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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浅析《秦腔》中的乡土叙述特色
items: 以生命视角解读莫怀戚《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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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秦腔》中的乡土叙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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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4-04-19T08:04:00+08:00
description: 中国乡土小说已经有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从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对它的命名开始，已有源源不断的小说产出。乡土小说着眼于某一地区，介绍其独特的风俗、景色、语言、传说等。在这百年的发展中，中国乡土小说已然揭示了我国丰富的乡村文化、真实的农民性格和普遍的民族心理特征。乡土小说的两大要素是“地方色彩”和“乡土描写”，它们引导着作家们的创作过程，是构成乡土小说必不可少的部分，也是最能反映乡土社会的内容。贾平凹的《秦腔》便是一篇典型的有地方色彩的乡土小说，读者能够品出“贾平凹的味道”——独属于贾平凹一人的语言风格。他认为秦岭是“最中国”的山，因此自己的家乡也是“最中国”的地域，因此在其创作过程中，力图用最贴近实际、最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内容，向读者呈现自己故乡的时代特征、民族特征、地域特征。在《秦腔》中，贾平凹便是通过清风街近二十年的演变和街上民众的生死离合，运用富有特色的乡土语言，展现出了最“原生态”的中国乡土。一、整体叙事的策略文学文本的写作中，叙述视角和叙述模式是重要的要素。随着乡土文学的不断沉淀，新世纪乡土文学的叙述视角和叙述模式形成了一些“新经验”，作家们改变了传统的整体叙事策略，转而加入了新因素和新角度。而《秦腔》中所采用的叙述视角和叙述模式，就很明显地受到了这种“新经验”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之外，又加上了贾平凹自己的特色，产生了与独特的整体叙事策略。1.情节串联方式在上个世纪早期的乡土小说中，情节的串联往往有一条明显的主线，有这样的明显主线，读者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到正在发生什么、是怎么发生的，便于读者梳理整体情节，更有利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以乡土小说提出者鲁迅的文章为例，他的小说《故乡》中，环节是“回故乡-在故乡-离故乡”，通过叙述闰土的经历与变化，反映回乡者“我”对乡土的虽怀念但疏离感情。类似的还有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它便是完整地描写了清溪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无到有、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过程。可见，旧的乡土小说在叙事的过程中，明确的主线是很常见的做法，虽有少数的乡土小说没有明确的主线——例如《呼兰河传》，但整体来说不成气候，只是一种“旁门左道”。新世纪的乡土小说对乡土的描写具有明显的特征，它们部分继承了旧乡土小说的“旁门左道”，明确的情节线被隐藏起来了，但这些小说并不像《呼兰河传》那样让情节线彻底消失，而是在生活百态之下仍然存在着，需要读者自行发掘。这样的叙述模式虽然让读者更难梳理情节，但能够产生身临其境之感，更富有真实性，让读者能够真切地体会到中国传统社会的风土人情。在《秦腔》中便是如此：读者很难找到完整的故事，但有一条暗藏的情节线，由生活的百态构成了故事。这种写作方法被称为“‘密实的流年式’叙述模式”。贾平凹写作的过程中，喜欢用一个人或一件事串起整个故事，而在“密实的流年式”叙述模式下，《秦腔》的写作虽然故事看起来零散，但有着秦腔戏曲和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为两大主线。贾平凹利用这两条主线，生动描绘了村庄近三十年的历史变迁，展现了中国社会转型对农村所带来的深刻影响。2.乡土描写视角在传统的乡土小说叙述中，叙述者往往是正常的“人”。依旧以鲁迅的文章为例，他的小说《社戏》中，故事的叙述者便是“我”，从“我”的眼中回忆故乡的种种，作品是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从正常的“人”出发展开叙述，鲁迅的《故乡》《祝福》等作品亦是如此。无独有偶，萧红的乡土小说也是如此：在《呼兰河传》中，虽然有“我”这个小孩的视角，但串起整个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位超脱于文本之外、与文本内形象保持相当距离的成年人视角。这样的叙述能产生一种“日记”“编年史”的感觉，让读者觉得是真实出现过的。然而随着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出现，这一叙述传统被打破，叙述主体出现了反常态化的趋势，出现了选身体缺陷者、精神缺陷者，甚至是非人类物种作为叙述主题的情况，这充分展现出当下乡土文化中独特的叙事风格。例如莫言的《生死疲劳》，叙述者便是一个患有“大头病”的婴儿，在讲述他经历了变成驴、牛、猪、狗、猴的六道轮回。而贾平凹在《秦腔》的叙述过程中安插的“观察者”同样并不像过去那样是“正常人”，而是选择了“疯子”张引生来进行叙述。因此，《秦腔》在叙事视角上理论上属于第一人称限知视角，且是一篇单层次的第一人称小说。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秦腔》的“新经验”就反映在文本中运用了幻化、转述等笔法——例如张引生可以附身在动物上——突破了限知视角的限制，虽然看着这样的叙述不符合科学，但是作为“疯子”，张引生的这种思维的跳脱似乎又有其合理之处。这种笔法使张引生可以亲眼见到一系列他不在场的事情，给人更加广阔的联想空间和观测自由度，让整体的叙事更为饱满和完整，更好地表现人物的形象和乡土社会的特点。二、地方语言的运用语言特色是文学作品的基础要素，它决定着作品的高度与深度。作家的创作是否成功，并非取决于他的作品数量，而在于其作品是否具有…

以生命视角解读莫怀戚《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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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12-14T19:22:00+08:00
