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土小说已经有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从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对它的命名开始，已有源源不断的小说产出。乡土小说着眼于某一地区，介绍其独特的风俗、景色、语言、传说等。在这百年的发展中，中国乡土小说已然揭示了我国丰富的乡村文化、真实的农民性格和普遍的民族心理特征。乡土小说的两大要素是“地方色彩”和“乡土描写”，它们引导着作家们的创作过程，是构成乡土小说必不可少的部分，也是最能反映乡土社会的内容。贾平凹的《秦腔》便是一篇典型的有地方色彩的乡土小说，读者能够品出“贾平凹的味道”——独属于贾平凹一人的语言风格。他认为秦岭是“最中国”的山，因此自己的家乡也是“最中国”的地域，因此在其创作过程中，力图用最贴近实际、最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内容，向读者呈现自己故乡的时代特征、民族特征、地域特征。在《秦腔》中，贾平凹便是通过清风街近二十年的演变和街上民众的生死离合，运用富有特色的乡土语言，展现出了最“原生态”的中国乡土。一、整体叙事的策略文学文本的写作中，叙述视角和叙述模式是重要的要素。随着乡土文学的不断沉淀，新世纪乡土文学的叙述视角和叙述模式形成了一些“新经验”，作家们改变了传统的整体叙事策略，转而加入了新因素和新角度。而《秦腔》中所采用的叙述视角和叙述模式，就很明显地受到了这种“新经验”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之外，又加上了贾平凹自己的特色，产生了与独特的整体叙事策略。1.情节串联方式在上个世纪早期的乡土小说中，情节的串联往往有一条明显的主线，有这样的明显主线，读者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到正在发生什么、是怎么发生的，便于读者梳理整体情节，更有利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以乡土小说提出者鲁迅的文章为例，他的小说《故乡》中，环节是“回故乡-在故乡-离故乡”，通过叙述闰土的经历与变化，反映回乡者“我”对乡土的虽怀念但疏离感情。类似的还有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它便是完整地描写了清溪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无到有、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过程。可见，旧的乡土小说在叙事的过程中，明确的主线是很常见的做法，虽有少数的乡土小说没有明确的主线——例如《呼兰河传》，但整体来说不成气候，只是一种“旁门左道”。新世纪的乡土小说对乡土的描写具有明显的特征，它们部分继承了旧乡土小说的“旁门左道”，明确的情节线被隐藏起来了，但这些小说并不像《呼兰河传》那样让情节线彻底消失，而是在生活百态之下仍然存在着，需要读者自行发掘。这样的叙述模式虽然让读者更难梳理情节，但能够产生身临其境之感，更富有真实性，让读者能够真切地体会到中国传统社会的风土人情。在《秦腔》中便是如此：读者很难找到完整的故事，但有一条暗藏的情节线，由生活的百态构成了故事。这种写作方法被称为“‘密实的流年式’叙述模式”。贾平凹写作的过程中，喜欢用一个人或一件事串起整个故事，而在“密实的流年式”叙述模式下，《秦腔》的写作虽然故事看起来零散，但有着秦腔戏曲和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为两大主线。贾平凹利用这两条主线，生动描绘了村庄近三十年的历史变迁，展现了中国社会转型对农村所带来的深刻影响。2.乡土描写视角在传统的乡土小说叙述中，叙述者往往是正常的“人”。依旧以鲁迅的文章为例，他的小说《社戏》中，故事的叙述者便是“我”，从“我”的眼中回忆故乡的种种，作品是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从正常的“人”出发展开叙述，鲁迅的《故乡》《祝福》等作品亦是如此。无独有偶，萧红的乡土小说也是如此：在《呼兰河传》中，虽然有“我”这个小孩的视角，但串起整个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位超脱于文本之外、与文本内形象保持相当距离的成年人视角。这样的叙述能产生一种“日记”“编年史”的感觉，让读者觉得是真实出现过的。然而随着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出现，这一叙述传统被打破，叙述主体出现了反常态化的趋势，出现了选身体缺陷者、精神缺陷者，甚至是非人类物种作为叙述主题的情况，这充分展现出当下乡土文化中独特的叙事风格。例如莫言的《生死疲劳》，叙述者便是一个患有“大头病”的婴儿，在讲述他经历了变成驴、牛、猪、狗、猴的六道轮回。而贾平凹在《秦腔》的叙述过程中安插的“观察者”同样并不像过去那样是“正常人”，而是选择了“疯子”张引生来进行叙述。因此，《秦腔》在叙事视角上理论上属于第一人称限知视角，且是一篇单层次的第一人称小说。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秦腔》的“新经验”就反映在文本中运用了幻化、转述等笔法——例如张引生可以附身在动物上——突破了限知视角的限制，虽然看着这样的叙述不符合科学，但是作为“疯子”，张引生的这种思维的跳脱似乎又有其合理之处。这种笔法使张引生可以亲眼见到一系列他不在场的事情，给人更加广阔的联想空间和观测自由度，让整体的叙事更为饱满和完整，更好地表现人物的形象和乡土社会的特点。二、地方语言的运用语言特色是文学作品的基础要素，它决定着作品的高度与深度。作家的创作是否成功，并非取决于他的作品数量，而在于其作品是否具有独特特质。作家的创作特色彰显了其个人风格，每部优秀的作品、每个优秀的作家有独特文学风格和语言特色。在《秦腔》中，贾平凹通过语言、名词等多种富有乡土气息的要素，展现了秦岭一带的传统乡土社会的面貌及演变。《秦腔》犹如一泓清泉，传递着贾平凹对故土的深厚情感和对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深刻反思。在《秦腔》中，贾平凹运用了大量的民间语言、俗语与方言，对文章的叙述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也是乡土小说“地方色彩”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贾平凹在作品中运用的地方方言有多方面的考量。1.语言的通俗化与朴实化贾平凹反对将文本的语言变得高深难懂，自九十年代以来，贾平凹便希望运用精炼的口语、说话的风格、“聊家常”一样的氛围来与读者谈天，从而达到“说话体”的效果，使人在阅读过程中有轻松、快乐、亲切的感受。这种写法让语言变得朴实、通俗。贾平凹在书中，掺杂了一定数量的俗语和谚语，使语言通俗化。例如“年好过，月好过，日子难过”，这句话在宛光《河东谚》中有记载，是指年份一年年往前，月份一年年往前，转眼一年年一月月就过了，只有这一天接一天的艰苦日子望不到头，最是煎熬。再如“清风街的故事从来没有茄子一行豇豆一行，它老是黏糊到一起的”这一句，将一个抽象的话语，利用与乡土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作物，让人了解了清风街故事中“粘稠”“交织”的特点。与文艺的语言相比，贾平凹利用朴实、通俗的语言，展现出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这样的做法也能降低理解门槛，让作品有更多的吸引力和艺术感染力。2.反映地域特征和人物性格地方方言既充分展现了地域特征，又可以更好地表现人物性格。贾平凹的方言使用是让作品的表情达意更加精确、传神，更反映人物的性格。在《秦腔》中有这样一句话：“他一边敲一边唱，声音干炸脆响，脸色就挣成猪肝。”这句话中，“挣”的大致意思是变，突出了男角唱起秦腔时，是铆足了劲在大声“吼”，卖力到连脸色都红得发紫，惟妙惟肖地展示了将乡下人吼秦腔时的神态与特点，颇有“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的气场，而这是“变”字或其他白话词汇无法表现出来的效果。另外，还有一些短小的字词在文中的使用也让文章充满了生活气息，比如“喧？”这个语气词比“聊天吗？”更接地气、更随意，让文章的语言更富有民间气息。此外，还有诸如“碎鬼”“胡扯筋”等，从流变上看，这些并不全是原生的陕西地方方言，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流动性和包容性，以及中国语言的多样性和可变性。3.幽默诙谐的美学蕴含它让文章变得接地气，还能起到一定的幽默诙谐作用，避免死板的书面语或普通的口头语讲述，具有独特的美学蕴含。文章中的人物会说一些充满土气、粗俗的话，毫不遮掩地展示中国乡土社会人物的真实形象，更加突出人物性格和地域特色，也增加了叙事的幽默感。例如，文中白恩杰对张引生说：“我说你很穷，他说老鸦不嫌猪黑。我说你没有那个，人家还是不嫌，说只要能有碗饭吃就行。”张引生说：“吃屎去！”一般来说，“老鸦不嫌猪黑”和“吃屎去”这种粗鄙之语难登大雅之堂，但贾平凹在作品中运用后，充分表现了陕西地域的语言特色，以及张引生讲话的直来直往。再如戏场中的争吵“一个说：狗年快完了，你还叫啥哩？一个说：猪年还没到，你便拱开了！”一来一往，语言幽默风趣，引人发笑，但又不会偏离人物的性格特征，既融入了中国传统的生肖，也符合乡土中国的农民生活。此外，还有夏天义语言中“淡话”“日怪的很”这类词，也是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语言，这种民间土话放在文中，以诙谐轻松的文笔，辅以让会场安静下来的剧情，展现出了夏天义威武、高大的人物形象。4.暗藏于文本的哲理性在文本之中，还具有一定的哲理性。贾平凹在叙述过程中，利用通俗的语言，让人感受到背后的哲理。例如“你收过核桃树上的核桃吗，用长竹竿打核桃，明明已经打净了，可换个地方一看，树梢上怎么还有一颗？再去打了，再换个地方，又有一颗。核桃永远是打不净的。”这话看似只是在形容清风街上的故事，但却是运用朴实的语言讲述道理，引发读者的思考：生活中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看到了一面的事物，自以为了解了全貌，但换一个角度看就又会有许许多多的内容是没有被发现的。此外，文章中还透漏出作者希望中国乡村走出困境的愿望。《秦腔》描绘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种种姿态，其中不乏一些丑态。例如村干部的腐败与不当作风、狗剩等乡民遭遇的悲剧、迷信思想带来的危害等等。贾平凹将这些事情“记录”下来，向读者展示了中国乡村生活与文化逐步走向解构的过程，表达了作者希望以自己家乡为代表的中国乡村能够摆脱没落、向下、沉沦的美好期望。三、乡土环境的塑造贾平凹在文章中重视乡土环境的塑造，因此在叙述的过程中，夹杂着对自然、人文等侧度的描写，让读者感受到在人物的言行之外，也有着许多反映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特征的内容，更好地体会“原生态”的乡土社会。1.环境塑造的反常绝大多数的小说都会进行环境描写，其中分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描写。传统的乡土小说往往两者都会有所涉及，例如《呼兰河传》就是两者皆有的：自然环境来说，开篇就是对严冬环境的描写，后续又有对火烧云的描写，还有河岸旁植物的描写等数不胜数；在对呼兰河城介绍的时候，则介绍了招牌、广告等人文介绍。在《呼兰河传》中，从自然环境的描写的部分和人文环境的描写的比例上看，自然描写比人文描写还是更多一些。《秦腔》的自然环境描写在文章中较少，且大部分是为了推进情节、表示时间流逝的天气相关语句。贾平凹在文章中更加看重的是人文环境的塑造。乡土小说中，自然环境的塑造更注重对自然环境的追求和对山河草木的赞美，相比之下人文环境更能反映出乡土社会的现实。例如文中夏天义倚在药铺门上时，贾平凹对门上的新对联的字进行了描写：“开方观人脸面；打针只对屁股”。一般来说，对联是表达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的，但在药铺上的对联，却是充满土气、完全为医药行业服务的话语。由此可以看出药铺主人对生活和行业的态度，以及乡土社会的异化情况。再如对竹林关上的骡马会馆历史和现状的描写，也是对乡土文化的一种记录。