反思，也要与其他教学者进行合作来进行深化理论。我们初中有一位语文老师，她在市内的语文教学界拥有很高的名望，我曾私下问过她是如何做到在教学上如此成功的，她给我的回答和我在学习教育学时了解到的差不多：要注重与其他教育者在教学上的研讨。仔细来说，首先作为老师要有自己的观点，然后要在市内、省内乃至国内都与其他语文教学专家进行过讨论，最后取他人之长补己身之短，并投入到教学实践之中，实现自身在教育上的发展。因此，如果没有教育者之间的思想交锋和实践检验，语文学科的理论发展就必然是寸步难行的。发展上看，语文学科的实践发展需要理论发展的支撑，而任何理论的发展一定都是在激烈的争锋中和实践的检验中完成的。例如我国有过在初等学校和中等学校进行汉语和文学分科的教学实验，后来这一举措被取消，并恢复了“语文”的课程名称，这就是对当时语文教育理论的一次实践验证，证明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而放在现在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合理回归历史语境审视语文学习任务群的是与非，认清当下存在的缺乏定义、设计不合理等问题，才能在未来共同推动语文学科的改进和发展。第二，是语言性质的问题。若是把握不好语言的性质，那么对于语文学科的认识也就必然是不正确的，因此树立正确的语言认识观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在课堂上的学习，也大致明白语言具有人文性与工具性两种属性，然而却对于“本质属性”这一问题犯了难，因为的过去我认为一个事物不可以有两个本质属性。在于漪老师的观点中，我这个是简单的“二元论”的错误，我不应当把人文性与工具性分开来看待。她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既是语言的两个分开的属性，更是具有密切联系、相互辩证统一的。因此在教学中，就需要我们老师做到“两手抓”，就是传授知识和思想品德教育有机结合。“传授知识”对应的是语言性质中的“工具性”。普通语言学认为，语言是用于表达事物、动作、思想和状态的一个系统，是一种人类用于进行现实观念交流方式的工具，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存在方式之一。工具性主要是从个人角度出发，是个体学会去运用语言。因此从各种角度上来讲，语言一定是有工具的作用的，而学会使用工具是人的重要特征。学会语言的阅读、理解和运用，是一个学生作为人而存在的必备技能。教师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应当重视语言“工具性”的传递。“思想品德教育”对应的是语言性质中的“人文性”。正如赫尔巴特所说：“我想不到有任何无教学的教育，正如在相反方面，我不承认有任何无教育的教学。”一般的教育理论认为，在教学中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脱离知识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二是只强调传授知识，忽视思想品德教育。在教学过程中要把传授知识和思想品德教育有机结合。接下来也许有点歪曲词语原本的意思，但我所理解的思想品德教育，并不单单指道德与法律，那只属于“品德”的范畴。而“思想”也是同样重要的，要培育的即于漪老师所说的道德的、情操的和审美的特征。与之前的工具性相对，“人文性”才是语言作为社会属性发挥作用的重要特质。在我看来，工具性与人文性是辩证统一的。工具性是人文性的基础，学生若是无法掌握作为工具的语言，就更无从了解作为人文的语言，在走向社会时必定在道德、情操和审美上处处受挫。而人文性能够促进工具性的发挥，使学生更好掌握相关的语言理解与表达技巧，使其更好地解决运用语言工具时说不说、怎么说的问题。第三，正因为语言的复杂性，语文学科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统一体，因此对于怎样认识它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命题，需要进行门类细分和深入研究。 “中学语文的基本任务是教文，它的终极目标是育人”，于漪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即便放在当下，也是很多老师并没有意识到的。文章中提到的考试的“错误示范”，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我便开始思考语文学科应当教什么、怎么教、为什么教这三个问题。在“教什么”这个问题上，我想起叶圣陶1949年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工作时，提出 “口头为’语’，书面为’文’，’听’‘说’‘读’‘写’宜并重”的观点，也即于漪老师所说的“教文”。虽然这很明显是一个非常统括的论述，并没有系统解答“教什么”的问题，然而它能够构成探讨的一部分，成为后人研究语文理论的基石，让后世的老师们能够在这一个大方向的指引上进行具体的规划。而且这样做也是有好处的，每个老师都可以根据自己学生的情况安排教学内容，并不需要像其他学科那样按部就班地上课，能够充分发挥老师的主观能动性。当然这样也造成了一点问题：若是有一个不善于教的语文老师，就会极大影响学生的学习进度。而“怎么教”的层面上，一直是困扰我的难题，我一直认为语文是最难教的学科，尤其是优秀学校的语文，它并不能只局限于课文内容的讲解和拓展，对素养的提升是更为重要的，而至今我也没有真的了解应当如何做才能立基于文本而又超然于文本。在过去进行“语文学科教学知识与能力”的学习中，教学设计写作中也定格在简单的把握文意、理解手法或体悟感情上，也许这样日积月累是能提升素养，但我始终还是认为这样的方法过于基础和传统，没有新意也没有效率，我期待能从这本书接下来的几个章节里得到更多的启发。而且我们在语文科目考试中，不应当像理科或者英语那样用死板的选项来考查学生，应当更加注重在考察中体现语言的生命力和表现力，体现语文学科自身的灵活性与魅力。而在“为什么教”上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从宏观层面上，我们全体老师当然都希望能够为国家培养高质量、有思辨性、有理解力的人才。然而，我近期在网络上看到有同学抱怨，称台湾省的国文学科在写作上更注重记叙文的优美描写，该省顶尖高中生的记叙文写作水平与大陆顶尖高中生对比，其差异是巨大的。诚然，记叙文和议论文从根本上存在着区别，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但是这让我感同身受，也让我思考，我们把最优美的文字放在对文学最没有感觉的小学阶段，而把死板枯燥的说明文和记叙文集中放在本应对文学充满激情的中学阶段，是否是一种不够恰当的做法。当然专家经过审慎考虑的结论肯定比我在一时的看书感悟要来得专业，即便需要修改也不由我来提出，还是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吧。
读《打破精神枷锁，走上创作的康庄大道》