description: 在过去的研究中，剔除教学设计、教学反思等文献后不难发现，绝大多数针对莫怀戚的《散步》的文献，已经形成了 “亲情主题”、“亲近自然”和“家庭担当”这三个相对主流的研究方向。然而，莫怀戚在创作中所隐含的真实意图，其实是生命。在1995年莫怀戚的第一篇自述《<散步>的写作契机》发表之前，可以说几乎没有研究往这方面深入，直到这篇自述发表后，才逐渐有研究者转向生命进行研究。现有的专门研究《散步》生命角度的文章，数量并不多，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其他内容的探讨中一笔带过，第二类从社会历史批评角度出发，把文中的生命附带上政治的含义，例如武海的解读中就认为是国家和民族的生命，第三类是专门研究生命意义的，这在论文中是最少的。概括而言，在现有的几篇生命研究中认为，莫怀戚所感受到的生命主题有二，其一是自然的生命，其二是人文的生命，而其中写作重心放在人文的生命。所谓自然的生命，指的是初春田野中的万物，从绿叶嫩芽到初融冬水，它不一定是动植物，但是都是从漫长而寒冷的冬天中“熬”过来的，让人感到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东西，突出了看到景物重现生命活力后的欣喜。研究者认为这是在告诉读者“生命是那样美好可贵”。所谓人文的生命，是在父亲离世后莫怀戚的蜕变，对个人生死观的彻底重塑，以及作者生命意识的觉醒。因此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一次没有父亲的散步，但是这场散步却与父亲息息相关”。莫怀戚通过在小说之中构造一个真实情境，向读者展示他的内心世界。生命主题是莫怀戚真正想在文章中写的内容，这并非没有依据的论断。莫怀戚在《二十年后说<散步>》中提到，《散步》这篇文章“其实我骨子里是想写生命”。莫怀戚骨子里的生命同样可以分为自然与人文两个方面看。从自然的生命来理解，春天“太迟，太迟”是对于生命萌芽的殷切期待，如果仅仅是从“情感”角度去领悟文本，读者就难以深入了解到这些表达的深层含义，也难以将自然的生命与后文人文的生命结合在一起。自然的生命既是来自田野中本身的春意盎然，也是莫怀戚内心对生命理解的升华而产生的别样感受。从人文的生命来理解，在这篇文章落笔前不久，莫怀戚的父亲离世——除了现实背景以外，这件事在文本中也可以找到，有足够证据可以证明文中提到的“有一些老人”便是指他父亲。而在这时，母亲又患上了所谓“丧偶综合征”，妻子和儿子又处于需要照顾的时期，因此陪伴的责任就落到了莫怀戚身上。由此可以看出《散步》中会以生命为主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莫怀戚在“陪伴”的过程中，体会到了生命的意义——那不仅仅是孝道，更是生命的责任。文本通过一个个真实情境，多次表现出“孝道”“责任”，不少研究者认为这是亲情和伦理问题的体现，但从若文化人类学角度来进行评判会发现并非如此，而是中华民族对生命独有的敬仰产生的。加拿大一位汉学家对莫怀戚这么说，中国人的这种做法是他们“心灵最健全之处”。伦理事实上是在生命至上衍生出来的话题，莫怀戚也在写作中刻意做了“强化‘生命’，淡化伦理”的处理，刻意描写了生命的流逝、复苏。总而言之，生命主题作为这篇文章的中心要素和写作主旨，贯穿了全文。无论是家庭与亲情，还是自然与春景，都正是莫怀戚所认为的生命意义所在。莫怀戚对理解与感悟生命时产生的独到思考，也是父亲离开后给予他的一场独特的教学。

读《于漪全集》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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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11-08T00:32:00+08:00
description: 近期读了《于漪全集》第三卷的《准确而完整地认识语文学科的性质》，这篇记录是通过访谈录的方式，系统地阐述了于漪对于如何准确而完整地认识语文学科的见解。其独特的教育观念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第一，是她对语文学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叙述。于漪非常看重语文学科中理论发展的实际作用，据她所言，中学语文是一门融合实践性和理论性的学科，因此学界对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为了推动语文学科的进步，有必要进行广泛的讨论和思想碰撞，以解决理论和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这种争鸣和思考是推动语文学科发展的关键，它能够引起更多人对问题的关注，并促进思考。她举了过去自己在语文大纲修订时的例子，明确展示了思想碰撞对于理论发展和实践教学中的重要意义。第二，她和闻记者进入了关于“语言”这一概念性质的讨论。于漪认为语言具有“工具性”但并不只是工具，而同时“思想性”又不足以完全概括语言的性质——因为语文学科还有道德的、情操的和审美的特征。她运用了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对语文学科的性质做出了诠释：语言是与人的身体和大脑密切相关的特殊工具，它是并非简单的“思维外壳”，而是不可分割地承载着文化和思想。她也强调了语言对于语文、文化乃至于民族的重要意义也即“人文性”。因此，“人文性”和“工具性”都是语言的重要性质，两者是不可以割裂的，语言也绝对不是“僵死的符号”，而是更为鲜活的东西。第三，她由语言的性质上升到了语文学科的性质，她认为语文学科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由多重属性、多种关系和多向互为作用构成。其中，语文学科的非本质属性包括听说读写、字词句篇等多种关系。这些关系相互影响，并需要教师在教学中深入理解和把握。她也强调了虽然语文学科的科学性不强，我们仍应当用科学的观点来认知语文。同时，不能因为不同的实践或者观念，就否定或者任意改变对其性质的认识。此外关于语文考核的内容，她认为需要辩证把握内容以还原语文学科面貌，而非披着科学外衣的机械操练。最终，是多要素相结合，达到语文学科育人的终极目的。这一章节中的观点对我而言，大部分是未曾想过的，因此于漪的叙述使我对于语言和语文学科的认识加深了不少，与书中其他部分以及课堂所学相联系，我有了很大启发。第一，语文学科肯定不能只有实践，否则会成为缺少基石的大厦，摇摇欲坠且无法长久，科学的理论作为语文学科的一部分必不可少。内容上看，语文学科的理论并不仅仅是语言学、文字学的理论，那些解决的仅仅是语文学科教学内容的问题，而更重要的部分应当是在其他方面，这些方面应当集中于教育学上。我在过去的中小学学习中，注意到我有一些语文老师执着于研究教学的内容，却忽视了教育学上的研究，他始终研究着给我们传输什么样的知识，但是他的方法却是非常不恰当的。这样的研究终归是收效甚微的。应当说只有研究好了教育学的问题，语文学科的发展才是有可能的。我们在对教育知识与能力进行学习的时候，也明白教师既要在实践过程中进行研究与反思，也要与其他教学者进行合作来进行深化理论。我们初中有一位语文老师，她在市内的语文教学界拥有很高的名望，我曾私下问过她是如何做到在教学上如此成功的，她给我的回答和我在学习教育学时了解到的差不多：要注重与其他教育者在教学上的研讨。