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造者，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以为主要代表人物。孔子的形象在中国是一个不断沉淀、变化的过程。而在《论语》出海后，在欧美和中东等地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地人对孔子也有了一定了解，然而在文化壁垒的隔阂下，对孔子形象的建构也由于种种原因产生了异变。因此，分析孔子在不同地区形象差异及其成因，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华传统文化在不同视域下的模样。
一、孔子的中国形象发展历程
1.传统社会下的孔子形象
(1)“圣人”形象
在孔子本人看来，“圣人”是一个道德崇高、品德完满、常人难以达到的道德水准，而孔子自己还远远未达到他自己所提出的“圣人”标准。 正如《雍也》篇记载的：“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虽然孔子自称是“秉承天命”，但他始终认为，自己只能算得上是“君子”。然而，就算孔子这么定位自己，却还是被加上了“至圣”的标签。
早在孔子还在世的时候，孔子就已经被其弟子贴上了“圣人”的标签，《子罕》篇里面写道：“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可见在子贡的眼中，孔子本人就可以达到“圣人”的标准。虽然《论语》中类似的表述并不多见，但也可以看出在孔子尚未去世时便已经被一部分人称为“圣人”了。
到了汉代，董仲舒略微改变了圣人的标准，使其变得更加宽泛。一方面，董仲舒认为理想中的君王——例如尧、舜等都算“圣人”，是“天施符授圣人王”。另一方面，董仲舒继承“德行出众”的这一基本道德内涵，并将“仁义”当作首要的评判标准。而一方面孔子有着出众的道德内涵，另一方面孔子虽未成天子，但董仲舒又给孔子冠上了“素王”的名号。因此在董仲舒的标准下，孔子配得上“圣人”的称号。而董仲舒作为朝中之人，这一行为可以相当于在官方层面上让孔子定性为“圣人”。
从此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孔子都是以圣人形象出现的。晋代文学家陆机就曾写道：“孔子睿圣，配于弘道”；唐朝诗人杨炯也说：“备物致用，莫大乎圣人”；明代学者陈献章也写道：“惟我先圣孔子，道高如天，德厚如地”。程朱理学也将孔子捧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位，程颐和朱熹都有对孔子的赞扬言论，如“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等。各种称号也是纷至沓来，例如宋真宗时期的“至圣文宣王”、明世宗时期的“至圣先师”、清顺治帝的“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不只是封建王朝，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也为孔子封了“大成至圣先师”的名号。这些名号都体现了主流观念对孔子“圣人”地位的肯定。
(2)“神明”形象
孔子的神化起源于西汉中期，《论衡·实知篇》记载：“当时儒者论圣人，以为前知千岁，后知万事，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故称圣，则神矣。”由此可见，在汉朝时期，许多儒生已经将孔子“神化”。而原因就要从《论语》中寻找。
《论语》中提出了诸多政治主张，其中有包含“礼”的，例如《里仁》篇中提出的“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八佾》篇中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也有关于官员做法的，例如《为政》篇中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还有关于正确治国方法的，例如《公治长》篇中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部分言论教导朝廷如何治国，在当时的人看来，是一种上天的旨意，秦朝之所以短命就是因为没有听孔子的言论。更重要的是另一部分关于上天的言论，例如《八佾》篇中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教导人们要听从上天的指示，违背了上天就要受到惩罚，这种表述的形式和佛教、伊斯兰教都有相似之处，因此像是一种“天赐之音”，孔子则是传播“天道”的人，来教导人们要顺从天意。