冯牧的《打破精神枷锁，走上创作的康庄大道——在＜班主任＞座谈会上的发言》发表于《文学评论》1978年第05期的54-57页。此时《文学评论》刚复刊不久。冯牧在发言中表达了对《班主任》的支持。政治层面上来说，作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的发言，肯定了《班主任》以及以《班主任》为标志的一些新的作品的正面意义，认为它“具有新的思想高度”。冯牧指出人民群众已经肯定了这个作品,认为它表达了他们的思想、回答了他们的问题。《班主任》在文艺界受到的挑剔和指责,说明文化大革命的那套框框套套在文学界还有“市场”。而从文学层面上来看，刘心武的这篇作品，表现出了他在创作上的严肃态度,体现出他对生活的思考和概括,并且显示出了他自己的独特风格。冯牧指出，班主任在人物刻画上对其他作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刘心武通过不多的生动的细节、对话,就可以把人物性格刻画得相当清晰、鲜明，例如在描写宋宝琦时就是如此。有批评的观点认为，《班主任》没有写出那种“叱咤风云”的人物，冯牧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恰当的，主人公张俊石那样在自己的岗位上起到改造环境、推动社会前进作用的人，事实上就是时代的“英雄人物”，也能够引起人们向他学习的愿望。这样的方式避免了作者在中间插入议论，用人物的对话和动作表达观点，在冯牧看来是更好的。冯牧表示，《班主任》的出现是革命文艺在新发展阶段的产物，它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体系来作为自己的指针。在新时期的创作之中，需要像《班主任》这样的作品，而非一些作家在写的“阴谋文艺”“转换文艺”。冯牧希望作家能够从个人的生活领域、思想观念和艺术实践出发，探索独特的艺术创作之道，塑造个人的艺术风格和特色，以促使文艺创作领域走出当前相对低迷的氛围。同时，冯牧又强调作家要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素养，不可脱离理论指导进行创作。他希望能够树立非“样板”式的典范作品，引领新时期的作家继续走下去，成为滚滚向前的浪潮。我认为冯牧对《班主任》的评价以及时代情况的把握在总体上是准确的。作为作协副主席，冯牧的发言具有政治高度，也具有文艺水准。他从《班主任》的政治思想层面以及文艺创作层面出发，对《人民文学》编辑部指出的问题，以及当时文艺界部分仍有文革余留思想的批评声音进行了反击，这是值得肯定的。他依旧赞成人民群众为导向的文艺创作，这是值得肯定的，也是经过后面的理论与实践验证的。虽然在发言中并未深入解读文本，但是其对文章内容和主旨的把握是准确的，观点是深入的。他努力推动作家打破文化大革命留下的精神枷锁的那部分论述是值得肯定的，在后世看来大方向也是对的，符合社会历史的潮流。他在文章中对于作家与批评家站位问题的论述，以及艺术家们在时代浪潮推进方面应当承担起的责任，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然而除了以上优点外，冯牧的发言中也是有一定缺点的，例如，冯牧对中国文艺发展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时代的局限。冯牧在发言中认为作家要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诚然，理论指导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林立的世界里，更需要有自己的话语权，社会主义的大方向肯定是不可以改变的。但是冯牧不能料到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当今世界文化正在走向多元，每个作家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处事态度，也会有不同的创作风格和形式，而这些创作并不一定是教条地遵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国大陆地区创作的多元化在八十年代自由化盛行的时候尤为明显，许多作家并不再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自己创作的标准，这是时代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也正是这样的改变，作家创作不再为人民群众导向所束缚，我们才能看到残雪那样充分表达自己内心世界、无需在意理解高门槛的作家。而这是冯牧在发言中未曾看到的。
每个地区的成长与发展，都随着历史的厚重车轮前进。一个地区的经济史、政治史与思想文化史，共同构成了社会变迁，同时也在相互影响着。而我们许多人，受到传统观念和刻板印象的影响，往往不能全面地看待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发展。于是，弗里德在这本书中用一些新的方式向我们描绘了中世纪时期西方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与传统观念不同的思考，为我们打破僵化的思维、窥探西欧中世纪时期的发展变革提供了一个契机。在我过去学习所形成的刻板印象里，中世纪是黑暗、迂腐而愚昧的，教会的压迫使得人民生不如死，教会掌控欧洲主流文化，普通民众多是文盲，而且被洗脑和愚化，不论是农工商还是宗教都让人喘不过气来。但果真如此吗？弗里德的笔触带领着我，走到了中世纪时期教会统治以外的西欧社会另一面。在那里，我真正看到了中世纪并不是完全被教会所掌控，而是有不少发展、进步和开放的事物在，是后来欧洲进步的重要一环。在书中，我切实地看到了在欧洲的各级人民中，确实存在着一股尽自己微薄力量在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文化的力量，也在寻找着属于那个年代的救赎，以与中世纪的教会进行对抗。书中的一个例子便是勃艮第公爵厄徳及其所支持的“西多会”，那时东罗马日薄西山，处处酝酿着内战，也有流言“敌基督”即将降临，往日宗教的能量被极速消耗，人们需要新的思想，以替代过去的旧宗教思想，而寻找这种新思想的过程，在中世纪社会广泛存在。例如十一世纪末出现的“西多会”，与其他广大宗教信徒们相比，他们过着更为严格、纯洁的苦修生活，并将其视为属于自己的救赎，认为这才是天主教的正确之路。像他们一样的人还有很多，也许他们的努力很微薄，也许无法带来很大的变化，也许中途会有不少人退出——比如“西多会”的第一任院长罗贝尔。但是就算有着以上种种的困难和屈折，就算力量微不足道，新思想和寻找救赎的精神在中世纪也是始终存在的。由此让我思考，过去对中世纪人人服从教会指示、教会权威不可逾越的现象是否并不符合实际。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在我读完书后，我认为这所谓的“黑暗”是基于新教教徒而言的，因为那是一个天主教占绝对统治的时代，教会的阴云笼罩在整个西欧和地中海沿岸。但是在经济、文化方面又是如何的？似乎并不像宗教那么黑暗。诚然当时的环境是很压抑的，但是在中世纪时期，西欧逐渐开启了认识西欧以外世界的大门，促使着他们去探求知识，寻找真相，一批批的商人由此出发，一位位传教士踏上西欧以外的土地，内外的经济文化关节被打通，西欧与世界连接了起来。在那个年代，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和自身的反思，更多的革新也被爆发出来，思想文化也一步步走向世俗化。那么这样的中世纪，又怎么能被用一个“黑暗”就概括呢？从弗里德的叙述视角中，我猛地意识到，我不能再像以往一样思考和分析事情了，必须要采用更为灵活的视角来看待中世纪这个时代。用一个词概括任何事物都一定会陷入以偏概全的泥潭，以往光靠偏见和狭隘所形成的认知是绝对不够的，思维僵化是最恐怖的错误。中世纪确实在一些方面是黑暗的，但是不可以否认中世纪也有其抗争的一面、发展的一面。