仔细来说，首先作为老师要有自己的观点，然后要在市内、省内乃至国内都与其他语文教学专家进行过讨论，最后取他人之长补己身之短，并投入到教学实践之中，实现自身在教育上的发展。因此，如果没有教育者之间的思想交锋和实践检验，语文学科的理论发展就必然是寸步难行的。发展上看，语文学科的实践发展需要理论发展的支撑，而任何理论的发展一定都是在激烈的争锋中和实践的检验中完成的。例如我国有过在初等学校和中等学校进行汉语和文学分科的教学实验，后来这一举措被取消，并恢复了“语文”的课程名称，这就是对当时语文教育理论的一次实践验证，证明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而放在现在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合理回归历史语境审视语文学习任务群的是与非，认清当下存在的缺乏定义、设计不合理等问题，才能在未来共同推动语文学科的改进和发展。第二，是语言性质的问题。若是把握不好语言的性质，那么对于语文学科的认识也就必然是不正确的，因此树立正确的语言认识观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在课堂上的学习，也大致明白语言具有人文性与工具性两种属性，然而却对于“本质属性”这一问题犯了难，因为的过去我认为一个事物不可以有两个本质属性。在于漪老师的观点中，我这个是简单的“二元论”的错误，我不应当把人文性与工具性分开来看待。她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既是语言的两个分开的属性，更是具有密切联系、相互辩证统一的。因此在教学中，就需要我们老师做到“两手抓”，就是传授知识和思想品德教育有机结合。“传授知识”对应的是语言性质中的“工具性”。普通语言学认为，语言是用于表达事物、动作、思想和状态的一个系统，是一种人类用于进…

读《打破精神枷锁，走上创作的康庄大道》
type: item
date: 2023-10-31T08:35:00+08:00
description: 冯牧的《打破精神枷锁，走上创作的康庄大道——在＜班主任＞座谈会上的发言》发表于《文学评论》1978年第05期的54-57页。此时《文学评论》刚复刊不久。冯牧在发言中表达了对《班主任》的支持。政治层面上来说，作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的发言，肯定了《班主任》以及以《班主任》为标志的一些新的作品的正面意义，认为它“具有新的思想高度”。冯牧指出人民群众已经肯定了这个作品,认为它表达了他们的思想、回答了他们的问题。《班主任》在文艺界受到的挑剔和指责,说明文化大革命的那套框框套套在文学界还有“市场”。而从文学层面上来看，刘心武的这篇作品，表现出了他在创作上的严肃态度,体现出他对生活的思考和概括,并且显示出了他自己的独特风格。冯牧指出，班主任在人物刻画上对其他作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刘心武通过不多的生动的细节、对话,就可以把人物性格刻画得相当清晰、鲜明，例如在描写宋宝琦时就是如此。有批评的观点认为，《班主任》没有写出那种“叱咤风云”的人物，冯牧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恰当的，主人公张俊石那样在自己的岗位上起到改造环境、推动社会前进作用的人，事实上就是时代的“英雄人物”，也能够引起人们向他学习的愿望。这样的方式避免了作者在中间插入议论，用人物的对话和动作表达观点，在冯牧看来是更好的。冯牧表示，《班主任》的出现是革命文艺在新发展阶段的产物，它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体系来作为自己的指针。在新时期的创作之中，需要像《班主任》这样的作品，而非一些作家在写的“阴谋文艺”“转换文艺”。冯牧希望作家能够从个人的生活领域、思想观念和艺术实践出发，探索独特的艺术创作之道，塑造个人的艺术风格和特色，以促使文艺创作领域走出当前相对低迷的氛围。同时，冯牧又强调作家要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素养，不可脱离理论指导进行创作。他希望能够树立非“样板”式的典范作品，引领新时期的作家继续走下去，成为滚滚向前的浪潮。我认为冯牧对《班主任》的评价以及时代情况的把握在总体上是准确的。作为作协副主席，冯牧的发言具有政治高度，也具有文艺水准。他从《班主任》的政治思想层面以及文艺创作层面出发，对《人民文学》编辑部指出的问题，以及当时文艺界部分仍有文革余留思想的批评声音进行了反击，这是值得肯定的。他依旧赞成人民群众为导向的文艺创作，这是值得肯定的，也是经过后面的理论与实践验证的。虽然在发言中并未深入解读文本，但是其对文章内容和主旨的把握是准确的，观点是深入的。他努力推动作家打破文化大革命留下的精神枷锁的那部分论述是值得肯定的，在后世看来大方向也是对的，符合社会历史的潮流。他在文章中对于作家与批评家站位问题的论述，以及艺术家们在时代浪潮推进方面应当承担起的责任，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然而除了以上优点外，冯牧的发言中也是有一定缺点的，例如，冯牧对中国文艺发展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时代的局限。冯牧在发言中认为作家要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诚然，理论指导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林立的世界里，更需要有自己的话语权，社会主义的大方向肯定是不可以改变的。但是冯牧不能料到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当今世界文化正在走向多元，每个作家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处事态度，也会有不同的创作风格和形式，而这些创作并不一定是教条地遵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国大陆地区创作的多元化在八十年代自由化盛行的时候尤为明显，许多作家并不再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自己创作的标准，这是时代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也正是这样的改变，作家创作不再为人民群众导向所束缚，我们才能看到残雪那样充分表达自己内心世界、无需在意理解高门槛的作家。而这是冯牧在发言中未曾看到的。

从《宇宙跃迁者》看郝景芳科幻作品的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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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4-21T10:40:00+08:00
