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土小说已经有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从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对它的命名开始，已有源源不断的小说产出。乡土小说着眼于某一地区，介绍其独特的风俗、景色、语言、传说等。在这百年的发展中，中国乡土小说已然揭示了我国丰富的乡村文化、真实的农民性格和普遍的民族心理特征。乡土小说的两大要素是“地方色彩”和“乡土描写”，它们引导着作家们的创作过程，是构成乡土小说必不可少的部分，也是最能反映乡土社会的内容。
贾平凹的《秦腔》便是一篇典型的有地方色彩的乡土小说，读者能够品出“贾平凹的味道”——独属于贾平凹一人的语言风格。他认为秦岭是“最中国”的山，因此自己的家乡也是“最中国”的地域，因此在其创作过程中，力图用最贴近实际、最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内容，向读者呈现自己故乡的时代特征、民族特征、地域特征。在《秦腔》中，贾平凹便是通过清风街近二十年的演变和街上民众的生死离合，运用富有特色的乡土语言，展现出了最“原生态”的中国乡土。

一、整体叙事的策略

文学文本的写作中，叙述视角和叙述模式是重要的要素。随着乡土文学的不断沉淀，新世纪乡土文学的叙述视角和叙述模式形成了一些“新经验”，作家们改变了传统的整体叙事策略，转而加入了新因素和新角度。而《秦腔》中所采用的叙述视角和叙述模式，就很明显地受到了这种“新经验”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之外，又加上了贾平凹自己的特色，产生了与独特的整体叙事策略。

1.情节串联方式

在上个世纪早期的乡土小说中，情节的串联往往有一条明显的主线，有这样的明显主线，读者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到正在发生什么、是怎么发生的，便于读者梳理整体情节，更有利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以乡土小说提出者鲁迅的文章为例，他的小说《故乡》中，环节是“回故乡-在故乡-离故乡”，通过叙述闰土的经历与变化，反映回乡者“我”对乡土的虽怀念但疏离感情。类似的还有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它便是完整地描写了清溪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无到有、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过程。可见，旧的乡土小说在叙事的过程中，明确的主线是很常见的做法，虽有少数的乡土小说没有明确的主线——例如《呼兰河传》，但整体来说不成气候，只是一种“旁门左道”。
新世纪的乡土小说对乡土的描写具有明显的特征，它们部分继承了旧乡土小说的“旁门左道”，明确的情节线被隐藏起来了，但这些小说并不像《呼兰河传》那样让情节线彻底消失，而是在生活百态之下仍然存在着，需要读者自行发掘。这样的叙述模式虽然让读者更难梳理情节，但能够产生身临其境之感，更富有真实性，让读者能够真切地体会到中国传统社会的风土人情。在《秦腔》中便是如此：读者很难找到完整的故事，但有一条暗藏的情节线，由生活的百态构成了故事。这种写作方法被称为“‘密实的流年式’叙述模式”。贾平凹写作的过程中，喜欢用一个人或一件事串起整个故事，而在“密实的流年式”叙述模式下，《秦腔》的写作虽然故事看起来零散，但有着秦腔戏曲和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为两大主线。贾平凹利用这两条主线，生动描绘了村庄近三十年的历史变迁，展现了中国社会转型对农村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2.乡土描写视角

在传统的乡土小说叙述中，叙述者往往是正常的“人”。依旧以鲁迅的文章为例，他的小说《社戏》中，故事的叙述者便是“我”，从“我”的眼中回忆故乡的种种，作品是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从正常的“人”出发展开叙述，鲁迅的《故乡》《祝福》等作品亦是如此。无独有偶，萧红的乡土小说也是如此：在《呼兰河传》中，虽然有“我”这个小孩的视角，但串起整个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位超脱于文本之外、与文本内形象保持相当距离的成年人视角。这样的叙述能产生一种“日记”“编年史”的感觉，让读者觉得是真实出现过的。
然而随着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出现，这一叙述传统被打破，叙述主体出现了反常态化的趋势，出现了选身体缺陷者、精神缺陷者，甚至是非人类物种作为叙述主题的情况，这充分展现出当下乡土文化中独特的叙事风格。例如莫言的《生死疲劳》，叙述者便是一个患有“大头病”的婴儿，在讲述他经历了变成驴、牛、猪、狗、猴的六道轮回。而贾平凹在《秦腔》的叙述过程中安插的“观察者”同样并不像过去那样是“正常人”，而是选择了“疯子”张引生来进行叙述。因此，《秦腔》在叙事视角上理论上属于第一人称限知视角，且是一篇单层次的第一人称小说。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秦腔》的“新经验”就反映在文本中运用了幻化、转述等笔法——例如张引生可以附身在动物上——突破了限知视角的限制，虽然看着这样的叙述不符合科学，但是作为“疯子”，张引生的这种思维的跳脱似乎又有其合理之处。这种笔法使张引生可以亲眼见到一系列他不在场的事情，给人更加广阔的联想空间和观测自由度，让整体的叙事更为饱满和完整，更好地表现人物的形象和乡土社会的特点。