作为历史学习者，我们不能以停滞的眼光看待这段历史，而应当着眼于其中的变化与发展——毕竟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的。中世纪是西欧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一段不断追求救赎、迫切向前寻找出路的历程，也是西欧文化接轨世界，与其他地区相连接的历程，更是一段充满了革新、弥漫着新思想气息的时期。而在对历史进行描述时，弗里德并不是像一些史学书籍那样一味列举重大的事件，而是采取了新型的叙事方法——以侧面描写为主的叙事方式——来为我们展现中世纪社会更加全面、更加详细的一番不一样的景象。这种侧面描写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描写一些个体对陌生文化的接触和认识所造成的文化拓展和交流，来侧面地体现当时社会的变迁；另一种是讲述社会环境中一些典型家族、组织或人物的兴衰成败，以侧面反映社会的情状。第一种的手法在书中广泛使用，我的例证来自教宗分立时期的阿贝拉尔。作为一名逻辑学家、神学家和哲学家，他对于其他民族的认知与普通人存在一定差异。在当年不少人对于犹太人充满憎恶时，阿贝拉尔在接触了犹太的历史与文化后，十分欣赏犹太人的哲学和科学，他虽未直接转向犹太人中流传的“卡巴拉思想”，但是却能够清晰地感受到犹太教哲学和精神思想中所蕴含着的重要意义和社会价值，因此主张基督教应当对此有所改变和取舍，而在他之前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点，大多都是以一个保守和批评的姿态去看待“卡巴拉思想”的。这样的例证还有很多，体现了中世纪社会并不是封闭的房间，人们在里面按着教会的指令活动，而是有人能够从虚掩的大门中探出头来，去看自己的邻居都在做些什么的。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中世纪社会中的思想并非教会主导的一潭死水。这样的好处在于，它通过典型人物对于历史的认识，以及相近时代不同人物对于相同事物的不同观念，让读者认识到即便是在同一时期，思想交锋也是很激烈的，而非粗浅的历史学习者所认为的那样，对于某个特定的事件就是只有一个观点或者理解方式的。 打破了读者对于历史研究的传统观念，开拓了读者的视野。第二种叙述方式则典型体现在了法兰克王国的兴起和鼎盛时期。在这个时期的叙述中，弗里德描绘了众多的中上层人物——包括但不限于国王、教宗、商人、学者等。通过描写不同独立的人物或某一家族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更清晰地为我们展现了公元五世纪末到九世纪中叶期间，法兰克王国在三百余年内，在政治上的变革、经济上的发展、文化上的变迁以及科学上的进步。这样的叙述方式的好处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通过如此的侧面描写的叙述方式，不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都在书中有所体现。使得这本作品的叙述在范围上更加全面，能够覆盖到主要的几个社会分类。第二个方面是，这样的叙述方式能通过不同的上层身份的视角，来反映相近的历史事件，一方面使得历史现象的体现更具有说服力，另一方面也让读者能对这样一个历史事件能更有立体感的认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相同的历史事件或时期，以及一个历史事件或时期对个人的影响。可见，弗里德在本书中所运用的侧面描写，一方面打破了读者的传统认知，另一方面增强了读者对历史事件的立体观察。这样的做法很大程度上为读者更好把握中世纪社会局面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视角，有助于读者理解中世纪的社会。弗里德的侧面描写，不但避免了扁平化和模式化的认知，而且间接地产生了我接下来会详细叙述的一个本作品的重要特点。这本书在观念上我认为最特别的一点，是它对于文化演变中的延续性与断裂性的叙述，也是我认为其价值所在。与其他的历史书籍不同，弗里德并不完全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诚然，历史发展是有连续性的，但是弗里德指出了其更为重要的一个特性：断裂性。断裂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断裂，另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断裂。从个人与个人上来看，在弗里德的这部作品的叙述中，读者能够看到当时的历史人物面临道路选择时是怎么做的。历史的大道并不是一马平川，也不是连续的、更不是有目的性的。从宏观上来说，作为历史的一部分，个人根本不知道最终人类将会走向何方，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个人的行为可以很小，小到一个人就能完成；个人的行为也可以很大，大到彻底影响社会的走向。从微观上来说，当人在做某一件事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会发生或存在他所不了解的其他事情，而作为局中人，他没有办法知道这些“其他的事情”会对他的当前的所作所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两者结合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后果。人们使用自己有限的知识中对一件事物或思想进行评断，每个人又有着独自的看法，或根据自己的社会阶层有特殊的思考，这就导致了碎片化。在这样的不确定性中，就算是同一个国家，在一个具体的时代内的不同个人，或是不同时代内的具体个人，对于同一事物或者趋势的认识必然不是线性的，而是有断裂的一方面的。从国家与国家来看，西欧作为一个松散的地域概念，每个国家必定都有其特定的发展环境，因此人们对于事物的认知必然也是有所不同的。因此，不同国家会往不同的方向发展，就算整体的大方向不变，但每个地方也会有其各自的特色。例如中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兰西，它们在逐渐朝着国家的方向演变，法兰西长期保持着一个相对松散的结构，但是英格兰就能有统治者威慑四方，甚至改变了与宗教的关系。在那个时代，两个国家的领导者和人民都无法预见这么做最终导向的结果是什么。若改革和政策开了倒车，那他们就得重复地踏上同一个道路，而非直直地朝近代化发展。这种断裂性是必须会存在的，是历史个体主观上无法避免的。只有我们如今研究时，才能以上帝视角从整体上来观察，并看到一条较为连贯的脉络，了解这些改革和制度所导向的一系列结果，并将其中一个个过程不合适地称之为“连续性”，并加以目的导向。然而，这本书也有一定的问题在。在阅读时，我总有一种违和感，过去我在阅读书籍时，总是会注重“小民”在历史中的体现。但是，这本书的似乎在对于底层的生活描写上并没有着许多笔墨，我尝试着寻找“小民”在书中的踪迹，但是发现并不多，更多的是一笔带过的。在书中，弗里德的着墨主要在王室的变迁上，一个王是怎么兴起的、做了什么、为何退位等。就算有对底层的商人、士兵等群体进行描写，也多是以居高临下式的角度进行描写。比如在描写捕鸟者亨利在位的时期时，弗里德在描写底层人民的宗教、军事和手工业生活的时，更加注重的是上层对下层的政策、当时有什么新的技术，甚至这些方面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也都是从上层的角度来说的。