description: 作为近代兴起的一种文学形式，科幻小说以其对未来和科技的幻想而流行于世人之间，因此难免会有一些只注重描写科幻场景而忽视现实铺垫的作品，导致了一种脱离感。但有的科幻小说和这些忽视只注重想象的作品不一样，比如刘慈欣的《三体》和陈楸帆的《荒潮》，这些作品中除了科幻意象，还有许多现实的写照。郝景芳的作品延续了这一笔法，她并没有因为是科幻元素就放弃对现实的映射，而是在创作中加入了大量对现实的描写，而在其中又有着大量科幻现实主义的倾向。郝景芳的科幻作品似乎沉迷于“折叠”，先前的雨果奖作品便是《北京折叠》，而新作《宇宙跃迁者》又是其“折叠宇宙系列”中的首部作品。在这些“折叠”中，郝景芳充分地体现她多年来的所见所感所思，《宇宙跃迁者》在现实性的创作中更是又进了一步。她的作品对现实的描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将日常生活意象插入到科幻作品中，使得科幻小说里充满了“烟火气”和“人间味”；第二是在作品中夹杂着大量反映社会现实问题、民众生活情况的描写；第三是对于历史故事和中华传统元素等意象的现代化添加。现实生活加高科技，是郝景芳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如果把高科技和幻想的那些意象拿开，一切背景似乎就像是现实一般。郝景芳的过去创作中，很少能找到向宇宙空间延伸幻想的内容，因此地球的城市、人文与景色就是其展开想象的主要载体，比如《弦歌》中阿玖与“我”在泰晤士河边散步谈心，眺望着旧伦敦桥；《宇宙剧场》对格拉斯哥城历史悠久的建筑物和小店铺的细致描写，加上小街琴声的意象。如此种种“烟火气”，让人初读仿佛置身于现实世界中，似乎面前的作品并不是科幻小说，而是一部精心观察后写就的散文。但仔细一读，却又有宇宙旅行、钢铁人这样的科幻成分在。而在《宇宙跃迁者》中，这种笔法更是突出，特别是在前六章里，能感受到浓厚的“烟火气”。《宇宙跃迁者》中主要描写的中国城市是西安，带领读者深入了现实中西安的名胜与街巷。截取一段其中对于西安城的描写： “江流和云帆跟着齐飞，在摩肩接踵的小巷子里穿来穿去。原本就是红灯笼满街的游客步行区，有很多人排队买吃的。”，这正是西安回民街与永兴坊这些旅游胜地的景象，这是去过西安的人都能体会到的。与《北京折叠》不同的是，《宇宙跃迁者》中的西安着眼于“现在”的西安，那些小酒馆、青石板路、秦始皇陵，都是当下可以看到的，可谓是将整座西安城搬到了纸上来，大街小巷与上下人物均得到了充分展现；而北京的三层社会的发展程度之差异，也是“现在”的北京不同阶层的人群所接触到的。两部作品相同之处在于，他们着重描写的这些部分，都来自于现实社会中郝景芳所见所感。如此写法，就算不指代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也有着在文学接受上起到正面效果的作用：一方面让读者感到更加亲切，另一方面也成为我们认知整个虚构世界观的辅助工具。因此，科幻作品并非要么高楼大厦，要么寸草不生——比如《荒潮》中描写的就是一座被进步浪潮抛弃的垃圾之岛。它其实是可以建立在有现实烟火气的城市，可以是很朴素的小镇，不需要有太标新立异的背景环境。除了对科幻意象和现实意象的描写外，郝景芳在自己的写作中还有许多个人追求：无论是在构建一个想象中的世界，还是在映射真实世界的故事，郝景芳都在文本中努力向读者传达自己的思考和探索，并让数以万计的读者对她所描绘的场景进行“再思考”。在作品中构建一个虚拟的世界，本来是让人感到轻松愉悦的，但郝景芳的笔法使得这种愉悦又能起到揭露事实、规劝人民的目的——就和《格列弗游记》一样。郝景芳曾经说过：“写作的时候，我是从人出发，从我感兴趣的某个问题或某种个性出发，科幻点是围绕着故事建构出来的。”这句话可以看出，郝景芳通过科幻作品来描写社会现实，所谓的“幻想世界”本质上就是现实社会的投射。她的科幻小说中充满着科幻现实主义：虚拟世界表象飘渺而不切实际，然而其内在却直接地显露现实社会的问题。这在她的许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弦歌》对被奴役而麻木的底层百姓的描写，《流浪苍穹》对青年追求理想与事实的描写，再到《北京折叠》以三个世界这种非常形象而又略显夸张的叙述方式，勾勒出了当下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社会阶层分化的状况。不难看出，所有这些描写都是世界各地近现代社会的真实写照，郝景芳在作品中，勾勒了我们看不见的社会现实。《宇宙跃迁者》中也是如此。从细节来讲，郝景芳在作品中，利用云帆塑造了当代不婚主义的女性形象，利用齐飞塑造了忠诚的中国军人形象；利用江流的父母来讽刺家长过分干涉孩子自由的问题，又利用赵一腾等人对事物片面认知就下结论来批判当今社会某些知识分子不能全面把握问题就武断地下结论。以上种种形象或好或坏，但都是郝景芳针对当下每个人生存情况的揭示，更为宏观地，郝景芳把矛头指向了大互联网公司和区域性国家联盟。“天赏”对于全世界各方面的监视，江流通过“天赏”能够肆意获得大量信息，这是对大互联网公司操控舆论、监控用户的讽刺；“大西洋联盟”以自我利益…

《中世纪历史与文化》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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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3-25T09:47:00+08:00
description: 每个地区的成长与发展，都随着历史的厚重车轮前进。一个地区的经济史、政治史与思想文化史，共同构成了社会变迁，同时也在相互影响着。而我们许多人，受到传统观念和刻板印象的影响，往往不能全面地看待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发展。于是，弗里德在这本书中用一些新的方式向我们描绘了中世纪时期西方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与传统观念不同的思考，为我们打破僵化的思维、窥探西欧中世纪时期的发展变革提供了一个契机。在我过去学习所形成的刻板印象里，中世纪是黑暗、迂腐而愚昧的，教会的压迫使得人民生不如死，教会掌控欧洲主流文化，普通民众多是文盲，而且被洗脑和愚化，不论是农工商还是宗教都让人喘不过气来。但果真如此吗？弗里德的笔触带领着我，走到了中世纪时期教会统治以外的西欧社会另一面。在那里，我真正看到了中世纪并不是完全被教会所掌控，而是有不少发展、进步和开放的事物在，是后来欧洲进步的重要一环。在书中，我切实地看到了在欧洲的各级人民中，确实存在着一股尽自己微薄力量在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文化的力量，也在寻找着属于那个年代的救赎，以与中世纪的教会进行对抗。书中的一个例子便是勃艮第公爵厄徳及其所支持的“西多会”，那时东罗马日薄西山，处处酝酿着内战，也有流言“敌基督”即将降临，往日宗教的能量被极速消耗，人们需要新的思想，以替代过去的旧宗教思想，而寻找这种新思想的过程，在中世纪社会广泛存在。例如十一世纪末出现的“西多会”，与其他广大宗教信徒们相比，他们过着更为严格、纯洁的苦修生活，并将其视为属于自己的救赎，认为这才是天主教的正确之路。像他们一样的人还有很多，也许他们的努力很微薄，也许无法带来很大的变化，也许中途会有不少人退出——比如“西多会”的第一任院长罗贝尔。但是就算有着以上种种的困难和屈折，就算力量微不足道，新思想和寻找救赎的精神在中世纪也是始终存在的。由此让我思考，过去对中世纪人人服从教会指示、教会权威不可逾越的现象是否并不符合实际。