贾平凹对清风街人文环境进行了大量的描写，让身边之物营造乡土氛围，使文章充满了乡土“原生态”的环境塑造。2.姓名中的乡土环境中国的传统农村社会有“贱名好养活”的观念，民间百姓认为给小孩取一个不好听的名字，可以让鬼魂厌恶，从而避免孩子的魂魄被勾走，使孩子更加健康和容易养活。这种观念反映了古代人们对于生命和健康的关注，以及他们对鬼魂和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和恐惧。因此，传统农村会用比较下贱的字眼给自己的孩子取乳名或小名，甚至会逐步定型成对孩子的称呼。虽然随着新中国破迷信的进程逐步展开，绝大多数人已经不再普遍接受这种观念，但在国内一些相对偏远的地区和少数的地域文化中，仍然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的影响。清风街就是仍然受到这种传统影响的一处地域。在文章中，大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有比较正经的名字，例如村支书、村委会会计、妇委会主任等的名字都是很正常、甚至有一定文采的名字。而普通村民的名字上，就能够找到传统的“贱名”。例如赤贫村民“狗剩”，夏天义的第五个儿子“瞎瞎”，图利而凶恶的“三踅”。这些名字大多都有不好的寓意，以“狗剩”举例，这个词原本指代的是“狗吃剩的食物”。再如“踅”，这个字的意思是“单足行走”，寓意也是不好的，然而仍然被当作名字的一部分用在了李三踅身上。贾平凹在文章中塑造出的这种现象，也是农村社会分化、阶层分离现状的表现。综上可知，贾平凹在写乡土小说时，在叙事模式、语言使用、环境塑造等层面，有着自己的独特风格。《秦腔》正是在这种风格下，展现了清风街近三十年的历史变迁，反映地域特征和人物性格，用幽默、通俗而富有哲理的话语展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面貌。让读者真切感受到贾平凹笔下的乡间气息，在分析文章的过程中品出秦地的一番独特风味。
在过去的研究中，剔除教学设计、教学反思等文献后不难发现，绝大多数针对莫怀戚的《散步》的文献，已经形成了 “亲情主题”、“亲近自然”和“家庭担当”这三个相对主流的研究方向。然而，莫怀戚在创作中所隐含的真实意图，其实是生命。在1995年莫怀戚的第一篇自述《<散步>的写作契机》发表之前，可以说几乎没有研究往这方面深入，直到这篇自述发表后，才逐渐有研究者转向生命进行研究。现有的专门研究《散步》生命角度的文章，数量并不多，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其他内容的探讨中一笔带过，第二类从社会历史批评角度出发，把文中的生命附带上政治的含义，例如武海的解读中就认为是国家和民族的生命，第三类是专门研究生命意义的，这在论文中是最少的。概括而言，在现有的几篇生命研究中认为，莫怀戚所感受到的生命主题有二，其一是自然的生命，其二是人文的生命，而其中写作重心放在人文的生命。所谓自然的生命，指的是初春田野中的万物，从绿叶嫩芽到初融冬水，它不一定是动植物，但是都是从漫长而寒冷的冬天中“熬”过来的，让人感到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东西，突出了看到景物重现生命活力后的欣喜。研究者认为这是在告诉读者“生命是那样美好可贵”。所谓人文的生命，是在父亲离世后莫怀戚的蜕变，对个人生死观的彻底重塑，以及作者生命意识的觉醒。因此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一次没有父亲的散步，但是这场散步却与父亲息息相关”。莫怀戚通过在小说之中构造一个真实情境，向读者展示他的内心世界。生命主题是莫怀戚真正想在文章中写的内容，这并非没有依据的论断。莫怀戚在《二十年后说<散步>》中提到，《散步》这篇文章“其实我骨子里是想写生命”。莫怀戚骨子里的生命同样可以分为自然与人文两个方面看。从自然的生命来理解，春天“太迟，太迟”是对于生命萌芽的殷切期待，如果仅仅是从“情感”角度去领悟文本，读者就难以深入了解到这些表达的深层含义，也难以将自然的生命与后文人文的生命结合在一起。自然的生命既是来自田野中本身的春意盎然，也是莫怀戚内心对生命理解的升华而产生的别样感受。从人文的生命来理解，在这篇文章落笔前不久，莫怀戚的父亲离世——除了现实背景以外，这件事在文本中也可以找到，有足够证据可以证明文中提到的“有一些老人”便是指他父亲。而在这时，母亲又患上了所谓“丧偶综合征”，妻子和儿子又处于需要照顾的时期，因此陪伴的责任就落到了莫怀戚身上。由此可以看出《散步》中会以生命为主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莫怀戚在“陪伴”的过程中，体会到了生命的意义——那不仅仅是孝道，更是生命的责任。文本通过一个个真实情境，多次表现出“孝道”“责任”，不少研究者认为这是亲情和伦理问题的体现，但从若文化人类学角度来进行评判会发现并非如此，而是中华民族对生命独有的敬仰产生的。加拿大一位汉学家对莫怀戚这么说，中国人的这种做法是他们“心灵最健全之处”。伦理事实上是在生命至上衍生出来的话题，莫怀戚也在写作中刻意做了“强化‘生命’，淡化伦理”的处理，刻意描写了生命的流逝、复苏。总而言之，生命主题作为这篇文章的中心要素和写作主旨，贯穿了全文。无论是家庭与亲情，还是自然与春景，都正是莫怀戚所认为的生命意义所在。莫怀戚对理解与感悟生命时产生的独到思考，也是父亲离开后给予他的一场独特的教学。
近期读了《于漪全集》第三卷的《准确而完整地认识语文学科的性质》，这篇记录是通过访谈录的方式，系统地阐述了于漪对于如何准确而完整地认识语文学科的见解。其独特的教育观念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第一，是她对语文学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叙述。于漪非常看重语文学科中理论发展的实际作用，据她所言，中学语文是一门融合实践性和理论性的学科，因此学界对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为了推动语文学科的进步，有必要进行广泛的讨论和思想碰撞，以解决理论和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这种争鸣和思考是推动语文学科发展的关键，它能够引起更多人对问题的关注，并促进思考。她举了过去自己在语文大纲修订时的例子，明确展示了思想碰撞对于理论发展和实践教学中的重要意义。第二，她和闻记者进入了关于“语言”这一概念性质的讨论。于漪认为语言具有“工具性”但并不只是工具，而同时“思想性”又不足以完全概括语言的性质——因为语文学科还有道德的、情操的和审美的特征。她运用了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对语文学科的性质做出了诠释：语言是与人的身体和大脑密切相关的特殊工具，它是并非简单的“思维外壳”，而是不可分割地承载着文化和思想。她也强调了语言对于语文、文化乃至于民族的重要意义也即“人文性”。因此，“人文性”和“工具性”都是语言的重要性质，两者是不可以割裂的，语言也绝对不是“僵死的符号”，而是更为鲜活的东西。第三，她由语言的性质上升到了语文学科的性质，她认为语文学科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由多重属性、多种关系和多向互为作用构成。其中，语文学科的非本质属性包括听说读写、字词句篇等多种关系。这些关系相互影响，并需要教师在教学中深入理解和把握。她也强调了虽然语文学科的科学性不强，我们仍应当用科学的观点来认知语文。同时，不能因为不同的实践或者观念，就否定或者任意改变对其性质的认识。此外关于语文考核的内容，她认为需要辩证把握内容以还原语文学科面貌，而非披着科学外衣的机械操练。最终，是多要素相结合，达到语文学科育人的终极目的。这一章节中的观点对我而言，大部分是未曾想过的，因此于漪的叙述使我对于语言和语文学科的认识加深了不少，与书中其他部分以及课堂所学相联系，我有了很大启发。第一，语文学科肯定不能只有实践，否则会成为缺少基石的大厦，摇摇欲坠且无法长久，科学的理论作为语文学科的一部分必不可少。内容上看，语文学科的理论并不仅仅是语言学、文字学的理论，那些解决的仅仅是语文学科教学内容的问题，而更重要的部分应当是在其他方面，这些方面应当集中于教育学上。我在过去的中小学学习中，注意到我有一些语文老师执着于研究教学的内容，却忽视了教育学上的研究，他始终研究着给我们传输什么样的知识，但是他的方法却是非常不恰当的。这样的研究终归是收效甚微的。应当说只有研究好了教育学的问题，语文学科的发展才是有可能的。我们在对教育知识与能力进行学习的时候，也明白教师既要在实践过程中进行研究与反思，也要与其他教学者进行合作来进行深化理论。我们初中有一位语文老师，她在市内的语文教学界拥有很高的名望，我曾私下问过她是如何做到在教学上如此成功的，她给我的回答和我在学习教育学时了解到的差不多：要注重与其他教育者在教学上的研讨。仔细来说，首先作为老师要有自己的观点，然后要在市内、省内乃至国内都与其他语文教学专家进行过讨论，最后取他人之长补己身之短，并投入到教学实践之中，实现自身在教育上的发展。因此，如果没有教育者之间的思想交锋和实践检验，语文学科的理论发展就必然是寸步难行的。发展上看，语文学科的实践发展需要理论发展的支撑，而任何理论的发展一定都是在激烈的争锋中和实践的检验中完成的。例如我国有过在初等学校和中等学校进行汉语和文学分科的教学实验，后来这一举措被取消，并恢复了“语文”的课程名称，这就是对当时语文教育理论的一次实践验证，证明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而放在现在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合理回归历史语境审视语文学习任务群的是与非，认清当下存在的缺乏定义、设计不合理等问题，才能在未来共同推动语文学科的改进和发展。第二，是语言性质的问题。若是把握不好语言的性质，那么对于语文学科的认识也就必然是不正确的，因此树立正确的语言认识观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在课堂上的学习，也大致明白语言具有人文性与工具性两种属性，然而却对于“本质属性”这一问题犯了难，因为的过去我认为一个事物不可以有两个本质属性。在于漪老师的观点中，我这个是简单的“二元论”的错误，我不应当把人文性与工具性分开来看待。她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既是语言的两个分开的属性，更是具有密切联系、相互辩证统一的。因此在教学中，就需要我们老师做到“两手抓”，就是传授知识和思想品德教育有机结合。“传授知识”对应的是语言性质中的“工具性”。普通语言学认为，语言是用于表达事物、动作、思想和状态的一个系统，是一种人类用于进行现实观念交流方式的工具，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存在方式之一。工具性主要是从个人角度出发，是个体学会去运用语言。因此从各种角度上来讲，语言一定是有工具的作用的，而学会使用工具是人的重要特征。学会语言的阅读、理解和运用，是一个学生作为人而存在的必备技能。教师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应当重视语言“工具性”的传递。“思想品德教育”对应的是语言性质中的“人文性”。正如赫尔巴特所说：“我想不到有任何无教学的教育，正如在相反方面，我不承认有任何无教育的教学。”一般的教育理论认为，在教学中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脱离知识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二是只强调传授知识，忽视思想品德教育。在教学过程中要把传授知识和思想品德教育有机结合。接下来也许有点歪曲词语原本的意思，但我所理解的思想品德教育，并不单单指道德与法律，那只属于“品德”的范畴。而“思想”也是同样重要的，要培育的即于漪老师所说的道德的、情操的和审美的特征。与之前的工具性相对，“人文性”才是语言作为社会属性发挥作用的重要特质。在我看来，工具性与人文性是辩证统一的。工具性是人文性的基础，学生若是无法掌握作为工具的语言，就更无从了解作为人文的语言，在走向社会时必定在道德、情操和审美上处处受挫。而人文性能够促进工具性的发挥，使学生更好掌握相关的语言理解与表达技巧，使其更好地解决运用语言工具时说不说、怎么说的问题。第三，正因为语言的复杂性，语文学科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统一体，因此对于怎样认识它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命题，需要进行门类细分和深入研究。 “中学语文的基本任务是教文，它的终极目标是育人”，于漪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即便放在当下，也是很多老师并没有意识到的。文章中提到的考试的“错误示范”，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我便开始思考语文学科应当教什么、怎么教、为什么教这三个问题。在“教什么”这个问题上，我想起叶圣陶1949年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工作时，提出 “口头为’语’，书面为’文’，’听’‘说’‘读’‘写’宜并重”的观点，也即于漪老师所说的“教文”。虽然这很明显是一个非常统括的论述，并没有系统解答“教什么”的问题，然而它能够构成探讨的一部分，成为后人研究语文理论的基石，让后世的老师们能够在这一个大方向的指引上进行具体的规划。而且这样做也是有好处的，每个老师都可以根据自己学生的情况安排教学内容，并不需要像其他学科那样按部就班地上课，能够充分发挥老师的主观能动性。当然这样也造成了一点问题：若是有一个不善于教的语文老师，就会极大影响学生的学习进度。而“怎么教”的层面上，一直是困扰我的难题，我一直认为语文是最难教的学科，尤其是优秀学校的语文，它并不能只局限于课文内容的讲解和拓展，对素养的提升是更为重要的，而至今我也没有真的了解应当如何做才能立基于文本而又超然于文本。在过去进行“语文学科教学知识与能力”的学习中，教学设计写作中也定格在简单的把握文意、理解手法或体悟感情上，也许这样日积月累是能提升素养，但我始终还是认为这样的方法过于基础和传统，没有新意也没有效率，我期待能从这本书接下来的几个章节里得到更多的启发。而且我们在语文科目考试中，不应当像理科或者英语那样用死板的选项来考查学生，应当更加注重在考察中体现语言的生命力和表现力，体现语文学科自身的灵活性与魅力。而在“为什么教”上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从宏观层面上，我们全体老师当然都希望能够为国家培养高质量、有思辨性、有理解力的人才。然而，我近期在网络上看到有同学抱怨，称台湾省的国文学科在写作上更注重记叙文的优美描写，该省顶尖高中生的记叙文写作水平与大陆顶尖高中生对比，其差异是巨大的。诚然，记叙文和议论文从根本上存在着区别，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但是这让我感同身受，也让我思考，我们把最优美的文字放在对文学最没有感觉的小学阶段，而把死板枯燥的说明文和记叙文集中放在本应对文学充满激情的中学阶段，是否是一种不够恰当的做法。当然专家经过审慎考虑的结论肯定比我在一时的看书感悟要来得专业，即便需要修改也不由我来提出，还是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吧。
读《打破精神枷锁，走上创作的康庄大道》
冯牧的《打破精神枷锁，走上创作的康庄大道——在＜班主任＞座谈会上的发言》发表于《文学评论》1978年第05期的54-57页。此时《文学评论》刚复刊不久。冯牧在发言中表达了对《班主任》的支持。政治层面上来说，作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的发言，肯定了《班主任》以及以《班主任》为标志的一些新的作品的正面意义，认为它“具有新的思想高度”。冯牧指出人民群众已经肯定了这个作品,认为它表达了他们的思想、回答了他们的问题。《班主任》在文艺界受到的挑剔和指责,说明文化大革命的那套框框套套在文学界还有“市场”。而从文学层面上来看，刘心武的这篇作品，表现出了他在创作上的严肃态度,体现出他对生活的思考和概括,并且显示出了他自己的独特风格。冯牧指出，班主任在人物刻画上对其他作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刘心武通过不多的生动的细节、对话,就可以把人物性格刻画得相当清晰、鲜明，例如在描写宋宝琦时就是如此。有批评的观点认为，《班主任》没有写出那种“叱咤风云”的人物，冯牧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恰当的，主人公张俊石那样在自己的岗位上起到改造环境、推动社会前进作用的人，事实上就是时代的“英雄人物”，也能够引起人们向他学习的愿望。这样的方式避免了作者在中间插入议论，用人物的对话和动作表达观点，在冯牧看来是更好的。冯牧表示，《班主任》的出现是革命文艺在新发展阶段的产物，它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体系来作为自己的指针。在新时期的创作之中，需要像《班主任》这样的作品，而非一些作家在写的“阴谋文艺”“转换文艺”。冯牧希望作家能够从个人的生活领域、思想观念和艺术实践出发，探索独特的艺术创作之道，塑造个人的艺术风格和特色，以促使文艺创作领域走出当前相对低迷的氛围。同时，冯牧又强调作家要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素养，不可脱离理论指导进行创作。他希望能够树立非“样板”式的典范作品，引领新时期的作家继续走下去，成为滚滚向前的浪潮。我认为冯牧对《班主任》的评价以及时代情况的把握在总体上是准确的。作为作协副主席，冯牧的发言具有政治高度，也具有文艺水准。他从《班主任》的政治思想层面以及文艺创作层面出发，对《人民文学》编辑部指出的问题，以及当时文艺界部分仍有文革余留思想的批评声音进行了反击，这是值得肯定的。他依旧赞成人民群众为导向的文艺创作，这是值得肯定的，也是经过后面的理论与实践验证的。虽然在发言中并未深入解读文本，但是其对文章内容和主旨的把握是准确的，观点是深入的。他努力推动作家打破文化大革命留下的精神枷锁的那部分论述是值得肯定的，在后世看来大方向也是对的，符合社会历史的潮流。他在文章中对于作家与批评家站位问题的论述，以及艺术家们在时代浪潮推进方面应当承担起的责任，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然而除了以上优点外，冯牧的发言中也是有一定缺点的，例如，冯牧对中国文艺发展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时代的局限。冯牧在发言中认为作家要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诚然，理论指导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林立的世界里，更需要有自己的话语权，社会主义的大方向肯定是不可以改变的。但是冯牧不能料到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当今世界文化正在走向多元，每个作家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处事态度，也会有不同的创作风格和形式，而这些创作并不一定是教条地遵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国大陆地区创作的多元化在八十年代自由化盛行的时候尤为明显，许多作家并不再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自己创作的标准，这是时代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也正是这样的改变，作家创作不再为人民群众导向所束缚，我们才能看到残雪那样充分表达自己内心世界、无需在意理解高门槛的作家。而这是冯牧在发言中未曾看到的。
从《宇宙跃迁者》看郝景芳科幻作品的现实性
作为近代兴起的一种文学形式，科幻小说以其对未来和科技的幻想而流行于世人之间，因此难免会有一些只注重描写科幻场景而忽视现实铺垫的作品，导致了一种脱离感。但有的科幻小说和这些忽视只注重想象的作品不一样，比如刘慈欣的《三体》和陈楸帆的《荒潮》，这些作品中除了科幻意象，还有许多现实的写照。郝景芳的作品延续了这一笔法，她并没有因为是科幻元素就放弃对现实的映射，而是在创作中加入了大量对现实的描写，而在其中又有着大量科幻现实主义的倾向。郝景芳的科幻作品似乎沉迷于“折叠”，先前的雨果奖作品便是《北京折叠》，而新作《宇宙跃迁者》又是其“折叠宇宙系列”中的首部作品。在这些“折叠”中，郝景芳充分地体现她多年来的所见所感所思，《宇宙跃迁者》在现实性的创作中更是又进了一步。她的作品对现实的描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将日常生活意象插入到科幻作品中，使得科幻小说里充满了“烟火气”和“人间味”；第二是在作品中夹杂着大量反映社会现实问题、民众生活情况的描写；第三是对于历史故事和中华传统元素等意象的现代化添加。现实生活加高科技，是郝景芳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如果把高科技和幻想的那些意象拿开，一切背景似乎就像是现实一般。郝景芳的过去创作中，很少能找到向宇宙空间延伸幻想的内容，因此地球的城市、人文与景色就是其展开想象的主要载体，比如《弦歌》中阿玖与“我”在泰晤士河边散步谈心，眺望着旧伦敦桥；《宇宙剧场》对格拉斯哥城历史悠久的建筑物和小店铺的细致描写，加上小街琴声的意象。如此种种“烟火气”，让人初读仿佛置身于现实世界中，似乎面前的作品并不是科幻小说，而是一部精心观察后写就的散文。但仔细一读，却又有宇宙旅行、钢铁人这样的科幻成分在。而在《宇宙跃迁者》中，这种笔法更是突出，特别是在前六章里，能感受到浓厚的“烟火气”。《宇宙跃迁者》中主要描写的中国城市是西安，带领读者深入了现实中西安的名胜与街巷。截取一段其中对于西安城的描写： “江流和云帆跟着齐飞，在摩肩接踵的小巷子里穿来穿去。原本就是红灯笼满街的游客步行区，有很多人排队买吃的。”，这正是西安回民街与永兴坊这些旅游胜地的景象，这是去过西安的人都能体会到的。与《北京折叠》不同的是，《宇宙跃迁者》中的西安着眼于“现在”的西安，那些小酒馆、青石板路、秦始皇陵，都是当下可以看到的，可谓是将整座西安城搬到了纸上来，大街小巷与上下人物均得到了充分展现；而北京的三层社会的发展程度之差异，也是“现在”的北京不同阶层的人群所接触到的。两部作品相同之处在于，他们着重描写的这些部分，都来自于现实社会中郝景芳所见所感。如此写法，就算不指代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也有着在文学接受上起到正面效果的作用：一方面让读者感到更加亲切，另一方面也成为我们认知整个虚构世界观的辅助工具。因此，科幻作品并非要么高楼大厦，要么寸草不生——比如《荒潮》中描写的就是一座被进步浪潮抛弃的垃圾之岛。它其实是可以建立在有现实烟火气的城市，可以是很朴素的小镇，不需要有太标新立异的背景环境。除了对科幻意象和现实意象的描写外，郝景芳在自己的写作中还有许多个人追求：无论是在构建一个想象中的世界，还是在映射真实世界的故事，郝景芳都在文本中努力向读者传达自己的思考和探索，并让数以万计的读者对她所描绘的场景进行“再思考”。在作品中构建一个虚拟的世界，本来是让人感到轻松愉悦的，但郝景芳的笔法使得这种愉悦又能起到揭露事实、规劝人民的目的——就和《格列弗游记》一样。郝景芳曾经说过：“写作的时候，我是从人出发，从我感兴趣的某个问题或某种个性出发，科幻点是围绕着故事建构出来的。”这句话可以看出，郝景芳通过科幻作品来描写社会现实，所谓的“幻想世界”本质上就是现实社会的投射。她的科幻小说中充满着科幻现实主义：虚拟世界表象飘渺而不切实际，然而其内在却直接地显露现实社会的问题。这在她的许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弦歌》对被奴役而麻木的底层百姓的描写，《流浪苍穹》对青年追求理想与事实的描写，再到《北京折叠》以三个世界这种非常形象而又略显夸张的叙述方式，勾勒出了当下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社会阶层分化的状况。不难看出，所有这些描写都是世界各地近现代社会的真实写照，郝景芳在作品中，勾勒了我们看不见的社会现实。《宇宙跃迁者》中也是如此。从细节来讲，郝景芳在作品中，利用云帆塑造了当代不婚主义的女性形象，利用齐飞塑造了忠诚的中国军人形象；利用江流的父母来讽刺家长过分干涉孩子自由的问题，又利用赵一腾等人对事物片面认知就下结论来批判当今社会某些知识分子不能全面把握问题就武断地下结论。以上种种形象或好或坏，但都是郝景芳针对当下每个人生存情况的揭示，更为宏观地，郝景芳把矛头指向了大互联网公司和区域性国家联盟。