它缺少对于广大底层人民生活内容的描写，来展示当时中世纪社会底层的那些“小民”内心的国族建构，以及在这些“小民”身上展现出来的独特的家园情结。因此让我们读者比较难形成对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建构的观念，也难以设想出当时社会的全景。要改变这个情况，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书中既然举了不少中上层社会的人物或家族的生平来反映历史事实，那么在其中添加一两个底层人民的视角想必能让叙述更为完善。底层人民眼中的采邑制改革是什么样的？他们眼中的中世纪城市自由吗？他们对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怎么看？只要略微补充上哪怕少数几个从下层“小民”视角出发的看法，这本书的立体感便能更加丰富，兼顾了上、中、下层民众的视角。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缺陷并不完全由于弗里德的观念引起，可能也有那个年代本身留存官方史料本就不涉及这些内容而“小民”的日记又难以保存下来的因素，以及历史著作对于内容真实性、严谨性的要求，因此作品中对于这些“小民”的生活与视角无法详细叙述——至少不能像《呼兰河传》那么写。但是像书中这样，只聚焦上层的变迁和利益，而淡化民众生活情境的历史写作，那么它的叙事一定是不完整的。总而言之，这本著作史实详细，叙事丰满，在对于中世纪的定性问题和历史发展的问题上也有较为独特的见解。尽管不可否认地，这部作品中存在一部分在叙述和视角上不够全面而导致有缺失感的情况，然而瑕不掩瑜，这本书的值得学习的地方还是更多的。仅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这部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着的知识令我受益匪浅，对我浅薄的中世纪史学习提供了许多帮助，弗里德在书中所体现的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也很值得我思考，改变了我过往对于中世纪的狭隘认知，为我的历史学习提供了方法支持和视角支持。
现实是文学大厦的地基，而思想是铸就高楼的砖瓦。文学的发展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但思想的发展却是文学创作的真正动力。中国现代的思想，经历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新文学的启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新儒学在大陆的传播等历史进程，这些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使得中国的文坛得以在这一时期产生一定的繁荣，并相较于前代有着时代性的特点和稳步性的发展。书中最让我关注的是，为什么每一次的时代发展和新思想出现，文学并不一定完全同步于思想，而是会有先或者有后呢？对于先，我们不难发现当初在启蒙和救亡图存的大旗帜下，思想如此繁多，但封建主义还没有完全消除，为何文学可以率先摆脱这个局面，大力打破封建主义的枷锁，在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还没有完成思想解放的时候，知识分子就以文笔作为武器挥向腐朽的中国传统封建主义社会？社会总体文学现象何以比社会总体思想现象来得超前？而对于后，为什么明明民国已经建立多年，却还需要新文化运动、文学改良运动等社会活动，来让文学跟上思想的步伐呢？为什么前一个年代还超前于思想现象的文学现象就已经落后于它了呢？原来我是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在读过这本书后，我结合曾经对社会经济学原理的一些基本理论的研究，有了一些全新的思考，我认为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在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社会思想的发展和文学的进步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是逐级发展的。诚然，历史发展是有连续性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其更为重要的一个特性：断裂性。历史的大道并不是一马平川，也不是连续的，更不是有目的性的。当时的历史人物面临思想和道路的选择时，并不是按着我们如今看到的既定方向去走，不同的思想家和作家哪怕在同一时代，由于其阅历不同，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方向，只是最后哪派战胜了另外一派——比如书中提到的三次学术论战，张君劢等人主张回到宋明理学，丁文江强调科学能够解决社会上的一切问题，还有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封建性质的分析等。当时的几派也许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造成一种假象：每个人的思想都是先于时代的。而在我们后世人看来，有些“超前”于时代的思想，不过是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学术争论的自然而然的现象，其实质还是在那个历史的大环境下的，其产生的文学作品也并没有特别超前于时代的思想，只是我们后世人看来它的方向是“进步的”、“正确的”，才会将其直接归入进入下一个时代的先声——中国陆九渊的心学，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是很好的例子。另一方面是，思想史的局限性让我们在特定的阶段会忽视特定的人群。在清代末期和民国初期，我们着眼于先进的知识分子，而忽视最广大人民的思想文化状况，因此会把上层少量知识分子的先进思想，看作是那个时代普遍的声音，而忽视了那个年代最基本的文化状况。到了民国中期，知识分子发现不能只是自己有所进步，需要唤醒民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对启迪人民的思考尤其重视。因此，当时有着大量的“民智未开”的论述，也产生了大量的接近民众的文学。由此可以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个年代文化和思想谁比谁先进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而是我们后来研究者的着眼点发生了变化。然而，这本书也并非每个观点都能被我接纳，最典型的是其“告别革命”的一个表述。书中确实是有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些内容，然而我觉得“告别革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思考，因为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绕不开的一个部分，如果“告别革命”了，这种所谓的“不同视角”看中国现代思想史，其实无异于在日食的时候看太阳——被月亮挡住了其最关键的一个部分。