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在我读完书后，我认为这所谓的“黑暗”是基于新教教徒而言的，因为那是一个天主教占绝对统治的时代，教会的阴云笼罩在整个西欧和地中海沿岸。但是在经济、文化方面又是如何的？似乎并不像宗教那么黑暗。诚然当时的环境是很压抑的，但是在中世纪时期，西欧逐渐开启了认识西欧以外世界的大门，促使着他们去探求知识，寻找真相，一批批的商人由此出发，一位位传教士踏上西欧以外的土地，内外的经济文化关节被打通，西欧与世界连接了起来。在那个年代，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和自身的反思，更多的革新也被爆发出来，思想文化也一步步走向世俗化。那么这样的中世纪，又怎么能被用一个“黑暗”就概括呢？从弗里德的叙述视角中，我猛地意识到，我不能再像以往一样思考和分析事情了，必须要采用更为灵活的视角来看待中世纪这个时代。用一个词概括任何事物都一定会陷入以偏概全的泥潭，以往光靠偏见和狭隘所形成的认知是绝对不够的，思维僵化是最恐怖的错误。中世纪确实在一些方面是黑暗的，但是不可以否认中世纪也有其抗争的一面、发展的一面。作为历史学习者，我们不能以停滞的眼光看待这段历史，而应当着眼于其中的变化与发展——毕竟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的。中世纪是西欧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一段不断追求救赎、迫切向前寻找出路的历程，也是西欧文化接轨世界，与其他地区相连接的历程，更是一段充满了革新、弥漫着新思想气息的时期。而在对历史进行描述时，弗里德并不是像一些史学书籍那样一味列举重大的事件，而是采取了新型的叙事方法——以侧面描写为主的叙事方式——来为我们展现中世纪社会更加全面、更加详细的一番不一样的景象。这种侧面描写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描写一些个体对陌生文化的接触和认识所造成的文化拓展和交流，来侧面地体现当时社会的变迁；另一种是讲述社会环境中一些典型家族、组织或人物的兴衰成败，以侧面反映社会的情状。第一种的手法在书中广泛使用，我的例证来自教宗分立时期的阿贝拉尔。作为一名逻辑学家、神学家和哲学家，他对于其他民族的认知与普通人存在一定差异。在当年不少人对于犹太人充满憎恶时，阿贝拉尔在接触了犹太的历史与文化后，十分欣赏犹太人的哲学和科学，他虽未直接转向犹太人中流传的“卡巴拉思想”，但是却能够清晰地感受到犹太教哲学和精神思想中所蕴含着的重要意义和社会价值，因此主张基督教应当对此有所改变和取舍，而在他之前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点，大多都是以一个保守和批评的姿态去看待“卡巴拉思想”的。这样的例证还有很多，体现了中世纪社会并不是封闭的房间，人们在里面按着教会的指令活动，而是有人能够从虚掩的大门中探出头来，去看自己的邻居都在做些什么的。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中世纪社会中的思想并非教会主导的一潭死水。这样的好处在于，它通过典型人物对于历史的认识，以及相近时代不同人物对于相同事物的不同观念，让读者认识到即便是在同一时期，思想交锋也是很激烈的，而非粗浅…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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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3-02T10:45:00+08:00
description: 现实是文学大厦的地基，而思想是铸就高楼的砖瓦。文学的发展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但思想的发展却是文学创作的真正动力。中国现代的思想，经历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新文学的启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新儒学在大陆的传播等历史进程，这些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使得中国的文坛得以在这一时期产生一定的繁荣，并相较于前代有着时代性的特点和稳步性的发展。书中最让我关注的是，为什么每一次的时代发展和新思想出现，文学并不一定完全同步于思想，而是会有先或者有后呢？对于先，我们不难发现当初在启蒙和救亡图存的大旗帜下，思想如此繁多，但封建主义还没有完全消除，为何文学可以率先摆脱这个局面，大力打破封建主义的枷锁，在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还没有完成思想解放的时候，知识分子就以文笔作为武器挥向腐朽的中国传统封建主义社会？社会总体文学现象何以比社会总体思想现象来得超前？而对于后，为什么明明民国已经建立多年，却还需要新文化运动、文学改良运动等社会活动，来让文学跟上思想的步伐呢？为什么前一个年代还超前于思想现象的文学现象就已经落后于它了呢？原来我是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在读过这本书后，我结合曾经对社会经济学原理的一些基本理论的研究，有了一些全新的思考，我认为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在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社会思想的发展和文学的进步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是逐级发展的。诚然，历史发展是有连续性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其更为重要的一个特性：断裂性。历史的大道并不是一马平川，也不是连续的，更不是有目的性的。当时的历史人物面临思想和道路的选择时，并不是按着我们如今看到的既定方向去走，不同的思想家和作家哪怕在同一时代，由于其阅历不同，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方向，只是最后哪派战胜了另外一派——比如书中提到的三次学术论战，张君劢等人主张回到宋明理学，丁文江强调科学能够解决社会上的一切问题，还有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封建性质的分析等。当时的几派也许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造成一种假象：每个人的思想都是先于时代的。而在我们后世人看来，有些“超前”于时代的思想，不过是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学术争论的自然而然的现象，其实质还是在那个历史的大环境下的，其产生的文学作品也并没有特别超前于时代的思想，只是我们后世人看来它的方向是“进步的”、“正确的”，才会将其直接归入进入下一个时代的先声——中国陆九渊的心学，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是很好的例子。