二、地方语言的运用

语言特色是文学作品的基础要素，它决定着作品的高度与深度。作家的创作是否成功，并非取决于他的作品数量，而在于其作品是否具有独特特质。作家的创作特色彰显了其个人风格，每部优秀的作品、每个优秀的作家有独特文学风格和语言特色。在《秦腔》中，贾平凹通过语言、名词等多种富有乡土气息的要素，展现了秦岭一带的传统乡土社会的面貌及演变。《秦腔》犹如一泓清泉，传递着贾平凹对故土的深厚情感和对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深刻反思。
在《秦腔》中，贾平凹运用了大量的民间语言、俗语与方言，对文章的叙述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也是乡土小说“地方色彩”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贾平凹在作品中运用的地方方言有多方面的考量。

1.语言的通俗化与朴实化

贾平凹反对将文本的语言变得高深难懂，自九十年代以来，贾平凹便希望运用精炼的口语、说话的风格、“聊家常”一样的氛围来与读者谈天，从而达到“说话体”的效果，使人在阅读过程中有轻松、快乐、亲切的感受。这种写法让语言变得朴实、通俗。贾平凹在书中，掺杂了一定数量的俗语和谚语，使语言通俗化。例如“年好过，月好过，日子难过”，这句话在宛光《河东谚》中有记载，是指年份一年年往前，月份一年年往前，转眼一年年一月月就过了，只有这一天接一天的艰苦日子望不到头，最是煎熬。再如“清风街的故事从来没有茄子一行豇豆一行，它老是黏糊到一起的”这一句，将一个抽象的话语，利用与乡土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作物，让人了解了清风街故事中“粘稠”“交织”的特点。与文艺的语言相比，贾平凹利用朴实、通俗的语言，展现出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这样的做法也能降低理解门槛，让作品有更多的吸引力和艺术感染力。

2.反映地域特征和人物性格

地方方言既充分展现了地域特征，又可以更好地表现人物性格。贾平凹的方言使用是让作品的表情达意更加精确、传神，更反映人物的性格。在《秦腔》中有这样一句话：“他一边敲一边唱，声音干炸脆响，脸色就挣成猪肝。”这句话中，“挣”的大致意思是变，突出了男角唱起秦腔时，是铆足了劲在大声“吼”，卖力到连脸色都红得发紫，惟妙惟肖地展示了将乡下人吼秦腔时的神态与特点，颇有“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的气场，而这是“变”字或其他白话词汇无法表现出来的效果。
另外，还有一些短小的字词在文中的使用也让文章充满了生活气息，比如“喧？”这个语气词比“聊天吗？”更接地气、更随意，让文章的语言更富有民间气息。此外，还有诸如“碎鬼”“胡扯筋”等，从流变上看，这些并不全是原生的陕西地方方言，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流动性和包容性，以及中国语言的多样性和可变性。

3.幽默诙谐的美学蕴含

它让文章变得接地气，还能起到一定的幽默诙谐作用，避免死板的书面语或普通的口头语讲述，具有独特的美学蕴含。文章中的人物会说一些充满土气、粗俗的话，毫不遮掩地展示中国乡土社会人物的真实形象，更加突出人物性格和地域特色，也增加了叙事的幽默感。例如，文中白恩杰对张引生说：“我说你很穷，他说老鸦不嫌猪黑。我说你没有那个，人家还是不嫌，说只要能有碗饭吃就行。”张引生说：“吃屎去！”一般来说，“老鸦不嫌猪黑”和“吃屎去”这种粗鄙之语难登大雅之堂，但贾平凹在作品中运用后，充分表现了陕西地域的语言特色，以及张引生讲话的直来直往。再如戏场中的争吵“一个说：狗年快完了，你还叫啥哩？一个说：猪年还没到，你便拱开了！”一来一往，语言幽默风趣，引人发笑，但又不会偏离人物的性格特征，既融入了中国传统的生肖，也符合乡土中国的农民生活。此外，还有夏天义语言中“淡话”“日怪的很”这类词，也是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语言，这种民间土话放在文中，以诙谐轻松的文笔，辅以让会场安静下来的剧情，展现出了夏天义威武、高大的人物形象。