思想史永远不应当脱离社会历史而存在。会这么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就中国当代发展的情况，不少学者都认为一切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红色经典在中国的传播都是典型的成功传播。虽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过犹不及的现象，但是总体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红色经典确实在中国民间产生了非常良好的传播效应，绝对不是应该随意被绕开的点。这也是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需要注意的一个点：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传播方式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接受？世界上共产党有很多，为什么极少国家能像中国一样，马克思主义在民间广为流传？邹振东在其《弱传播》中对十月革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评价：“炮弹的威力只在有限的范围，而炮响的能量却可以借助传播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十月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大家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庶民的胜利》引起了广大人民逐渐的认同，因为他们自发认为马克思主义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而自己的利益和努力会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中国长久以来的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遗产与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不仅毫不相干，甚至有相互冲突的情况，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作者们需要构建一套自己的道德理论体系，来彻底改造民众。李大钊的“到民间去”的号召，对于“改造精神”的强调，以及对大众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宣传和解释，再到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以及革命故事的宣传，都是构建属于自己的道德理论体系、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种尝试。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传播能够成功，而日本共产党在推翻传统的日本天皇统治中却惨遭滑铁卢的原因。走出“革命崇拜”也是书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但是革命崇拜一方面是中国当时正常的思想现象，另一方面也是一种难以绕开的内容。而且，当时革命思想的传播确实非常有可取之处，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个革命能够做到如此的传播地步，也许最后这样的路线走上了极端化，但是却让中国思想能够前所未有地统一起来。当然不可否认地这也导致了思想的单一，因此改革开放后从中国内在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思想——尤其是后者——中产生了大量的新思想，各种新文学类型被大量开发出来。然而就算到现在，当我们回顾红色经典的传播，大家也会觉得“三红一创，青山保林”这些小说是特别能够接受的红色传播形式，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都会很乐意去自觉接受这样的红色传播。所以我在阅读的过程中觉得，李泽厚先生“告别革命”和走出“革命崇拜”的这种观点并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观念视角。当然有新的观点和对惯例的质疑总是好事，作为上世纪末的产物，确实也是很新奇的内容，这本书中的论点也让我的一些原有思考产生了冲击，只是在我个人的立场上，也许是学识浅薄，李泽厚先生所提出的这两个观点让我比较难以接受。中国现代的思想史有着太多太多的曲折、纷争和内战，但是有一点是恒定不变的，就是从现在往前看来，它一定是不断向着历史的未来发展的，就算其中会有一些曲折。而我们不应当盲目地对思想有所偏执，否则就会重演一些历史悲剧。李泽厚先生在书中所体现的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也很值得我思考，冲击了我过往对于现代思想史的一些较为狭隘认知，给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看待革命文学的视角，也让我能够再次思考自己的观点，为我的文学学习提供了方法支持和视角支持。
从《格列弗游记》看艺术手法如何辅助讽刺
十八世纪，由于对新世界的发现和异国的探索，旅行叙事正是最流行的文学形式之一。作为18世纪有名的讽刺小说，《格列弗游记》的叙事也正是以旅行为主线。书中的艺术特色分为两类，一类是讽刺手法，另一类是描写手法。书中所用的讽刺手法具有很大的代表性，能够从中反映出旅行叙事类或更广范围的讽刺小说的讽刺方式。然而，更需要注意的是其中的描写手法也具有鲜明的特色：一方面具有旅行叙事小说的主要特点，另一方面也能起到增强叙事的作用。在叙述中，艺术手法能够辅助《格列弗游记》中想要表达的讽刺思想。从描写手法和讽刺手法之关联入手，可以在《格列弗游记》中看到讽刺小说的情况。而描写手法的具体表现在于两点，第一个方面是虚构与现实的交融，第二个方面是修辞手法。这两种方面，能够极大提升讽刺手法在表达和传达上的深度和广度。一、虚实融合对讽刺传达的帮助讽刺小说中，大多会使用虚实相交融的手法，《格列弗游记》也不例外，其中的虚构与现实的交叉融合，让讽刺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同时也加强了其传播性。故事发生的背景里，既有真实部分也有虚构的部分，这不仅表现在发生地点的不同上，也表现在同一个地点不同要素之中。下面将分别叙述这两种不同对讽刺所产生的作用。（一）真假地区要素在真实性上的帮助首先，从不同地点上看，《格列弗游记》中故事发生的地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在现实中，例如在一开头就有提到格列夫自身的家世和生活环境，地点就在诺丁汉郡和牛津郡这两个英国城镇，以及游记里出现的日本；第二是在虚构的国家中，例如格列弗在利立浦特、慧骃国等地方所遭遇的一切。这种写法的好处是写作层面的，涉及到可信性。读者们可以在阅读中发现，这是一个本土的居民出海所见的故事，而且作者还在文中写出了出航的大概路径和方位。由于那个时候消息较为闭塞，海外是否真的存在这么一个国家，大多数中下层的读者是不一定清楚的——正如他们无法辨别《马可波罗游记》里对中国的描写那样，从而可以增加一部分真实性。