另一方面是，思想史的局限性让我们在特定的阶段会忽视特定的人群。在清代末期和民国初期，我们着眼于先进的知识分子，而忽视最广大人民的思想文化状况，因此会把上层少量知识分子的先进思想，看作是那个时代普遍的声音，而忽视了那个年代最基本的文化状况。到了民国中期，知识分子发现不能只是自己有所进步，需要唤醒民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对启迪人民的思考尤其重视。因此，当时有着大量的“民智未开”的论述，也产生了大量的接近民众的文学。由此可以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个年代文化和思想谁比谁先进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而是我们后来研究者的着眼点发生了变化。然而，这本书也并非每个观点都能被我接纳，最典型的是其“告别革命”的一个表述。书中确实是有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些内容，然而我觉得“告别革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思考，因为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绕不开的一个部分，如果“告别革命”了，这种所谓的“不同视角”看中国现代思想史，其实无异于在日食的时候看太阳——被月亮挡住了其最关键的一个部分。思想史永远不应当脱离社会历史而存在。会这么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就中国当代发展的情况，不少学者都认为一切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红色经典在中国的传播都是典型的成功传播。虽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过犹不及的现象，但是总体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红色经典确实在中国民间产生了非常良好的传播效应，绝对不是应该随意被绕开的点。这也是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需要注意的一个点：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传播方式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接受？世界上共产党有很多，为什么极少国家能像中国一样，马克思主义在民间广为流传？邹振东在其《弱传播》中对十月革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评价：“炮弹的威力只在有限的范围，而炮响的能量却可以借助传播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十月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大家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庶民的胜利》引起了广大人民逐渐的认同，因为他们自发认为马克思主义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而自己的利益和努力会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中国长久以来的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遗产与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不仅毫不相干，甚至有相互冲突的情况，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作者们需要构建一套自己的道德理论体系，来彻底改造民众。李大钊的“到民间去”的号召，对于“改造精神”的强调，以及对大众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宣传和解释，再到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经验的总结和提…

《白洋淀纪事》中《光荣》读后感 ——没有格局，难有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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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12-25T23:08:00+08:00
description: 看完《光荣》，想着随便写点什么。当然这只是一时兴起所写，也许经不起推敲，姑且放在这里。我我注意到，小五的丈夫原生在参军抗日后，小五慢慢开始变得懒散，她开始和她的婆婆吵架，并和周围的同样是丈夫去参军的夫人宣扬“光荣无用”，并且对着秀梅嚷嚷着要离婚，还对于很多家庭在送儿子参军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其性质实在是非常恶劣，完全不考虑国家大局，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在文章的前面部分，可以看到虽然小五是原生他爹打牌九赢来的，可能本来就和原生没有什么感情，所以找了这个借口和公婆大闹一场，最终嚷嚷离婚。这并不是女性独立意识的问题——因为小五并不是追着自由爱情或者拥有一个更好的独立的生活而离婚，只是单纯因为原生参军而怄气。从原生父母的反应上看，他们属于老好人的类型，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媳妇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所以抛开原生参军不谈，事实上小五的生活并没有受到传统婆媳关系的压榨。而且，有些事情是作为一个人就应当做好的，不管家中是丈夫还是妻子去参军，另一方默默等待着有情人的归来，本身是一个值得赞颂的事情。自己的丈夫或妻子为国效力，保家卫国，而另一方就在这期间照顾好家中老小，也算是让前线的将士们不需要担心后方起火，本身是一种支持国家和军队的表现。从小五到最后原生光荣归来被人们欢送着游街时也闭门不出的举动，我认为这本身是一种对于光荣的拒绝承认，而并不是没脸见人。从她前面的表现可以看出，她对所谓的光荣真的不看重，就算得到了如此殊荣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她或许在想的仍然是：原生还要去打蒋介石，这男人就想着没用的光荣。这就是小五没格局的地方，但凡她不离开原生，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至少也能评个光荣之家，沾沾原生的光，享受更好的待遇。秀梅则大大不同，读完文章后我是真心对秀梅产生了佩服的。而在秀梅的反应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秀梅她自身的想法和小五的区别。