4.暗藏于文本的哲理性

在文本之中，还具有一定的哲理性。贾平凹在叙述过程中，利用通俗的语言，让人感受到背后的哲理。例如“你收过核桃树上的核桃吗，用长竹竿打核桃，明明已经打净了，可换个地方一看，树梢上怎么还有一颗？再去打了，再换个地方，又有一颗。核桃永远是打不净的。”这话看似只是在形容清风街上的故事，但却是运用朴实的语言讲述道理，引发读者的思考：生活中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看到了一面的事物，自以为了解了全貌，但换一个角度看就又会有许许多多的内容是没有被发现的。
此外，文章中还透漏出作者希望中国乡村走出困境的愿望。《秦腔》描绘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种种姿态，其中不乏一些丑态。例如村干部的腐败与不当作风、狗剩等乡民遭遇的悲剧、迷信思想带来的危害等等。贾平凹将这些事情“记录”下来，向读者展示了中国乡村生活与文化逐步走向解构的过程，表达了作者希望以自己家乡为代表的中国乡村能够摆脱没落、向下、沉沦的美好期望。

三、乡土环境的塑造

贾平凹在文章中重视乡土环境的塑造，因此在叙述的过程中，夹杂着对自然、人文等侧度的描写，让读者感受到在人物的言行之外，也有着许多反映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特征的内容，更好地体会“原生态”的乡土社会。

1.环境塑造的反常

绝大多数的小说都会进行环境描写，其中分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描写。传统的乡土小说往往两者都会有所涉及，例如《呼兰河传》就是两者皆有的：自然环境来说，开篇就是对严冬环境的描写，后续又有对火烧云的描写，还有河岸旁植物的描写等数不胜数；在对呼兰河城介绍的时候，则介绍了招牌、广告等人文介绍。在《呼兰河传》中，从自然环境的描写的部分和人文环境的描写的比例上看，自然描写比人文描写还是更多一些。
《秦腔》的自然环境描写在文章中较少，且大部分是为了推进情节、表示时间流逝的天气相关语句。贾平凹在文章中更加看重的是人文环境的塑造。乡土小说中，自然环境的塑造更注重对自然环境的追求和对山河草木的赞美，相比之下人文环境更能反映出乡土社会的现实。例如文中夏天义倚在药铺门上时，贾平凹对门上的新对联的字进行了描写：“开方观人脸面；打针只对屁股”。一般来说，对联是表达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的，但在药铺上的对联，却是充满土气、完全为医药行业服务的话语。由此可以看出药铺主人对生活和行业的态度，以及乡土社会的异化情况。再如对竹林关上的骡马会馆历史和现状的描写，也是对乡土文化的一种记录。贾平凹对清风街人文环境进行了大量的描写，让身边之物营造乡土氛围，使文章充满了乡土“原生态”的环境塑造。

2.姓名中的乡土环境

中国的传统农村社会有“贱名好养活”的观念，民间百姓认为给小孩取一个不好听的名字，可以让鬼魂厌恶，从而避免孩子的魂魄被勾走，使孩子更加健康和容易养活。这种观念反映了古代人们对于生命和健康的关注，以及他们对鬼魂和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和恐惧。因此，传统农村会用比较下贱的字眼给自己的孩子取乳名或小名，甚至会逐步定型成对孩子的称呼。虽然随着新中国破迷信的进程逐步展开，绝大多数人已经不再普遍接受这种观念，但在国内一些相对偏远的地区和少数的地域文化中，仍然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的影响。
清风街就是仍然受到这种传统影响的一处地域。在文章中，大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有比较正经的名字，例如村支书、村委会会计、妇委会主任等的名字都是很正常、甚至有一定文采的名字。而普通村民的名字上，就能够找到传统的“贱名”。例如赤贫村民“狗剩”，夏天义的第五个儿子“瞎瞎”，图利而凶恶的“三踅”。这些名字大多都有不好的寓意，以“狗剩”举例，这个词原本指代的是“狗吃剩的食物”。再如“踅”，这个字的意思是“单足行走”，寓意也是不好的，然而仍然被当作名字的一部分用在了李三踅身上。贾平凹在文章中塑造出的这种现象，也是农村社会分化、阶层分离现状的表现。

综上可知，贾平凹在写乡土小说时，在叙事模式、语言使用、环境塑造等层面，有着自己的独特风格。《秦腔》正是在这种风格下，展现了清风街近三十年的历史变迁，反映地域特征和人物性格，用幽默、通俗而富有哲理的话语展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面貌。让读者真切感受到贾平凹笔下的乡间气息，在分析文章的过程中品出秦地的一番独特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