此外，虽然大多数读者本身都知道《格列弗游记》中的国家是虚构的，但是通过现实的国家、城市和虚拟的国家、城市相跳跃的手法，也较为容易让读者将故事代入真实世界中，从而让讽刺更具有现实色彩。其次，从相同地点上看，这种在通过描写其他虚构国家的故事时，突然插入的现实要素能够让作家更方便通过描写来指桑骂槐。这种描写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在描写中的，例如文本中利立浦特是一个完全虚构的国家，但读者却能够发现英国社会的大量真实的要素在，比如它有皇宫、有党派，群众会有好奇心和围观的欲望。上述这些要素虽然相同或相近，但是与英国社会的联系并没有明说出来，使得描写的对象变得暧昧起来。第二是在虚拟叙事中，通过心理描写、语言描写或是所见，来提及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例如在巴尔尼巴比的科学院中，格列弗就“召见”到了凯撒、庞贝、汉尼拔等历史人物的鬼魂；在布罗卜丁奈格，提到了西塞罗等哲学家以及英国当时的议会制度等现实要素。而读者也能在虚实相间中，适当地将书中的每个形象对应到事实中的形象。（二）虚实手法能帮助传播更广虚实相生的手法不仅包含了上面描述的可信性，还涉及到了发行时传播面的问题。传播学上认为，信息只有被传播才有价值，因此，如何保证文章发表后能够顺利传播就成了斯威夫特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的英国政府已经在通过政治审查来治理那些危害国家稳定煽动性作品的发行和传播。在《格列弗游记》发表前的数十年内，英国的议会日志上记录了许多因触犯诽谤法而被惩罚的案例，甚至政府已经拘捕了一些作家。《格列弗游记》中，斯威夫特所运用的上述的虚实交融的叙述方式，能够绕过这种比较严格的审查，从而使书籍能够继续散播而不受到政府的封杀，使文章的讽刺能被更多人阅读和接受。另外，这种手法可以吸引起读者的兴趣。纯粹的真实或纯粹的虚假，在读者的眼中都是难以提起足够兴趣的：完全真实的作品缺乏新意，成为纯粹的社会历史的载体；完全虚构的作品让人难以找到共鸣点，无法深入人心。真正好的作品都是虚实相结合的，而《格列弗游记》就是如此。假使格列弗去到的不是慧骃国、拉格奈格，而是单纯的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读者就会丧失兴趣，或把这部作品当作《马可波罗游记》来看，讽刺意义就大打折扣了。虚构出来的国家因其独特的特征，让读者阅读时能够产生趣味性，从而在阅读后愿意向外传播，扩大文章的受众，使作品中的讽刺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虚构和想象本身属于创作的一部分，但与现实要素的合理配合，一方面能够使讽刺更有真实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增加文章的趣味性。在虚实交融之中，作者通过强有力的论证指出傲慢无礼的欧洲国家所谓的“文明开化”对那些温顺的本土居民所发动的战争只不过是掩盖其真实目的的幌子。这种虚实相交叉的艺术手法，对讽刺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的延伸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不仅帮助整个小说增强了讽刺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还让它能够避开国家机器的审查，从而能够引发更多读者的思考。二、直接的讽刺与修辞的讽刺在《格列弗游记》中，存在着两种讽刺方式。第一种是直接将原有事件照搬进行讽刺，第二种是通过修辞手法，先做出夸张、对比，再从中对现实进行讽刺。这两种表达效果中，前者较为直接地不加额外修饰进行讽刺，而后者则通过幽默效果或艺术表达，增强了讽刺的效果。在全书的讽刺叙事之中，大体以修辞为主，以直接为辅。（一）直接的讽刺让典型事件更易被接受一些典型的事件，并不需要其他的手法来让读者意识到讽刺的进行，可以采用直接的讽刺。比较直接地进行讽刺的事件，其好处在于能让读者感觉到所描述事件本身非夸大、非文学的特点，让读者能够直接代入现实中来，而不会有过强的虚假夸大之感。例如格列弗在利立浦特帮助抵御外敌的时候立了大功，但是国王并没有因此褒奖他，反而差点消灭掉他。这点直接反映了现实中的君主行为，对外国，有着无穷无尽的扩张欲和血腥爱好；对朝中，始终保持着唯我独尊不容质疑的姿态，就算有人立了大功并不能让他逃脱因违背国王的旨意所受的惩罚。斯威夫特在对这个事件的描写中，并没有特别文学性的修辞，而是直接地把发生在利立浦特的这件事呈现给读者，没有修辞和夸大，都是政坛里会出现的正常现象，让读者很自然地联想到现实中皇室的所作所为，从而起到传达讽刺的效果。对于比较典型的讽刺事件，用这种手法来描写的情况，在其他的讽刺小说中也有出现。《欧也妮·葛朗台》中，对于老葛朗台的形象塑造直接构起吝啬鬼的形象，让人们代入现实生活中那些惜金如命的人们。倘若使用了文学手法夸张起来，人们恐怕就不会相信这个事情会发生在现实世界中，作品中的要素和形象就会显得虚假，讽刺意味也就更加难以被人们琢磨到；倘若滥用对比，则会让用于对比的文本显得冗余，倒不妨直接进行讽刺来得直观。只要事例足够典型，讽刺小说这样直接描写，是可以被广大读者接受的。（二）修辞的讽刺让事件更能突出弊端如果事例不够典型，若仍使用直接的手法，读者或许难以准确找到讽刺的描写。最常见的讽刺小说修辞手法是隐喻，它能够起到了投射信息的模糊性作用，这是比较基本的方法。而进一步的修辞能够对讽刺起到更多作用，例如在讽刺小说中运用夸张、对比等修辞手法，能够让文章中的事例更具有典型性，也能让读者关注到这其中的描写，有效提升文章的讽刺效果，更加凸显了现实生活中这些要素的弊端。1.夸张的手法以在利立浦特时的选官制度为例子。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皇室，确实会出现有通过表演或其他方式取悦皇帝，以此获得官职的案例。斯威夫特在书中将这一行为夸张化，要想担任重要官职，就一定要经过跳舞选官来获得职位，。这种事情在读者眼中是绝对离谱的，但是若只是简单地描写“有一部分重要官位是跳舞获得”，其讽刺意味就远比“所有重要官位都是跳舞获得”来得轻。通过夸张，斯威夫特充分揭露了当时英国政府与权贵的昏庸与无能[ 吴正英.《格列佛游记》的讽刺手法分析[J].才智.2016(09)]。另一个案例是在巴尔尼巴比的时候，所有人都只追求数学和音乐，对其他的完全不关心，这也是提取现实的一些知识分子的物象后，在小说中为了讽刺效果而夸张的表现。这两种手法都运用夸张的手法，使表现了社会某一类人的生活情况典型化，达到加强讽刺的目的。2.具象化的手法通过将现实生活中比较缥缈或人们接触不到的东西具体起来，能够让读者更为直观地看到讽刺的内容。在布罗卜丁奈格的时候，格列弗被当作宠物一样养着，女主人压榨他，镇民们把他当怪物，连家里的那只猫也欺负他。这就是现实生活中下层人民的处境，但是对于“压榨”的行为，那时民智未开，往往很难看清。斯威夫特用大小人来做对比，读者就能代入自己和自家家禽的关系，那在他们脑中，就很容易类比到现实社会的阶层上，作品讽刺的意味就很明显了。而对于悉心照料他的葛兰达克利赤，则就对应到在当时社会上极为罕见和不被人看好的慈善者。这充分表现出了了英国社会制度的落后与腐朽, 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 人们的生活陷入苦难之中。这种具象化手法在其他国家也有，利立浦特国王的“军事演习”是想展现他的军队实力，但在更强大的格列弗眼中这不值一提。