“天赏”对于全世界各方面的监视，江流通过“天赏”能够肆意获得大量信息，这是对大互联网公司操控舆论、监控用户的讽刺；“大西洋联盟”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对主角团持续而烦人的干预阻挠，又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是对一些国际组织和区域性国家联盟办事低效而无能、独断专行，不愿相信或恶意否定他国力量的讽刺。这两者都是如今世界上存在的重大问题，关于个人隐私窃取和西方政治联盟的胡搅蛮缠，郝景芳作为一个中国人也能深刻地体会到，因此她在书中加以描述，最终形成了这些意象。此外，其现实性还体现在中国元素在《宇宙跃迁者》中出现的频率上。本作中出现中国传统元素的频率比郝景芳以往都要高，因此这部作品也被郝景芳自己称为是“探索中式科幻——中国古典美、武侠与科幻的结合”的开始之作。将各种中国元素与科幻相结合，从现实性角度看，这样的写作手法不仅是打破西方话语统治科幻文坛的地位的尝试，更暗讽了如今人们由于科技发展就忽视了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状况，也是对当下越来越多缺乏历史感、民族感的人的一种批判和提醒。中国元素在作品中出现非常密集：外星人的形象是中国仙兽“麒麟”，外星人的“龙船”的外观描写采用了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龙”的形象，“龙船”的内饰则有阿房宫、凤鸟雕塑、青铜鼎等，而飞船内的机关，更是结合了各式的中国传统机关术——阴阳、传统祭祀、龙生九子等，甚至有传统武侠中的瘴气出现。这些传统事物在文本中作为意象出现，乍一看有些许突兀，然而却让人思考：为何西方式的科技占据了科幻的主导？中国传统的科技如果合适地组合和应用，并加以拓展发挥，又为什么不能成为科幻作品中的主角呢？郝景芳这样的一篇作品，用中国意象解决世界未解之谜，用中国话语讲述全新科幻故事，在文坛上向统治着科幻作品话语权的西方思想发起了挑战，或许能成为未来中式科幻创作的先锋。更进一步地，书中有着对于传统文化与科技发展关系的辩论。其中，郝景芳借齐飞之口抛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论点：“当代科技和制度只是更加先进了，但是经典讨论是永恒的问题”。郝景芳敏锐地捕捉到了现实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即社会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脱节的问题。如今政府虽然大力保护和推广传统文化，但似乎效果不佳，诸多传统艺术、手艺、语言和思想，仍然只能在很小的一部分人中传播。如今真正喜爱，或着实际在传承传统事物的，多是中老年人，很难看到青年人的身影。青年人沉迷于科技之中，很少回头看看他们祖先留下的东西，尤其是在东部地区，不少传统的习俗和艺术正在被以惊人的速度遗忘。书中齐飞的这句话，是郝景芳对这种现象毫不留情的批评。不得不强调的是，由于这样的中式科幻写作是刚进行尝试，且没有前人作品可以参考，《宇宙跃迁者》不少地方的处理也还存在问题，然而作为现代中式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这本书绝对是合格的。也许这会是未来更多中国作家尝试此类文学的一个开始。可见，郝景芳在《宇宙跃迁者》的创作中，加入了大量具有现实性的因素。中国元素与街景描写，为八十年来新中国科幻文学创作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而这部作品的更深层意义不仅是简单陈述，也不只是中国元素，更是科幻现实主义的一系列体现。作为对现实的变形和对未来的预演，科幻现实主义不仅仅有着当下意义，也有着未来意义，它引导着读者思考人类在科技发展后的困局，引起读者回味和品读。
每个地区的成长与发展，都随着历史的厚重车轮前进。一个地区的经济史、政治史与思想文化史，共同构成了社会变迁，同时也在相互影响着。而我们许多人，受到传统观念和刻板印象的影响，往往不能全面地看待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发展。于是，弗里德在这本书中用一些新的方式向我们描绘了中世纪时期西方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与传统观念不同的思考，为我们打破僵化的思维、窥探西欧中世纪时期的发展变革提供了一个契机。在我过去学习所形成的刻板印象里，中世纪是黑暗、迂腐而愚昧的，教会的压迫使得人民生不如死，教会掌控欧洲主流文化，普通民众多是文盲，而且被洗脑和愚化，不论是农工商还是宗教都让人喘不过气来。但果真如此吗？弗里德的笔触带领着我，走到了中世纪时期教会统治以外的西欧社会另一面。在那里，我真正看到了中世纪并不是完全被教会所掌控，而是有不少发展、进步和开放的事物在，是后来欧洲进步的重要一环。在书中，我切实地看到了在欧洲的各级人民中，确实存在着一股尽自己微薄力量在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文化的力量，也在寻找着属于那个年代的救赎，以与中世纪的教会进行对抗。书中的一个例子便是勃艮第公爵厄徳及其所支持的“西多会”，那时东罗马日薄西山，处处酝酿着内战，也有流言“敌基督”即将降临，往日宗教的能量被极速消耗，人们需要新的思想，以替代过去的旧宗教思想，而寻找这种新思想的过程，在中世纪社会广泛存在。例如十一世纪末出现的“西多会”，与其他广大宗教信徒们相比，他们过着更为严格、纯洁的苦修生活，并将其视为属于自己的救赎，认为这才是天主教的正确之路。像他们一样的人还有很多，也许他们的努力很微薄，也许无法带来很大的变化，也许中途会有不少人退出——比如“西多会”的第一任院长罗贝尔。但是就算有着以上种种的困难和屈折，就算力量微不足道，新思想和寻找救赎的精神在中世纪也是始终存在的。由此让我思考，过去对中世纪人人服从教会指示、教会权威不可逾越的现象是否并不符合实际。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在我读完书后，我认为这所谓的“黑暗”是基于新教教徒而言的，因为那是一个天主教占绝对统治的时代，教会的阴云笼罩在整个西欧和地中海沿岸。但是在经济、文化方面又是如何的？似乎并不像宗教那么黑暗。诚然当时的环境是很压抑的，但是在中世纪时期，西欧逐渐开启了认识西欧以外世界的大门，促使着他们去探求知识，寻找真相，一批批的商人由此出发，一位位传教士踏上西欧以外的土地，内外的经济文化关节被打通，西欧与世界连接了起来。在那个年代，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和自身的反思，更多的革新也被爆发出来，思想文化也一步步走向世俗化。那么这样的中世纪，又怎么能被用一个“黑暗”就概括呢？从弗里德的叙述视角中，我猛地意识到，我不能再像以往一样思考和分析事情了，必须要采用更为灵活的视角来看待中世纪这个时代。用一个词概括任何事物都一定会陷入以偏概全的泥潭，以往光靠偏见和狭隘所形成的认知是绝对不够的，思维僵化是最恐怖的错误。中世纪确实在一些方面是黑暗的，但是不可以否认中世纪也有其抗争的一面、发展的一面。作为历史学习者，我们不能以停滞的眼光看待这段历史，而应当着眼于其中的变化与发展——毕竟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的。中世纪是西欧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一段不断追求救赎、迫切向前寻找出路的历程，也是西欧文化接轨世界，与其他地区相连接的历程，更是一段充满了革新、弥漫着新思想气息的时期。而在对历史进行描述时，弗里德并不是像一些史学书籍那样一味列举重大的事件，而是采取了新型的叙事方法——以侧面描写为主的叙事方式——来为我们展现中世纪社会更加全面、更加详细的一番不一样的景象。这种侧面描写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描写一些个体对陌生文化的接触和认识所造成的文化拓展和交流，来侧面地体现当时社会的变迁；另一种是讲述社会环境中一些典型家族、组织或人物的兴衰成败，以侧面反映社会的情状。第一种的手法在书中广泛使用，我的例证来自教宗分立时期的阿贝拉尔。作为一名逻辑学家、神学家和哲学家，他对于其他民族的认知与普通人存在一定差异。在当年不少人对于犹太人充满憎恶时，阿贝拉尔在接触了犹太的历史与文化后，十分欣赏犹太人的哲学和科学，他虽未直接转向犹太人中流传的“卡巴拉思想”，但是却能够清晰地感受到犹太教哲学和精神思想中所蕴含着的重要意义和社会价值，因此主张基督教应当对此有所改变和取舍，而在他之前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点，大多都是以一个保守和批评的姿态去看待“卡巴拉思想”的。这样的例证还有很多，体现了中世纪社会并不是封闭的房间，人们在里面按着教会的指令活动，而是有人能够从虚掩的大门中探出头来，去看自己的邻居都在做些什么的。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中世纪社会中的思想并非教会主导的一潭死水。这样的好处在于，它通过典型人物对于历史的认识，以及相近时代不同人物对于相同事物的不同观念，让读者认识到即便是在同一时期，思想交锋也是很激烈的，而非粗浅的历史学习者所认为的那样，对于某个特定的事件就是只有一个观点或者理解方式的。 打破了读者对于历史研究的传统观念，开拓了读者的视野。第二种叙述方式则典型体现在了法兰克王国的兴起和鼎盛时期。在这个时期的叙述中，弗里德描绘了众多的中上层人物——包括但不限于国王、教宗、商人、学者等。通过描写不同独立的人物或某一家族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更清晰地为我们展现了公元五世纪末到九世纪中叶期间，法兰克王国在三百余年内，在政治上的变革、经济上的发展、文化上的变迁以及科学上的进步。这样的叙述方式的好处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通过如此的侧面描写的叙述方式，不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都在书中有所体现。使得这本作品的叙述在范围上更加全面，能够覆盖到主要的几个社会分类。第二个方面是，这样的叙述方式能通过不同的上层身份的视角，来反映相近的历史事件，一方面使得历史现象的体现更具有说服力，另一方面也让读者能对这样一个历史事件能更有立体感的认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相同的历史事件或时期，以及一个历史事件或时期对个人的影响。可见，弗里德在本书中所运用的侧面描写，一方面打破了读者的传统认知，另一方面增强了读者对历史事件的立体观察。这样的做法很大程度上为读者更好把握中世纪社会局面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视角，有助于读者理解中世纪的社会。弗里德的侧面描写，不但避免了扁平化和模式化的认知，而且间接地产生了我接下来会详细叙述的一个本作品的重要特点。这本书在观念上我认为最特别的一点，是它对于文化演变中的延续性与断裂性的叙述，也是我认为其价值所在。与其他的历史书籍不同，弗里德并不完全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诚然，历史发展是有连续性的，但是弗里德指出了其更为重要的一个特性：断裂性。断裂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断裂，另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断裂。从个人与个人上来看，在弗里德的这部作品的叙述中，读者能够看到当时的历史人物面临道路选择时是怎么做的。历史的大道并不是一马平川，也不是连续的、更不是有目的性的。从宏观上来说，作为历史的一部分，个人根本不知道最终人类将会走向何方，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个人的行为可以很小，小到一个人就能完成；个人的行为也可以很大，大到彻底影响社会的走向。从微观上来说，当人在做某一件事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会发生或存在他所不了解的其他事情，而作为局中人，他没有办法知道这些“其他的事情”会对他的当前的所作所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两者结合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后果。