秀梅她是一个有很大格局的人，始终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首位，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危亡是眼下最大的问题。她甚至为了给村里其他女性打榜样，还暂时放弃了结婚，这种牺牲自己来调动民众坚定信念的思想觉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不禁让我感叹这确实是一个好干部。而且在后面，她在小五离开原生的公婆后，主动帮原生的公婆办家里的事，连秀梅的父母都觉得她帮得太过了。我觉得秀梅这种做法，既是出于青梅竹马的感情和对原生家的帮扶，也是对一种错误的思想观念，一种没有格局、目光短浅的思想观念的坚决抵抗，让人们看到，一个心系国家大事的女性形象是什么样的，这才是一个有格局的人。这样的女性值得我们钦佩，她的事迹和思想观念也值得大说特说。没有格局的人，最终成不了大事，目光短浅而不识大体的人，她们只看得到眼前的利益，不会管理自己的情绪，不会遵守基本的道德，也不会思考国家事情，她们只在乎自己。一个有格局的人，她具有整体观，能够不拘泥于眼前的苟且，还能看到自己的行为对于未来、对于大众的影响，有着让人惊叹的大局观，这样的人，她必能成一个大事。只要怀抱有格局，只要愿意投入和付出，到了最后就一定会有收获，就像秀梅最终等回了原生，就像小说里没有明说的、也许可能发生的美好爱情婚姻。

读《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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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12-13T12:14:00+08:00
description: 新中国成立后的那个时代，国家与国家间的联系已然非常紧密，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世界文学的影响，吸收世界文学的资源，并产生一系列的文学作品和评论著作，或是艺术倾向和好恶。这些创作和倾向，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读完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后，我对世界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发挥的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这本书所涵盖的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影响了的世界文学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是洪老先生能够全面分析问题的重要保证之一。从艺术类型上讲，它包含了剧本、小说、电影等多个方面；从国别上来讲，它包含了苏联、西欧、日本等国的创作；从性质上来讲，它包含了反华的、现实主义的、政治化的多种作品。以洪老先生在《1954年的一份书目》章节中所提到的来看，当时国人已经对世界文学在进行研究了，但是这种研究是颇具有时代特征的。在书单中，苏联的作品是具有绝对优势的，而西方国家则被笼统归入“其他各国”中，而且除了少数能够明确在意识形态上没有问题的作家外，当时世界上的作家都几乎未被列入书单。我认为，这一点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思想文化领域还有所顾虑的表现，也是那个时代下聚拢人心、强化信念的一种手段。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内有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作乱，国外也有帝国主义国家试图扼杀中国，在这个时候狠抓文化层面的内容，是很有必要的，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巩固政权的正确举措——正如今天在美日等国的舆论战和台湾地区分裂主义者的捣乱中，政府也强调要狠抓意识形态一样。这份书单中，能够看出顶层设计对世界文学的选择性吸纳，以及对中国文化界所做出的规范和把控，映照出独属于那个时代的当代文学世界文学关系。书中还提到的不少文章，都是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世界文学作品。在这本书内提到的世界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中，可以从政治和文学本身的两个角度进行解读。首先，政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被严加把关，因此在世界文学进入中国时，也会包含有大量的内容。我想从政治在世界文学与当代文学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一角度，来谈一谈这本书中相关的内容，以及我的收获和理解。政治诗《〈娘子谷〉及其他》当时在华的传播是相当受限的。政治上来看，这部作品的定位是内部传阅的作品，也就昭示着这部作品在当时的意识形态视野里看来是有问题的：在那个时候，中国国内有对叶夫杜申科其人的大量批判。这导致就算叶夫杜申科在苏联国内受到了很大的赞扬，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诗作在中国文坛上也不被人认可，难以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关注，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当代文学充斥着《边疆新苗》《沙家浜》这样的“革命作”，世界文学几乎销声匿迹，连社会主义阵营的作品都难以被看到。然而，时间进入到八十年代，随着思想的逐渐开放，大多数世界文学被重新发现，叶夫杜申科的作品也便重新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中，一跃而成正面形象，仿佛过去的批判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前的时间里，世界文学想要对中国当代文学做出一定的影响，首先受到了作者本人身份的制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里，对于作者本人或所属的一类人的批评，会由于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使得这部分世界文学无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坛中掀起比较大的风浪。例如，在文革时期，高尔基被认为是反动作家，就算他曾经受到了广泛的追捧，他的作品也是马上被禁止传播，一直到改革开放才解禁。此外，在西方左翼做关于现实主义边界的讨论的时候，中国当代文坛对于它也是持有批判、封闭保守的态度的。改革开放后，世界文学在中国的引入则有了“去政治化”倾向，同时思想解放也让文化更加包容，不少以往难以接受的作品也慢慢被人接受，一些先前觉得不能容忍的理念也重新进入到大众和作家们的视野中。