中下层的人民对国家军事实力一类不熟，但这样写能让他们联想到自己和蚂蚁的战斗力差距，进而体会到作者想表达的对于现实生活中一些国家的国王“夜郎自大”心理的一种讽刺。3.对比的手法《格列弗游记》中虽然也有人物之间的对比，但是以国与国之间居多，因为这么描写能够让读者在现实中对应到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对比。格列弗在利立浦特和不来夫斯古的遭遇就是一个国与国对比的典型。在利立浦特，虽然他并没有对人们做什么坏事，但是从国王到军队再到民众，都对他持有提防的态度，没有人把他当“客人”，甚至之后还无端认为他通敌叛国。而反观不来夫斯古，虽然格列弗破坏了他们的战船，但是上层和民众们对他还是比较亲和的，尽力帮助他逃跑。通过将不来夫斯古和利立浦特的不同态度分别作对比描写，就能够看出来利立浦特社会的极其不友善。而这一章节中利立浦特对应指代的是英国，那么通过对比，斯威夫特的讽刺意味就能够被大大突出。（三）修辞手法在其他讽刺小说中的应用《格列弗游记》中出现的上述修辞手法，在其他的讽刺小说中也都有出现。而且，其他小说的手法并且不局限于上述几个，这些修辞手法都对讽刺效果的增强起到了重要作用。以下是几个其他作品用修辞手法辅助讽刺的例子。在外国文学中，契诃夫的《变色龙》里对赫留金被咬的指头做了比喻，让得意洋洋的小市民形象跃然纸上；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中以欧也妮的生活为主线进行讲述，但这其中作者对老葛朗台形象着墨颇多，正是运用了衬托的手法，来突出其父亲老葛朗台的抠门。这种做法在中国文坛上也有出现，鲁迅的《孔乙己》中，就有通过白描来塑造孔乙己形象，来对那个时代的保守知识分子做讽刺。讽刺小说这些手法将艺术形象搭接到现实的典型形象中，增强了读者对这些讽刺要素的感知，给人以鲜明的印象。修辞手法的应用，不仅增加了讽刺小说的趣味性，也使讽刺更具有深度和代表性。综上所述，讽刺现实是作家表达自己内心思想的写作目的，而艺术手法则是达成讽刺的其中一种辅助手段。没有艺术手法，讽刺的进行就会显得苍白而空洞，不但无法激发读者兴趣，也不能对具体事件做典型化。虚实的交融和修辞手法的使用，能够使得讽刺更加深入人心，提升讽刺的深度和广度，让读者能够产生对讽刺文本的深思、启迪和回味。
浅谈当代网文产业与利益驱使的关系
一、通俗与泛娱乐化：网文产业的背景（一）通俗化趋势的历史渊源自唐宋以来，文学创作一直走在通俗化、平民化的道路上。从唐诗到宋词，从元曲到明清小说，再到民国的白话文运动和歌剧，不难发现在整个历史的潮流中，文学是越来越倾向于平民化和通俗化的。能够接受文学的主体越来越平民，这种结果有识字率上升的功劳，但应当注意到那个时代识字率就算上升，总体还是一个低水平的，更重要的还是作品本身往通俗化方向发展，使得市民阶层能够欣赏这些文学作品。第三次科技革命后，文学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各种消息的传播速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文学的传播也受益于此，因此文学作品的受众变得更加宽广，人们也能更快获得最新的文学作品。总而言之，网络普及的进程和网络世界的快速发展演化，加速了文学的通俗化进程。（二）网文产业出现的泛娱乐化时代背景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51亿，文化在通俗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极大一步，然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学教育水平普遍来讲是不足够的，网民的年龄普遍偏低，我国网民以10~39 岁年龄段为主要群体,比例达到78.4%。网文的受众更是如此，因此大多数网文阅读者的文学水平只停留在阅读和浅层理解上。这样的结果是，文学接受主体的平均能力大幅降低，而由于上述原因，网文尤其是重灾区。大量未成年人和教育资历不高的成年人开始沉迷于阅读网文。泛娱乐化是网文产业出现的一个背景。当下社会，繁忙的工作和学习也让人们无心于在闲暇时间阅读经典，作为闲暇时的休闲娱乐，自然在阅读上就不愿意深究文本内容，只愿意接触浮于文本表面的内容，形成一种泛娱乐化的趋势。这些网络文学题材的文本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大量相似，主要要素都大体相同，这使得网文创作者们可以通过批量生产来获得大量的流量。从创作主体上看，网文的出现使得成为文学创作者的门槛降低了，许多普通人都可以摇身一变在网络上成为一名文学创作者，无论这些人实际文笔的好与坏，都能收获一批读者。因此，网络文学就会进入一个良莠不齐的场面，并且在泛娱乐化的大背景下，由于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莠”的部分会越来越多。这些质量较低的文学创作者，创作内容普遍局限，当大量创作者将已有的题材抢尽后，后续就是开始创作同质化的内容了。同质化的内容和泛娱乐化的创作目的的出现，使得网文的产业化成为可能。从接受主体上看，读者的需要促使作家反省自己的创作，调整自己的方向，更新创作技巧和创作风格，以适应和满足接受的要求。泛娱乐化盛行的时代下，网文创作者为应对大众文学接受喜好的改变、获得更多的读者、和其他的网文创作者在文章“爽”的程度上相互“内卷”，会逐渐降低创作深度等目的，从而往低质量的“爽文”发展，以迎合大众的文学接受喜好，同时博取更多的流和赚取丰厚的利润。其他的网络文学创作者，哪怕原先并不创作“爽文”，也会因此有逐步滑向创作“爽文”的路径的趋势。二、利益：网文产业流水线的源动力（一）利益驱使更多人投身进入网文创作美国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认为，喜欢“成为作家”和喜欢“写作”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大多数声称希望成为作家的人，其实是梦想着成为作家后的财富和名望，而不是长时间地坐在打字机或者键盘前独自写作，甚至可能不是写作这件事本身。当下很多人便是如此，虽然确实有因为热爱写作而成为网文创作者的人，但不可否认的是，有相当数目的人并不是因为喜爱或擅长写作而开始网文创作，而是为了出名和赚钱而投身于它。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前文所说，文学创作本身的水平就会下降，同质化和抄袭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从盈利目的看，网文的点击量关系着文学创作者的收益。因此文学创作者为了博取更多的点击量，开始批量生产能够吸引大多数读者眼球的文章。讽刺漫画《今胜昔》就反映了这一现实，曹雪芹写《红楼梦》花了10年，李时珍写《本草纲目》花了20年，徐霞客写《游记》花了34年，而现在的网文创作者“两年出了四本”。这些重量不重质的文章大多核心雷同，但并不妨碍这些文学创作者赚取流量——只要这篇文章看起来“爽”，那么就不愁没有读者，因为总会有人被这类标题和题材吸引。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人工创作的文本开始体现出机器流水线般的创作特点：一切只为了提供满足市场大量需求、能带来巨大利益的产品。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否认极其优秀的网文创作者的存在。这些创作者也许本身就并不是冲着利益而是真正喜欢写作，也许是为了利益写作后发现自己很有天赋。