人们使用自己有限的知识中对一件事物或思想进行评断，每个人又有着独自的看法，或根据自己的社会阶层有特殊的思考，这就导致了碎片化。在这样的不确定性中，就算是同一个国家，在一个具体的时代内的不同个人，或是不同时代内的具体个人，对于同一事物或者趋势的认识必然不是线性的，而是有断裂的一方面的。从国家与国家来看，西欧作为一个松散的地域概念，每个国家必定都有其特定的发展环境，因此人们对于事物的认知必然也是有所不同的。因此，不同国家会往不同的方向发展，就算整体的大方向不变，但每个地方也会有其各自的特色。例如中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兰西，它们在逐渐朝着国家的方向演变，法兰西长期保持着一个相对松散的结构，但是英格兰就能有统治者威慑四方，甚至改变了与宗教的关系。在那个时代，两个国家的领导者和人民都无法预见这么做最终导向的结果是什么。若改革和政策开了倒车，那他们就得重复地踏上同一个道路，而非直直地朝近代化发展。这种断裂性是必须会存在的，是历史个体主观上无法避免的。只有我们如今研究时，才能以上帝视角从整体上来观察，并看到一条较为连贯的脉络，了解这些改革和制度所导向的一系列结果，并将其中一个个过程不合适地称之为“连续性”，并加以目的导向。然而，这本书也有一定的问题在。在阅读时，我总有一种违和感，过去我在阅读书籍时，总是会注重“小民”在历史中的体现。但是，这本书的似乎在对于底层的生活描写上并没有着许多笔墨，我尝试着寻找“小民”在书中的踪迹，但是发现并不多，更多的是一笔带过的。在书中，弗里德的着墨主要在王室的变迁上，一个王是怎么兴起的、做了什么、为何退位等。就算有对底层的商人、士兵等群体进行描写，也多是以居高临下式的角度进行描写。比如在描写捕鸟者亨利在位的时期时，弗里德在描写底层人民的宗教、军事和手工业生活的时，更加注重的是上层对下层的政策、当时有什么新的技术，甚至这些方面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也都是从上层的角度来说的。它缺少对于广大底层人民生活内容的描写，来展示当时中世纪社会底层的那些“小民”内心的国族建构，以及在这些“小民”身上展现出来的独特的家园情结。因此让我们读者比较难形成对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建构的观念，也难以设想出当时社会的全景。要改变这个情况，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书中既然举了不少中上层社会的人物或家族的生平来反映历史事实，那么在其中添加一两个底层人民的视角想必能让叙述更为完善。底层人民眼中的采邑制改革是什么样的？他们眼中的中世纪城市自由吗？他们对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怎么看？只要略微补充上哪怕少数几个从下层“小民”视角出发的看法，这本书的立体感便能更加丰富，兼顾了上、中、下层民众的视角。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缺陷并不完全由于弗里德的观念引起，可能也有那个年代本身留存官方史料本就不涉及这些内容而“小民”的日记又难以保存下来的因素，以及历史著作对于内容真实性、严谨性的要求，因此作品中对于这些“小民”的生活与视角无法详细叙述——至少不能像《呼兰河传》那么写。但是像书中这样，只聚焦上层的变迁和利益，而淡化民众生活情境的历史写作，那么它的叙事一定是不完整的。总而言之，这本著作史实详细，叙事丰满，在对于中世纪的定性问题和历史发展的问题上也有较为独特的见解。尽管不可否认地，这部作品中存在一部分在叙述和视角上不够全面而导致有缺失感的情况，然而瑕不掩瑜，这本书的值得学习的地方还是更多的。仅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这部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着的知识令我受益匪浅，对我浅薄的中世纪史学习提供了许多帮助，弗里德在书中所体现的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也很值得我思考，改变了我过往对于中世纪的狭隘认知，为我的历史学习提供了方法支持和视角支持。
现实是文学大厦的地基，而思想是铸就高楼的砖瓦。文学的发展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但思想的发展却是文学创作的真正动力。中国现代的思想，经历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新文学的启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新儒学在大陆的传播等历史进程，这些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使得中国的文坛得以在这一时期产生一定的繁荣，并相较于前代有着时代性的特点和稳步性的发展。书中最让我关注的是，为什么每一次的时代发展和新思想出现，文学并不一定完全同步于思想，而是会有先或者有后呢？对于先，我们不难发现当初在启蒙和救亡图存的大旗帜下，思想如此繁多，但封建主义还没有完全消除，为何文学可以率先摆脱这个局面，大力打破封建主义的枷锁，在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还没有完成思想解放的时候，知识分子就以文笔作为武器挥向腐朽的中国传统封建主义社会？社会总体文学现象何以比社会总体思想现象来得超前？而对于后，为什么明明民国已经建立多年，却还需要新文化运动、文学改良运动等社会活动，来让文学跟上思想的步伐呢？为什么前一个年代还超前于思想现象的文学现象就已经落后于它了呢？原来我是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在读过这本书后，我结合曾经对社会经济学原理的一些基本理论的研究，有了一些全新的思考，我认为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在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社会思想的发展和文学的进步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是逐级发展的。诚然，历史发展是有连续性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其更为重要的一个特性：断裂性。历史的大道并不是一马平川，也不是连续的，更不是有目的性的。当时的历史人物面临思想和道路的选择时，并不是按着我们如今看到的既定方向去走，不同的思想家和作家哪怕在同一时代，由于其阅历不同，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方向，只是最后哪派战胜了另外一派——比如书中提到的三次学术论战，张君劢等人主张回到宋明理学，丁文江强调科学能够解决社会上的一切问题，还有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封建性质的分析等。当时的几派也许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造成一种假象：每个人的思想都是先于时代的。而在我们后世人看来，有些“超前”于时代的思想，不过是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学术争论的自然而然的现象，其实质还是在那个历史的大环境下的，其产生的文学作品也并没有特别超前于时代的思想，只是我们后世人看来它的方向是“进步的”、“正确的”，才会将其直接归入进入下一个时代的先声——中国陆九渊的心学，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是很好的例子。另一方面是，思想史的局限性让我们在特定的阶段会忽视特定的人群。在清代末期和民国初期，我们着眼于先进的知识分子，而忽视最广大人民的思想文化状况，因此会把上层少量知识分子的先进思想，看作是那个时代普遍的声音，而忽视了那个年代最基本的文化状况。到了民国中期，知识分子发现不能只是自己有所进步，需要唤醒民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对启迪人民的思考尤其重视。因此，当时有着大量的“民智未开”的论述，也产生了大量的接近民众的文学。由此可以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个年代文化和思想谁比谁先进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而是我们后来研究者的着眼点发生了变化。然而，这本书也并非每个观点都能被我接纳，最典型的是其“告别革命”的一个表述。书中确实是有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些内容，然而我觉得“告别革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思考，因为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绕不开的一个部分，如果“告别革命”了，这种所谓的“不同视角”看中国现代思想史，其实无异于在日食的时候看太阳——被月亮挡住了其最关键的一个部分。思想史永远不应当脱离社会历史而存在。会这么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就中国当代发展的情况，不少学者都认为一切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红色经典在中国的传播都是典型的成功传播。虽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过犹不及的现象，但是总体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红色经典确实在中国民间产生了非常良好的传播效应，绝对不是应该随意被绕开的点。这也是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需要注意的一个点：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传播方式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接受？世界上共产党有很多，为什么极少国家能像中国一样，马克思主义在民间广为流传？邹振东在其《弱传播》中对十月革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评价：“炮弹的威力只在有限的范围，而炮响的能量却可以借助传播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十月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大家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庶民的胜利》引起了广大人民逐渐的认同，因为他们自发认为马克思主义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而自己的利益和努力会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中国长久以来的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遗产与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不仅毫不相干，甚至有相互冲突的情况，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作者们需要构建一套自己的道德理论体系，来彻底改造民众。李大钊的“到民间去”的号召，对于“改造精神”的强调，以及对大众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宣传和解释，再到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以及革命故事的宣传，都是构建属于自己的道德理论体系、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种尝试。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传播能够成功，而日本共产党在推翻传统的日本天皇统治中却惨遭滑铁卢的原因。