而儒生对孔子的神化逐渐引申到政府政策，除了董仲舒的功劳，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便是西汉时期连年征战、统治集团内部问题频出、自然灾害频发，导致社会不安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孔子所提到的祭祀之“礼”被人们想起来——诸如《八佾》篇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学而》篇中“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样关于祭祀的话，并将这类言论与“天道”相联系，认为是对孔子的祭祀安排不够诚恳导致上天不满。于是在儒者梅福的建议下，朝廷封孔子为商汤后代，接续先王的祭祀。到了东汉，孔子正式被封为国家的公神，自此之后，孔子被民众逐渐赋予民间神灵的职能。北魏时期，孔子甚至成为管生育的神，有“孔丘送子”之说，引来许多妇人祭拜。到了唐代，政府要求每个县都要建孔庙，一年要在春季和秋季分别祭祀孔子一次。宋代，孔子又增加了“得官升迁”“助佑学业”的职能，相当于主管事业、学业的神。而到了清代，孔子祭祀更是一度成为和祭天、祭皇族宗祠同等级别的“大祀”。在整个过程中，孔子“神”的地位逐渐越来越高，民间对孔子的神化和崇拜也愈发强烈，在明清时期的闽南等地，民众称孔子为“孔子公”，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私祀活动，并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祭拜礼仪。
2.明清及近现代孔子形象的转变
近代以来，产生了大量对孔子的质疑。这种质疑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清一代，那时有以泰州学派、李贽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士子开始利用诸子之学抨击儒学正统。李贽就对人们追随孔子之道的做法非常不屑，认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 李贽.《焚书》（上）[M]. 北京：中华书局. 2018 年版, 第 89 页]可见此时，随着儒学逐步走向僵化以及新儒学的产生，知识分子对孔子的思想理论产生了一定的质疑。而这为数百年后新文化运动中“非儒批孔”的思潮奠定了基础。
到晚清民国时期，对孔子的批判日益加剧。1907年6月，《新世纪》创刊号文章就对孔子的圣人形象进行一番质疑和批判，认为孔子只不过是比别人多识几个字，通世故，略懂人道，才收受到愚人钦敬，这种圣人其实是野蛮时代最狡猾的人。《新世纪》的另一篇文章《排孔征言》中则将孔子形象添上了专制的符号，明确指出必须展开“孔丘之革命”。虽然1913年袁世凯的《尊孔告令》在政府层面再次“尊孔”，但是知识分子引发的新文化运动只是将孔子的形象打得更臭。新文化运动非儒批孔的理论资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借鉴西方科学、民主与自由思想，强调革命与进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及孔子之道；二是继承晚清以来诸子学研究，挖掘诸子思想资源，批评儒家文化及孔子思想。这段时间，易白沙等人率先发难，推翻了董仲舒的孔子“素王”说。后来，吴虞、陈独秀和李大钊也加入这一行列中，从不同角度开启了对孔子的征讨，孔子形象成为了“封建代言人”。
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孔子的形象也有明显的变化过程，主要是“文化遗产”和“封建代言人”之间来回变化的过程。在前期，毛泽东孔子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并且对孔子关于学习的话是比较认同的，例如《公治长》篇中的“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毛泽东就非常认可，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明确指出“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毛泽东还曾肯定地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第534页]，将孔子及其思想定性为“文化遗产”。然而，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结束了，1945年往后，关于孔子的研究锐减，在1966年之后孔子更是再度成为“专制代言人”，各地出现了大量破坏孔庙的现象。改革开放之后，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逐渐被人们接受，并成为了文化出海的一种重要策略，也是社会道德准则的一个重要来源，可以说孔子在这一阶段又成为了“文化遗产”。
综上，近代以后孔子的形象一直在“封建代言人”和“文化遗产”之间变动。晚清以来“非儒批孔”的思潮持续着冲击着孔子的形象，他们忽视孔子思想中的价值，称之为文化改革的首要对象。但孔子思想的价值最终被人们看见，并成为了一种财富，孔子的地位重新上升，但是并没有回到最初“圣人”“神明”那样高位的形象了。
二、孔子在西方国家的形象
1.《论语》出海与西方理解的孔子
《论语》向西方传播的过程始于15世纪。1687年，四位来华传教士合作，将《论语》翻译成了拉丁语版本——《中国哲学家孔子》，将孔子思想介绍到欧洲。这部作品在巴黎出版，成为耶稣会士的传教指南，也为推广基督教提供了根据。这部作品呈现了儒家经典的逻辑性特征，并且用西方的逻辑学术语予以解释。随着该书的问世，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经历了从“耶稣会士的中国化”到“18世纪哲学中国热”的重要改变，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欧洲启蒙文化的外部基础。