根据余秋雨在回忆录中的记载，连原先在军垦农场负责收“反动书籍”的齐华，也都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同时余秋雨自身的创作也逐渐有了世界级的影响。这意味着文革后，世界文学能够更加畅通地在中国当代文学文坛上被传播、阅读和借鉴，也让中国当代文学更好地传播入世界文学中。然而，并非所有意识形态上存在问题的世界文学都不能进入中国当代文坛中。比如与《〈娘子谷〉及其他》相反的，是反华剧本《德尔苏·乌扎拉》在中国的待遇就大不相同。这部剧本内包含着大量反华的内容，却能够被引入到国内，甚至其相关批判作品被新华社当作新闻稿进行发布。这种情况的产生原因在书中已经点明：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这部作品在日本的民间和报刊上掀起了一股批判的风潮，被批判是“挑拨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这点事实上是符合我国宣传口的论调的。这个反映出了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反动书籍都会被卡在外面，有利于宣传的会被很容易放入，而不利于宣传的则被严加把控。然而这些被放入的书籍，很难起到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影响的效果，因为对于这些作品，国内主要的创作方向是“批判”“大字报”等，官方对这些文学成立的…

《中国史学入门》读书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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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2-11-12T10:49:00+08:00
description: 中华历史博大精深，一直为我所神往。这几周来，我阅读了何启君对顾颉刚先生访谈整理而成的《中国史学入门》。在书中，我看到了历史之紧密维系，文化之绵延千里，也了解了许多从未听闻的知识，受益匪浅。书中的内容也很值得发散，结合先前所学、所闻、所见的内容，思考书中未明确提出的现象。第一章：中国民族史脉络书的第一章中，第一节就打破了大多数人持有的两个错误认知；在第二节中简要介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内容包含了民族、文化、地域等内容；第三节则对中华文化中各民族之祖——以盘古、三皇五帝和尧舜为主——进行了叙述。其中很多内容，特别是第一节的两个说法，让我认识到自己原本拥有的知识储备很有可能是待争议的，我依然需要深入学习去了解各种观点。第二节让我印象深刻，我意识到文明沿着中华道路一步一步发展，其绕不开的，始终是民族问题：中华民族内部的问题、中华民族与外族的问题。从书中能看出，如何处理这两对关系，是历代政府一直在想办法解决的问题，不同政府的不同处理方式，相应地会产生或好或坏的结果。第三节中，盘古之神话，三皇五帝之事迹，尧舜之统治，如今已十分模糊。千百年来，中国人把他们敬仰为自己的祖先，但我们对于中华民族祖先的认知，确实还不甚清楚。第二章：中华早期的文字与典籍第二章是提到的是古代中国的重要典籍。从中国文字起源到儒家经书，从诸子百家到其他战国古书，顾老先生一一讲述。顾老先生在书中还提到，战国时期的不少记载在秦朝统一后烧掉了不少正式记录，使得众多的子书成为了研究战国史和思想史的重要工具。第一节讲的是甲骨文。如今被批判的算命占卜，却成为了我们研究商代文字和历史的一个重要来源，毕竟，占卜所记载下来的，真实性往往是很高的。看到顾老先生说“更早，是否还有文字，要看将来出土的东西”时，我不由得想到曾在纪录片《中国通史》中看到的一个说法：近年来出土的夏朝的铜器上有零星的符号，虽难以破译，却和当今水族文字“水书”在部分符号上完全一致。也许有朝一日，中国的文字能再往前推一个时期。中华民族先祖们的面纱，一定会在日后的考古中逐渐被我们揭开。先秦时期中国的文化确实已经很发达，礼乐射御书数涵盖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子百家和多种多样的书籍在当时的中国出现。先秦时期的人们，以何来完成这样的思想盛宴？顾老先生在书中虽然并未明说，但我也能依稀看到蛛丝马迹：这种情况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一方面，是逐渐丰富的劳动、宗教和娱乐生活。最体现这一点的，就是《诗经》了，顾老先生在书中对《诗经》的描述甚少，但它包含了我们先民最为纯情、最为自然的歌唱，其折射出的思想文化背景值得关注。另一方面，是诸侯、百家并起的政治、思想交锋，在诸侯国林立的春秋战国时代，各派学说都有自己的发扬之地，而过去的礼乐传统也在经书和各派理论中逐渐被发扬或摒弃。学术的争鸣或许争不出谁对谁错，但若是一味地跟着权威和传统走，也许就永远不会做出创新来。第三、四章：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第三章和第四章，讲到的是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包含了正史和杂史。正史从《二十四史》为主干散发出去，细数了《史记》《汉书》《唐书》等作品，同时也提到了历史小说、民间故事和正史之间的关系，比如《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之间真实与虚构的问题。杂史也是分时期叙述，可以看到杂史作品颇多、体裁不一、内容相当发散、覆盖面极广，《世说新语》《大唐西域记》等有名的杂史赫然在列，顾老先生为我们展现出一幅了中国杂史的画卷。其实，对于《竹书纪年》《战国策》等本是第二章中提到的作品，我认为它们似乎与史书放在一起却更加合适。虽然它们部分的真实性存在疑虑，但是不可否认地，它们也算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作品，我想顾老没归到第五章的原因，应当是它们的时代属于第二章罢了。历史著作的出现反映出了对史学的逐渐重视。当一个民族开始重视起自己的历史的时候，这个民族就开始成长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而中华民族很早就出现并且一直延续下来的重史传统，或许也是我们在清朝之前一直繁荣的一个重要秘诀。于我而言，这两章中最让我最没想到的内容是关于杂史形式的。我对于史书的认识，长期以来是它必须是一本历史学作品，但是顾老先生在书中所提到的杂史似乎并不限于此。例如，郦道元的《水经注》虽是地理学著作，却“对于北方的历史地理很有贡献”；唐代杜甫的”三吏三别”都是诗歌，却是“最好的唐代杂史”；元曲似乎和历史并无关系，但都能“看元代的社会风貌”。甚至，我很喜欢的《阅微草堂笔记》都可以算是杂史。这让我自己对于杂史的定义在看完这一节后是大大开拓了。而从文学作品对历史研究的这个角度，结合我中文系的专业知识，让我对“文史不分家”这一概念有了更新的认识：文和史上双向的，并不只有史学对文学创作有贡献。历史对文学的贡献自然不必说。同时文学所记载的，后世都可以解读出那个时代的风貌，例如书中所举的《金瓶梅》中可以看出明朝上层的糜烂生活的例子。也许作家无心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