走出“革命崇拜”也是书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但是革命崇拜一方面是中国当时正常的思想现象，另一方面也是一种难以绕开的内容。而且，当时革命思想的传播确实非常有可取之处，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个革命能够做到如此的传播地步，也许最后这样的路线走上了极端化，但是却让中国思想能够前所未有地统一起来。当然不可否认地这也导致了思想的单一，因此改革开放后从中国内在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思想——尤其是后者——中产生了大量的新思想，各种新文学类型被大量开发出来。然而就算到现在，当我们回顾红色经典的传播，大家也会觉得“三红一创，青山保林”这些小说是特别能够接受的红色传播形式，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都会很乐意去自觉接受这样的红色传播。所以我在阅读的过程中觉得，李泽厚先生“告别革命”和走出“革命崇拜”的这种观点并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观念视角。当然有新的观点和对惯例的质疑总是好事，作为上世纪末的产物，确实也是很新奇的内容，这本书中的论点也让我的一些原有思考产生了冲击，只是在我个人的立场上，也许是学识浅薄，李泽厚先生所提出的这两个观点让我比较难以接受。中国现代的思想史有着太多太多的曲折、纷争和内战，但是有一点是恒定不变的，就是从现在往前看来，它一定是不断向着历史的未来发展的，就算其中会有一些曲折。而我们不应当盲目地对思想有所偏执，否则就会重演一些历史悲剧。李泽厚先生在书中所体现的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也很值得我思考，冲击了我过往对于现代思想史的一些较为狭隘认知，给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看待革命文学的视角，也让我能够再次思考自己的观点，为我的文学学习提供了方法支持和视角支持。
《白洋淀纪事》中《光荣》读后感 ——没有格局，难有善果
看完《光荣》，想着随便写点什么。当然这只是一时兴起所写，也许经不起推敲，姑且放在这里。我我注意到，小五的丈夫原生在参军抗日后，小五慢慢开始变得懒散，她开始和她的婆婆吵架，并和周围的同样是丈夫去参军的夫人宣扬“光荣无用”，并且对着秀梅嚷嚷着要离婚，还对于很多家庭在送儿子参军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其性质实在是非常恶劣，完全不考虑国家大局，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在文章的前面部分，可以看到虽然小五是原生他爹打牌九赢来的，可能本来就和原生没有什么感情，所以找了这个借口和公婆大闹一场，最终嚷嚷离婚。这并不是女性独立意识的问题——因为小五并不是追着自由爱情或者拥有一个更好的独立的生活而离婚，只是单纯因为原生参军而怄气。从原生父母的反应上看，他们属于老好人的类型，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媳妇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所以抛开原生参军不谈，事实上小五的生活并没有受到传统婆媳关系的压榨。而且，有些事情是作为一个人就应当做好的，不管家中是丈夫还是妻子去参军，另一方默默等待着有情人的归来，本身是一个值得赞颂的事情。自己的丈夫或妻子为国效力，保家卫国，而另一方就在这期间照顾好家中老小，也算是让前线的将士们不需要担心后方起火，本身是一种支持国家和军队的表现。从小五到最后原生光荣归来被人们欢送着游街时也闭门不出的举动，我认为这本身是一种对于光荣的拒绝承认，而并不是没脸见人。从她前面的表现可以看出，她对所谓的光荣真的不看重，就算得到了如此殊荣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她或许在想的仍然是：原生还要去打蒋介石，这男人就想着没用的光荣。这就是小五没格局的地方，但凡她不离开原生，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至少也能评个光荣之家，沾沾原生的光，享受更好的待遇。秀梅则大大不同，读完文章后我是真心对秀梅产生了佩服的。而在秀梅的反应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秀梅她自身的想法和小五的区别。秀梅她是一个有很大格局的人，始终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首位，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危亡是眼下最大的问题。她甚至为了给村里其他女性打榜样，还暂时放弃了结婚，这种牺牲自己来调动民众坚定信念的思想觉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不禁让我感叹这确实是一个好干部。而且在后面，她在小五离开原生的公婆后，主动帮原生的公婆办家里的事，连秀梅的父母都觉得她帮得太过了。我觉得秀梅这种做法，既是出于青梅竹马的感情和对原生家的帮扶，也是对一种错误的思想观念，一种没有格局、目光短浅的思想观念的坚决抵抗，让人们看到，一个心系国家大事的女性形象是什么样的，这才是一个有格局的人。这样的女性值得我们钦佩，她的事迹和思想观念也值得大说特说。没有格局的人，最终成不了大事，目光短浅而不识大体的人，她们只看得到眼前的利益，不会管理自己的情绪，不会遵守基本的道德，也不会思考国家事情，她们只在乎自己。一个有格局的人，她具有整体观，能够不拘泥于眼前的苟且，还能看到自己的行为对于未来、对于大众的影响，有着让人惊叹的大局观，这样的人，她必能成一个大事。只要怀抱有格局，只要愿意投入和付出，到了最后就一定会有收获，就像秀梅最终等回了原生，就像小说里没有明说的、也许可能发生的美好爱情婚姻。
新中国成立后的那个时代，国家与国家间的联系已然非常紧密，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世界文学的影响，吸收世界文学的资源，并产生一系列的文学作品和评论著作，或是艺术倾向和好恶。这些创作和倾向，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读完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后，我对世界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发挥的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这本书所涵盖的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影响了的世界文学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是洪老先生能够全面分析问题的重要保证之一。从艺术类型上讲，它包含了剧本、小说、电影等多个方面；从国别上来讲，它包含了苏联、西欧、日本等国的创作；从性质上来讲，它包含了反华的、现实主义的、政治化的多种作品。以洪老先生在《1954年的一份书目》章节中所提到的来看，当时国人已经对世界文学在进行研究了，但是这种研究是颇具有时代特征的。在书单中，苏联的作品是具有绝对优势的，而西方国家则被笼统归入“其他各国”中，而且除了少数能够明确在意识形态上没有问题的作家外，当时世界上的作家都几乎未被列入书单。我认为，这一点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思想文化领域还有所顾虑的表现，也是那个时代下聚拢人心、强化信念的一种手段。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内有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作乱，国外也有帝国主义国家试图扼杀中国，在这个时候狠抓文化层面的内容，是很有必要的，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巩固政权的正确举措——正如今天在美日等国的舆论战和台湾地区分裂主义者的捣乱中，政府也强调要狠抓意识形态一样。这份书单中，能够看出顶层设计对世界文学的选择性吸纳，以及对中国文化界所做出的规范和把控，映照出独属于那个时代的当代文学世界文学关系。书中还提到的不少文章，都是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世界文学作品。在这本书内提到的世界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中，可以从政治和文学本身的两个角度进行解读。首先，政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被严加把关，因此在世界文学进入中国时，也会包含有大量的内容。我想从政治在世界文学与当代文学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一角度，来谈一谈这本书中相关的内容，以及我的收获和理解。政治诗《〈娘子谷〉及其他》当时在华的传播是相当受限的。政治上来看，这部作品的定位是内部传阅的作品，也就昭示着这部作品在当时的意识形态视野里看来是有问题的：在那个时候，中国国内有对叶夫杜申科其人的大量批判。这导致就算叶夫杜申科在苏联国内受到了很大的赞扬，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诗作在中国文坛上也不被人认可，难以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关注，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当代文学充斥着《边疆新苗》《沙家浜》这样的“革命作”，世界文学几乎销声匿迹，连社会主义阵营的作品都难以被看到。然而，时间进入到八十年代，随着思想的逐渐开放，大多数世界文学被重新发现，叶夫杜申科的作品也便重新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中，一跃而成正面形象，仿佛过去的批判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前的时间里，世界文学想要对中国当代文学做出一定的影响，首先受到了作者本人身份的制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里，对于作者本人或所属的一类人的批评，会由于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使得这部分世界文学无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坛中掀起比较大的风浪。例如，在文革时期，高尔基被认为是反动作家，就算他曾经受到了广泛的追捧，他的作品也是马上被禁止传播，一直到改革开放才解禁。此外，在西方左翼做关于现实主义边界的讨论的时候，中国当代文坛对于它也是持有批判、封闭保守的态度的。改革开放后，世界文学在中国的引入则有了“去政治化”倾向，同时思想解放也让文化更加包容，不少以往难以接受的作品也慢慢被人接受，一些先前觉得不能容忍的理念也重新进入到大众和作家们的视野中。根据余秋雨在回忆录中的记载，连原先在军垦农场负责收“反动书籍”的齐华，也都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同时余秋雨自身的创作也逐渐有了世界级的影响。这意味着文革后，世界文学能够更加畅通地在中国当代文学文坛上被传播、阅读和借鉴，也让中国当代文学更好地传播入世界文学中。然而，并非所有意识形态上存在问题的世界文学都不能进入中国当代文坛中。比如与《〈娘子谷〉及其他》相反的，是反华剧本《德尔苏·乌扎拉》在中国的待遇就大不相同。这部剧本内包含着大量反华的内容，却能够被引入到国内，甚至其相关批判作品被新华社当作新闻稿进行发布。这种情况的产生原因在书中已经点明：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这部作品在日本的民间和报刊上掀起了一股批判的风潮，被批判是“挑拨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这点事实上是符合我国宣传口的论调的。