《论语》的第一个英译本则是由美国政治家、文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翻译的《孔子的道德箴言》。富兰克林“受孔子道德观的启发”，在《论语》的基础上创设了13条美德。美国建国时期的政治家们，在《独立宣言》的起草时也受到了孔子的教诲，甚至在整个美国立国初期，孔子以“18世纪启蒙运动守护神”的形象出现[ 阿尔弗雷德·霍农,郑春光,韦芊宇.儒家思想：美国文化基石中的中国理念[J].文史哲, 2022(01):16-26+165.]。美国的国父们借助了儒家道德哲学来强调个人美德和公民道德，促进了美式“社会道德”的形成，也为美国日后的“民主制度”的运转起到了一定的基础性作用。
除了这两个先驱外，在西方的工业文明日渐发展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兴趣，翻译《论语》的学者规模也日渐庞大，越来越多的学者——例如里雅各、安乐哲、林语堂、庞德和马歇曼等，都参与到了《论语》翻译的工作之中来，各种版本的《论语》让人眼花缭乱。然而，在这段时期的《论语》翻译中，首先出现了一批有意或无意的误读。例如《学而》篇中“人不知而不愠”被马歇曼翻译为“没有知识又不嫉妒他人”，以及“吾日三省吾身”被韦利翻译为“我每天在三个方面作自我检讨”，还有《八佾》篇中“郁郁乎文哉”被安乐哲翻译为“周的文化多么繁茂”等。这些误读虽然在理解上有差异，但整体而言，孔子仍然维持着其“思想家”的形象。
随着《论语》的传播，一些大家也对孔子形象开始了二次创作。萧伯纳为了讽刺当时的英国社会，又担心受到政府指责，便借用东方思想家之口来进行批判。萧伯纳在其戏剧《千岁人》中塑造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孔子”，来达到这一目的。这部戏剧中的孔子虽然仍然是以“圣贤”的形象出现，但是孔子在剧中有了世俗职务——管理英国事务的总秘书长。他的两次出场都是在英国政府首脑的请求下出现的，目的是“解决一个智力上的难题”，而“孔子”也在剧中对英国的议会政治、民主自由、国民劣根进行了一番讽刺和批判。在这样的塑造下，孔子被塑造成了一个充满智慧的资本主义抨击者形象。
虽然有着这些对《论语》和孔子的异化，但是孔子的形象在这些误读中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在美国国父们“启蒙运动守护神”的塑造和萧伯纳“资本主义抨击者”的形象塑造下，整体而言是一种代表着伦理道德方向、社会发展方向的人物。
2.大众娱乐带来的“滑稽”形象
而在高知群体之外，西方民间对孔子的认知就比较奇特。他们不像上层知识分子那样，真正关心《论语》里面说过什么、思想内涵是什么，而是将孔子当成一种娱乐、潮流来追捧，在这样的情况下，民间对于孔子的形象建立就与知识分子界产生了脱离，产生了一种“滑稽”的形象并在美国的时间和空间上都广为流传。
20世纪30年代，美国掀起过一阵“子曰”热潮。最初，是一个叫沃尔特·温切尔的美国八卦作家在报刊上开设了一个叫“子曰”的专栏，这个做法很快被美国电影喜剧演员、广播家杰克·本尼采用，在他的广播节目里也开始说“子曰”，到了四十年代，“子曰”甚至成了美国一种风潮和爆款。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莫名其妙的言论被安到孔子身上，或是用很滑稽的“中式英语”来编造孔子的话，以此抹黑中国文化并取得娱乐——例如“Girl with future should beware of man with past”这种世俗化严重的言论。这种做法的后果就是像国内的“鲁迅说过”一样，一大批的“子曰”在国外变得真假难辨，甚至让伊万卡·特朗普都在2018年6月的推文中，无意错用了这段时期一个体育杂志编造出来的孔子言论“Those who say it can not be done, should not interrupt those doing it”，引发网民的疑惑。可见这样的一种大众娱乐化的浪潮在美国社会范围之广、影响之深。
这种“滑稽”形象的出现，除了美国人对华的歧视、刻板印象等带来的恶意曲解和娱乐，更重要的是大众媒体的劣根性——追求流量。不过，媒体这种娱乐在舆论学中算是“外主流舆论”，与中文互联网上“杜甫很忙”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在“嘻嘻哈哈”的氛围中进行传播，而孔子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在美国民间有较大的传播。这种氛围并非完全有害，若是稍加引导若是能够无害化地存在，那么就能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一大重要助力。
三、孔子在中东的“铁血使徒”形象
1.《论语》在中东的误读