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的作品实际上都是能保证质量的。南派三叔所创作的《盗墓笔记》系列，江南所创作的《龙族》等作品，都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他们的创作在网文中属于优秀的，也收割了大批的读者。 这一类人虽然有与个体或者第三方公司进行的“产业化”的行动，例如接受委托或者授权周边、二创和改编，但这些并非流水线化的同质创作。（二） 企业从网文产业中发现商机网络文学发展得如此强盛，一些企业自然不会放过网络文学的这一块宝库。2015年初，腾讯支持下的阅文集团横空出世，并迅速壮大，已形成线上业务+版权经营的文化产业模式。它是网络文学与 IP 运营中最强的一家运营主体。[ 仇文倩. IP时代下“网文”文学观念的演变及成因探析——以阅文集团的“IP生态链”为研究平台[D]. 天津：天津师范大学. 2022]后来的阿里巴巴、百度等网络巨头也纷纷下场，试图在网络文学中获得大量利益。例如，资本进驻网络IP剧，看重的无疑是IP能够带来“吸金效应”的无限可能。[ 何晶、郑周明. 网文IP开发：割草机还是孵化器？[N]. 文学报.2015-07-09 004]这些企业的下场，使得利益在网文创作及其二次创作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企业认识到了网络文学带来的巨大利益，他们不惜投放令人瞠目结舌的广告来捕获人们的眼球。一些网文的广告中，展示的开头很精彩，但当人们点进去往下看一两章后，就会发现所写的和它所宣传的完全是两个概念。《死亡作业》一文的广告中，突出的是这一现象的离奇，而文章过了开头之后，就开始进入了打怪升级的剧情中来，让人摸不着头脑。公司利用网文创作者的创作，使用广告手段来骗取点击量和下载量，这不仅养活了创作者和网文公司，也养活了一些依靠广告收入来维持的公司，整体上看是有一个利益链条存在的。（三） 利益和产业化逐渐腐败网文产业根据前文所说，网文的产业化与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产业化极大地危害了网文的质量。而随着这一情况的继续发展，已经可以称之为“腐败”了。如今的网文，它们的质量虽然仍然对于网文阅读者们挑选作品有着一定的作用，然而“设定越离谱，点击量越高”已经是网文市场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对于这个现象，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点击量最高的往往不是精心制作的视频，而是营销号以惊为天人的反常识言论录成的视频，或者是一些纯粹的低智化娱乐视频。这些视频的创作者能获得的是大量的创作者激励，他们对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别人怎么看其实并不关心，甚至只要有钱，当传声筒也愿意。网文的创作者虽然不至于当传声筒，但是在利益的趋势下，他们也正在逐渐腐败。因为网文创作者们认识到，写出《文化苦旅》这样的作品获得不了多少读者，赚不到钱。这种现象是大环境使然，在如今的文学世界中，最受关注的已经不再是文学经典或者正经的文学创作。除了在课堂需要的情况下，很少有人会拿出四大名著、红色经典、名家著作起来看了，自发地阅读余秋雨、路遥等名家作品的人也已经很少了。如今，更多人喜欢的是网络小说，尤其是一些设定离谱的文章，例如“霸道总裁爱上我”“炼气期两千年”“全能的弟子”等题材，或者符合生活背景但是主角个人有特殊设定的作品，都很受到欢迎。正如前文所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网文创作者已经放弃了高质量的写作，转而向写“爽文”的方向发展，网文产业也就由此逐渐走向腐败。所幸，仍然有愿意认真创作作品的网文创作者存在，他们能顶住腐败压力继续坚持写作。利益带来的腐败和写作的初心哪个能更胜一筹，只有时间的流逝能给予我们答案。三、从利益视角看网文产业衍生产品（一）利益驱使网文诞生衍生作品正如前文所说，当今社会也有好的网文，然而这些网文也会受到利益的侵蚀，这些网文大多不是在创作时受到利益侵蚀，而是在于创作后的那段时间。一篇网文在得到广泛认可后，它的IP就会被用于制作二创或周边等内容。这些行动往往背后有着企业的操作。这些企业出于利益，会利用原著的名声来进行二次创作，例如电影、电视剧和游戏等。网文界提出IP概念并掀起“IP热”是在2015年，此后，有IP价值的网文便一直受到文化资本的追捧。这样的结果是，虽然能够提升这篇好的作品的知名度，但是企业所二创出来的影视游戏作品却让人一言难尽。江南的《龙族》被改编为游戏后，仅仅依靠IP热门了几周后便迅速地冷淡了下去，他的《上海堡垒》被翻拍成电影后，也被网友戏称为“中国科幻片的灾难”。在《盗墓笔记》电视剧开播后，“吐槽滚滚而来，该剧豆瓣评分一度降至 2.7，将近九成的观众给予一到两星的评价”。 诸如此类的现象比比皆是。由此可见，不少企业背景下的网文二创作品，网友们事实上是并不买单的。这些企业冲着网文IP的影响力，却没有做好二创作品的能力，最终产生的结果只能是遭人唾弃。既然创作出来遭人唾弃，为何企业还是孜孜不倦地在生产呢？因为就算二创作品做得不尽人意，也会有人因为原作的影响力前来观看或游玩。对于这些作品，企业瞄准的是其出现所带来的热潮和带来的收入，对于作品本身怎样并不关心——毕竟黑红也是红的一种，讨论度高了，知道和因好奇来观看或游玩的人自然也就多了。（二）网文周边产品是利益与需求的双重满足作为当今社会网络文学产业链的延伸，网文的周边产品不得不进入视野中。网文周边的诞生，其实是作者个人或企业的利益和读者需求共同的作用。现代竞争关系和角色压力等状况更加剧了现代人的这种情感需要。然而,仅仅依赖亲密关系已经无法充分满足这种情感需要。于是读者们更倾向于使用物质来满足情感需要，利用购买商品来强化意识中的情感皈依。这种现象在当今的年轻人中非常流行，购买周边已经不少见，一些人动辄可以花费上千块钱购买一件周边。网络剧是网文二创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网文周边产生的摇篮之一。作为网络新媒介环境中诞生的情感产品，网络剧是年轻人获得情感满足和支持的一种重要形式，起到满足青年群体情感消费的功能。作者个人或企业自然会关注到这部分受众，于是出于利益和宣传的需要，他们就会充分利用粉丝们对于角色的喜爱心理，推出大量角色相关的周边，以吸引粉丝们购买，并且这些的价格往往都是虚高的。购买了周边的粉丝，一方面满足了自己对于角色的喜爱之情，另一方面也能在现实生活中充当广告的效果，向周围的人推广这一部网络文学作品。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是作家有了继续创作和写作的本钱，企业能赚到代工费或销售额，而且角色的粉丝群体也能满足自己追某个角色的需要，双方都得到了满足。综上所述，在泛娱乐化下的时代里，由于利益的驱使，网络文学已经形成了一个“标准化生产”的产业链条。这使得网络文学创作不再以文本为导向，而是以利益为导向，一切以能赚钱为目标。网文的质量下降、同质化现象，还有二创作品的低质量都由此引起。但我愿意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民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网络文学的喜爱曲线会是山峰状的，经典而用心的作品最终一定会再度被大众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