这个反映出了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反动书籍都会被卡在外面，有利于宣传的会被很容易放入，而不利于宣传的则被严加把控。然而这些被放入的书籍，很难起到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影响的效果，因为对于这些作品，国内主要的创作方向是“批判”“大字报”等，官方对这些文学成立的小组，也都是“批判组”而非“研究组”，因此其文学性是很难被当时的人们所注意到的，就算极少数人注意到了，也很难在中国当代文学文坛上产生较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与《〈娘子谷〉及其他》的遭遇一样，《德尔苏·乌扎拉》被批判后一直默默无闻，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发布新版后，这部作品才被正常地当作一个“生态文学”来看待，才更加让人重视它的文学性。这更加说明了，在中国当代文学建构的过程中，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大大降低了世界文学在中国文坛上发挥作用的效率。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期的当代文学界，世界文学受到政治的影响比其原有的艺术性影响还要大，政治正确成为评判世界文学作品的先决条件，而忽视了文学性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直到改革开放后，情况才有所好转。其次，文化是世界的，在世界文学的影响下，中国当代文学必然会产生相对应的反映：或是诞生评论等衍生作品，或是受到写作风格的影响。我想通过这本书中的几个章节，谈谈我对于世界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文学理论的学习告诉我，文学经典会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这也是世界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影响的其中一个方式。作家在观看或阅读完某一部作品后，能够根据作品内容进行创作，并且这种影响产生的作品是多样的。书中提到，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也有不少这种情况：第一是有翻译作品，例如老舍曾经翻译过马雅可夫斯基的《澡堂》，但是因为政治原因未能出版；第二是吸收作品精髓进行创作，例如田汉创作的《水库》就借鉴了《臭虫》。这两个作品的共同点，是作家都是在观看了马雅可夫斯基的戏剧后产生的创作。6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也受到了雪莱、拜伦等作家的影响，成为了主要的写作来源之一，例如贺敏之的《放声歌唱》，很明显有苏联革命文学的痕迹。除了创作外，世界文学的理论也会对中国产生影响。第一种是正面的影响，促进了文艺的创作，比如前文提到的对于现实主义边界的争论。虽然这一场现实主义边界的争论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产生了一定影响，苏联等东欧国家在五十年代进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辩论，确实地影响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环境。在中国，胡风等著名作家也都加入到了现实主义边界问题的讨论之中。而从当时的主观上来看，中国在反右和文革时期就是在“保卫马列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即使这种做法在如今看来矫枉过正且毫无必要。在文化大革命后，世界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更为迅速，新的思想广泛传播，出现了现代派的短暂热度，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比，其讨论的热度和广度都明显更大。第二种是非正面的影响，产生的大多是批判作品，例如对南斯拉夫的文学思想，即“温和的现代主义”，中国文坛是持有批判态度的，周扬和邵荃麟都对此做过批判，认为是“修正主义”，并且之后很少再有传播。其实这个是由中国当时的“二极管”思想导致的，让中国无法看到南斯拉夫文学的管理所具有的合理性，就算看到了，也是那时的中国所无法理解的。中国与南斯拉夫不同，中国的文界和人民是相信“社会主义者会一夜之间变成敌人”，而南斯拉夫对此则有更加清醒的思考。综上所述，世界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中，既包含了以手法、题材等形式推动创作，也包含了推动翻译作品的诞生，还包含了通过文学理念和思潮引导创作的部分。但是一部分的思潮和手法题材因为意识形态原因，不能很好地融入中国当代文坛。最后，我想讨论一个问题。在书中，有不少世界文学作品都是被批判和封禁的，使得他们在当代文学中所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或者只是引来民众和文界的口诛笔伐。那么，被封禁的作品和理论，是否就无法在中国产生影响力了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文革时期的文学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开出版的，另一类是地下文学。换而言之，高压之下世界文学的影响力有两种来源，一种是民间私自藏书和流通所导致的，另一种是上层设计进行一定限度上开放。这种开放，就像“微微打开的窗”。从私自藏书中来看，文革期间由于对“反动书籍”的收缴和销毁，不少知识分子都会自己私藏一点书籍，来让自己在关押或下乡期间有东西可以阅读。余秋雨在《吾家小史》中，提到他们一群人在文革期间下乡到军垦农场的时候，虽然上级要求收走所有的书，但是其实每个人都用各种方式留了一两本“不符合当时政治标准的书”，比如余秋雨就留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这为他之后的创作打下了重要基础。另外，民间的小藏书楼也会留存有一定量的世界文学书籍，例如奉化县的中正图书馆就因藏在山间，在文革期间没被发现，侥幸从烧书的火焰中逃离。这种私自藏书的行为让当时的禁书能够在民间仍产生一定影响。例如前面所提到的高尔基，虽然他在文革期间被禁，但他的《俄罗斯浪游散记》等作品，在文革时期的中国民间仍然存在，给予了人们文化上的滋养和活下去的勇气，对那一代的青年的创作和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世界文学通过这种隐秘的方式，帮助青年们在文革时期创作出了“地下诗歌”等作品。从上层设计来看，文革时期，虽然绝大多数世界文学都是被批判和封禁的，但是上层和知识界也有一些契机，能让世界文学在中国微微传播。例如1971年周恩来推动复课的时候，就借助了鲁迅的渠道，在教材中加入了一些世界文学的部分。同一时间，北京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在翻译世界文学。文革期间的这些的举动，让一部分青年能够通过教育等手段，重新接触到世界文学，深刻影响了这一代青年在改革开放后所进行的创作。无论是偷偷藏起来的书，还是被稍稍放开的文章，对这一代青年之后的创作产生了不少影响，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一部分，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一扇扇“微微打开的窗”，让中国当代文学能在这样一段封闭的时间里，仍然保持对世界文学的吸收。这种影响，对那一代中国青年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也让中国能接受现代派、意识流等思想，并于八十年代在当代文学文坛中产生一股热潮。世界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在新中国前三十年里，中国文坛在吸收接纳世界文学的时候，一方面和当时国际的冷战格局有关，另一方面所受到的政治层面的规约是巨大的，容易受到意识形态偏见和“国家设计”的影响。但是就算如此也无法组织世界文学的传播，世界文学也通过作品和理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然而这种影响终究是不顺畅的，正如余秋雨所说，“只有走在路上，才能摆脱局限，摆脱执着”，中国当代文学只有不故步自封，向前走，才能最大限度接纳世界文学中所蕴含的宝贵资源。
中华历史博大精深，一直为我所神往。这几周来，我阅读了何启君对顾颉刚先生访谈整理而成的《中国史学入门》。在书中，我看到了历史之紧密维系，文化之绵延千里，也了解了许多从未听闻的知识，受益匪浅。书中的内容也很值得发散，结合先前所学、所闻、所见的内容，思考书中未明确提出的现象。第一章：中国民族史脉络书的第一章中，第一节就打破了大多数人持有的两个错误认知；在第二节中简要介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内容包含了民族、文化、地域等内容；第三节则对中华文化中各民族之祖——以盘古、三皇五帝和尧舜为主——进行了叙述。其中很多内容，特别是第一节的两个说法，让我认识到自己原本拥有的知识储备很有可能是待争议的，我依然需要深入学习去了解各种观点。第二节让我印象深刻，我意识到文明沿着中华道路一步一步发展，其绕不开的，始终是民族问题：中华民族内部的问题、中华民族与外族的问题。从书中能看出，如何处理这两对关系，是历代政府一直在想办法解决的问题，不同政府的不同处理方式，相应地会产生或好或坏的结果。第三节中，盘古之神话，三皇五帝之事迹，尧舜之统治，如今已十分模糊。千百年来，中国人把他们敬仰为自己的祖先，但我们对于中华民族祖先的认知，确实还不甚清楚。第二章：中华早期的文字与典籍第二章是提到的是古代中国的重要典籍。从中国文字起源到儒家经书，从诸子百家到其他战国古书，顾老先生一一讲述。顾老先生在书中还提到，战国时期的不少记载在秦朝统一后烧掉了不少正式记录，使得众多的子书成为了研究战国史和思想史的重要工具。第一节讲的是甲骨文。如今被批判的算命占卜，却成为了我们研究商代文字和历史的一个重要来源，毕竟，占卜所记载下来的，真实性往往是很高的。看到顾老先生说“更早，是否还有文字，要看将来出土的东西”时，我不由得想到曾在纪录片《中国通史》中看到的一个说法：近年来出土的夏朝的铜器上有零星的符号，虽难以破译，却和当今水族文字“水书”在部分符号上完全一致。也许有朝一日，中国的文字能再往前推一个时期。中华民族先祖们的面纱，一定会在日后的考古中逐渐被我们揭开。先秦时期中国的文化确实已经很发达，礼乐射御书数涵盖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子百家和多种多样的书籍在当时的中国出现。先秦时期的人们，以何来完成这样的思想盛宴？顾老先生在书中虽然并未明说，但我也能依稀看到蛛丝马迹：这种情况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一方面，是逐渐丰富的劳动、宗教和娱乐生活。最体现这一点的，就是《诗经》了，顾老先生在书中对《诗经》的描述甚少，但它包含了我们先民最为纯情、最为自然的歌唱，其折射出的思想文化背景值得关注。另一方面，是诸侯、百家并起的政治、思想交锋，在诸侯国林立的春秋战国时代，各派学说都有自己的发扬之地，而过去的礼乐传统也在经书和各派理论中逐渐被发扬或摒弃。学术的争鸣或许争不出谁对谁错，但若是一味地跟着权威和传统走，也许就永远不会做出创新来。第三、四章：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第三章和第四章，讲到的是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包含了正史和杂史。正史从《二十四史》为主干散发出去，细数了《史记》《汉书》《唐书》等作品，同时也提到了历史小说、民间故事和正史之间的关系，比如《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之间真实与虚构的问题。杂史也是分时期叙述，可以看到杂史作品颇多、体裁不一、内容相当发散、覆盖面极广，《世说新语》《大唐西域记》等有名的杂史赫然在列，顾老先生为我们展现出一幅了中国杂史的画卷。其实，对于《竹书纪年》《战国策》等本是第二章中提到的作品，我认为它们似乎与史书放在一起却更加合适。