《论语》进入中东的过程是中国政治、文化影响力扩大的结果。随着中国的日渐强大，以及中东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危害的警觉，中华文化在中东世界的影响力也慢慢变大。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中东人开始对中国强大背后的非物质因素——中华文化产生兴趣。然而中东人在研究《论语》的时候，彻底误读了孔子的形象，将其由一位“文人”变成了一位“武夫”，由一位“思想家”变成了一名“使徒”。
2023年3月，阿卜杜拉·塞纳维在阿联酋《海湾报》上刊登了署名文章《中国作为变化世界中的超级大国》，对中国日渐强大但仍宣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这一现象给出了自己的分析。在文中，阿卜杜拉提到这样一句话：“中国并不急于扮演什么强大角色，而是遵循其哲人孔子的教导，耐心地坐在河岸上等待敌人的尸体日夜不停漂过”[ 阿卜杜拉·塞纳维. 中国作为变化世界中的超级大国[N]. 海湾报. 2023年3月19日]，这是对《子罕》篇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误读，阿卜杜拉将“逝者”误译为了“逝去的人”，这样一来“如斯”也就随着语境的改变而变成了“多”，将一个感叹时间的文人硬生生转变为了铁血杀人狂。无独有偶，据观察者网报道，2023年12月3日半岛电视台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转述了一个据说是引自孔子的名言：“在踏上复仇之旅前，先挖好两座坟，一座为敌人，一座为自己”。这很明显也不是孔子说的。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来源是美剧《复仇》的开篇，根据中文字幕组的翻译，最接近的也许是《为政》篇中的“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而这很显然也并非孔子的本意，按照当代其中的一种解读，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从事于异端邪说，这是一种祸害”，是一个批判不正确的学术研究、强调专注于“正道”的彻头彻尾的文人言论，与“铁血”“破敌”什么的毫无关系。
此外，中东人眼中孔子还是充满力量和智慧的“神的使徒”，是上天派下来传播思想、宣扬“天道”的，类似于穆罕默德的存在，这点和董仲舒的观点有相近之处。在中东知识分子艾哈迈德·达都什的文章中，他将孔子称为“先知”——中东地区的“先知”（nabi’a）和汉语的先知有一定区别，并非通过自身学识和能力预测未来，而是上天派来“告知”民众信息的。艾哈迈德认为孔子是中国的“真主”派遣给中国人民的信使，是理解“天”、传播“天”的重要人物，也正是如此他的思想才能“与秦始皇抗衡”。也就是说，中东知识分子认为孔子的思想并不来自他的头脑，而是直接来自上天。
2.“铁血使徒”形象的产生原因
中东知识分子虽然对孔子很感兴趣，但他们对于孔子本人的了解非常少。虽然在中东地区已经有了不少的孔子学院，但是孔子学院并非专讲《论语》，且参与到孔子学院的人毕竟属于少数，更多的中东知识分子没有上过孔子学院。在这样的情况下，中东知识分子只能通过孔子的格言或者少量的对孔子的描述去建构一个“孔子”，用一些大众媒体拼凑的、假冒的“子曰”来讲孔子，使得真实性和准确性上有所欠缺。而这样建构出的孔子，脱离历史文化背景，一定会产生偏差。而且，孔子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符号，在当下中国日渐强大的情况下，中东知识分子也就会将这种“强大”“有实力”的形象归纳在孔子身上，将国家形象投射到个人形象上来。
此外，在了解孔子言论的时候，中东人由于长期以来对西方文化有着比对东方文化更为深入的研究，因此中东人要理解《论语》，英语就自然会成为中途媒介的唯一选择。例如前文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阿卜杜拉很可能就是采用了“It passes on just like this, not ceasing day or night”这种典型的机器翻译，它将“逝者”直接翻译为了“pass on”，才闹出了误解。而“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本身就是先在英语世界被错误翻译后，才被中东地区接纳的。由此可见，在英语已经产生了大量误读的情况下，第二轮的误读就会产生更奇怪、更让人啼笑皆非的内容，也难怪会让人产生“铁血”的感觉。
而且，“穆罕默德”模式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在中东，受到一神教的影响，中东学者会有一种思维定势——所有的伟大思想家都是依照着“穆罕默德模式”诞生的。所谓“穆罕默德模式”，在这里指穆罕默德获得思想、传播思想的故事。相传穆罕默德在希拉山洞潜修冥想时，真主“安拉”派天使向他传达上天的旨意，并授予其“使徒”身份，命他四处游历传教。在这样的思维定势下，当外国出现了一个类似的人物时，中东知识分子便容易自然而然地套用这一“穆罕默德模式”来强加在其身上。在他们眼中，孔子也是受到了上天传授知识的“使徒”，他是“福音”的本体，而他们的思想便是上帝的旨意，与自身的探索无关。因此中东知识分子无法认识到周礼和孔子思想是一个沉淀积累的过程，而非上天赐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