虽然它们部分的真实性存在疑虑，但是不可否认地，它们也算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作品，我想顾老没归到第五章的原因，应当是它们的时代属于第二章罢了。历史著作的出现反映出了对史学的逐渐重视。当一个民族开始重视起自己的历史的时候，这个民族就开始成长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而中华民族很早就出现并且一直延续下来的重史传统，或许也是我们在清朝之前一直繁荣的一个重要秘诀。于我而言，这两章中最让我最没想到的内容是关于杂史形式的。我对于史书的认识，长期以来是它必须是一本历史学作品，但是顾老先生在书中所提到的杂史似乎并不限于此。例如，郦道元的《水经注》虽是地理学著作，却“对于北方的历史地理很有贡献”；唐代杜甫的”三吏三别”都是诗歌，却是“最好的唐代杂史”；元曲似乎和历史并无关系，但都能“看元代的社会风貌”。甚至，我很喜欢的《阅微草堂笔记》都可以算是杂史。这让我自己对于杂史的定义在看完这一节后是大大开拓了。而从文学作品对历史研究的这个角度，结合我中文系的专业知识，让我对“文史不分家”这一概念有了更新的认识：文和史上双向的，并不只有史学对文学创作有贡献。历史对文学的贡献自然不必说。同时文学所记载的，后世都可以解读出那个时代的风貌，例如书中所举的《金瓶梅》中可以看出明朝上层的糜烂生活的例子。也许作家无心的一个字眼，都可以让后世的史学家中提取到时代现象，而且提取出的现象可以看起来与文本内容看起来毫不相干，一个西方的例子是“对《李尔王》分析来探究当时性取向观点”，莎士比亚创作时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顾老先生在本书中列出来的作品不像上面《李尔王》那样隐藏得深，它们的创作者或多或少在创作中是较为直接地反映现实社会。例如从《水浒传》的“银子少，票子多”中不难看出宋朝社会——也可能是明朝社会——的通货膨胀现象。由此可见，文学总是不自觉地反映出一定的社会历史现实。第五章：经学与汉学第五章中，讲到的则是中国古代的经书，也就是更为早期的史书，主要以十三经为主，顾老先生逐个介绍了十三经的内容和他们的时代意义。然而，事情到了汉朝就起了变化，由于对于经书的说法和观念不一，演变出了今文派和古文派，而今文派内部也产生了大量的分歧。这种现象，直到晋朝孔颖达和贾公彦的著作混合了两派学说才平息。后来宋学兴起，汉学则相应地衰微下去，一直到清代才又有了比较有力的汉学反对宋学的声音。一直到近代，对于经学和汉学的研究也一直都没有结束，例如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等作品，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对于经书的研究就相对较少了。从对于经学和汉学的研究上，我觉得并不难发现这样一个道理：当一个东西备受人们关注，不同的思想就会并起，并且各派都觉得自己是正确的，从而让争论难以平息。也正因为如此，自从汉武帝时代儒家被确立为了正统学说后，对于儒学的研究和争论就很少平息下来了。而这也是一种思想进步的方式，因为封闭地做研究，必定会导致被某一观念牵制住，难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到问题，就很难取得突破性进步。正是千百年来儒生们对于经书的争论，才让儒学不断产生了新的思想和分支，始终在思想场上保持着活力。同时，从书中对于各个时代对于儒学思想研究情况中分析，也不难看出对于某个课题的研究实际上是受到时代环境的制约。当先前把儒学作为正统思想时，各个学者对于儒学的研究是非常积极、成果丰硕的。与此相对地，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这段时间里，实际上大环境并不推崇对于儒家的研究，而强调的是人民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因此在这个时期，对于经书的研究便寥寥无几，也没有什么取得什么重大的进展。这一情况，事实上证明了我前一段的结论。第六、七章：清朝的史学研究方法这两章中，顾老先生为我们介绍了清朝前期的考古学和清朝后期史料学和考古学的结合。首先是介绍了清代考据学的诞生背景，也就是在清政府的文化高压。清代的考据学不仅考据古书，还对古文物和古文字进行考据。其中，特别描述了对于甲骨文和钟鼎文的考据。然后介绍的事清朝后期的研究方法：重视整理古器古物，也就是逐渐把史料学同考古学相结合了起来。考古学方面，他们通过具体的事物，例如书中所举的印泥、陶器、书画、钱币等，来反映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现象；史料学方面，它们研究皇家书籍、地方志、家谱等书籍，来寻找与古代社会发展有关系的内容。此外，清朝后期的学者还进行古文物的复原，来寻找往日科技的繁荣；历史学家们同时也联动在生物学、考古学上对古人类的发掘研究，来分析上古时期的社会面貌。结合过去所学，我知道明清的文化呈现一个偏“总结”的趋势，《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和《天工开物》都是在这一时代出现的。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更为高压，所以相对而言文化研究僵化，对于史学的研究中考据学居多。文学研究者们认为，孔乙己会知道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也是清朝文化高压环境下所产生的。在这样僵化的文化环境下，除了总结性的考据学，确实很难产生新的内容。而随着晚清外来思想的逐渐进入，史学家们才得以有了新的发展，突破了考据学的桎梏，进一步研究古代的史料学。由此可见，学术研究确实会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发展和内外文化的影响。第八章：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社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一点我国古代并没有文献资料流传下来，例如上古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再走到奴隶社会，这段时间的历史是完全没有记载的，因此顾老先生认为只能依照社会发展史来看，从文学作品和姓氏等其他方面进行分析。之后，又讲述了关于“中国”的“中华民族”的起源。顾老先生说，“中国”这一概念是随着战争和合并不断扩大的过程，一个个朝代的扩大，形成了今天的中国。而“中华民族”则是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民族的融合，经过几千年的演进、发展，在不断地并和、融化、汇聚之中形成的多民族大整体，总称为“中华民族”。这章节中，体现出的一个重要思想便是要使用多种方法研究。当一个研究方法行不通的时候，就要试着换一个思路，从其他学科中去寻找答案。当研究远古时期没有办法寻找到历史文献时，就从侧面寻找，例如书中从《诗经》和姓氏寻找答案。在这里又体现出了文学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不少历史事件都是依靠文学作品进行研究的。例如，由于秦朝时期不少史料都被焚烧，对于齐国邹忌的改革等事件，就只能通过《战国策》等作品来研究了。这也是为什么在当今的社会观察中跨学科的思考很重要的原因。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不断融合发展的，在几千年中不断与周围民族相融合。中华民族强大的民族力和浓厚的文化底蕴，是它同化其他民族的重要因素。如今强调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加重要的还是文化影响力。民族内部的向心力和民族外部的输出力都是迫切需要的。当文化被更多人赞同，其他民族的人们就会赞同这个民族的观点，美国的霸权的其中一个方式便是通过文化输出。中华民族此刻要做的，一方面是对内团结国内的多民族大整体，另一方面是对外增强文化影响力。第九、十、十一章：中华古代文化这三章中是由文学、宗教和哲学组成的，我粗略将这三点归属于中华古代文化。文学方面，根据顾老先生在书中的描述，中国古代的文学，体裁和题材都很多样，主要分为能唱出来的和不能唱出来这两类。先秦歌谣到汉乐府，魏晋散文到隋唐诗文，宋词元曲再到明清小说，顾老先生就重要作家、作品和风格演变做了叙述。文学是文明的艺术化表现，通过分析中国古代文学，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社会现实。中文系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分为四个分期，其中上古时期的中国文学属于文学自发时期，文史哲不分，这也是为什么《尚书》这类的作品既是文学创作又是重要的历史资料。文学在中国古代，很明显有着一个逐渐通俗化的趋势。文学的通俗化与经济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有着密切关系，这种趋势至今仍然在延续下去，并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形成了网络文学、短视频等更加普及化的内容。宗教方面，顾老先生提出，早期的宗教以动物崇拜为主，例如“凤”“龙”等形象，还有分管各种自然事物的神明，比如河伯。汉朝以后，迷信有了新的方式。汉朝传入的佛教、汉末兴起的道教，唐朝后回民带来了伊斯兰教，在中国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晚清时，基督教也带着基督教一同传入，此外还有不少零散的、影响力较小的宗教。其实，不少汉族人在信仰方面并没有那么明确的区分，同时供奉菩萨、土地公和城隍的现象也不少见，我的故乡就是其中一个，处于一个“什么有用就信什么”的实用主义信仰状态。哲学方面，对于早期的哲学思想，顾老先生重点提了“德”和“道”这两个概念，此外还提到了阴阳五行说、天人相与等说法，汉代时董仲舒将上述两个说法上升到天人合一的思想。宗教传播开来后，哲学思想受宗教影响较大，其中以佛教和道教的相对为主。儒教兴起后也成为了一大哲学思想，他的三纲五常逐渐统治了社会，后来随着明代社会面貌的改变才又有了阳明心学，明末清初的新儒学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发展，代表人物便是李贽等人。儒教的思想一直延续到清末，例如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中国的哲学发展体现出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虽然总体是儒学在统治，但也能同时包容道教和佛教的思想。哲学发展也充分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服务于统治者或改革者的需要。第十二章：中国历代都城这一章中主要介绍的表面看是中国的都城，事实上主要是介绍北京。顾老先生在简要介绍了历代都城后就开始介绍北京的历史沿革。早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前燕就在北京定都了。后来辽、金、元、明、清等朝代也都在北京定都。随着诸多政权在这里定都，它逐渐成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元末，北京曾一度被烧毁，但之后又重建起来。“北京”这个名字的定名，是在明朝的时候。除了中华民国外，几乎是一直作为中国的都城存在的。他在历史的长路中一路飘摇，跌跌撞撞走到了今天。北京这个城市，见证了中国近千年来的风风雨雨，兴盛衰亡。它见证了蒙古铁骑的勇猛，见证了八国联军的践踏，见证了日军的残暴，见证了傅作义促成的和平解放，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它跨越了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并陪着我们走向未来。纵然这个具有浓厚历史底蕴的城市，如今在现代化的冲刷下，已然很难看到老北京的味道——老北京成为了沈从文所认为的一去不回来的时光。但时代在发展，总有会逝去的东西，这样才会有新的发展。顾老先生已经逝去，他对史学的贡献在当时是无可比拟的。如今我们有着成千上万的研究者在接着走顾老先生的路。他的路，我们还要走很多年。中国历史的兴衰成败，包含在它当中的丰富文化内涵，依然等待着我们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