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臣闻近日军事责成李鸿章，朝廷念其前劳，畀以重权，深谋密计，胥归主裁，我皇上垂眷勋臣，远超前古，苟其尚可支持，臣亦何必多言，阻挠大计？乃臣广采舆论，细察情形，知危急之势莫如今日；而李鸿章膺此巨任，竟有万不能胜者。事关安危，臣若知而不言，何以对皇上？谨将该督臣之种种贻误及近日事事荒谬，敬为我皇上沥陈之。
该督身膺疆寄数十年，其昔日攻粤、捻诸逆，以洋人得功，遂终身以洋人为可师，而不知改变。从前法人滋事，该督傍徨无策，幸而不北来，得以无事。当其时该督谓无海军，以致不能出海，于是创办海军，糜帑千数百万，而至今不能一战。是李鸿章之贻误大局者一。
此次战事，实为李鸿章因循怠驰所酿成。当日若从汪凤藻、袁世凯、叶志超益师之请，豫先进兵，何至险要为倭所据、韩王为倭所虏，使敌人著著占先而我兵无可进之路？乃该督事事听洋人怂恿，大堕缓兵之计。是李鸿章之贻误大局者二。
牙山之捷，趁此声威，添兵迅剿，足慑敌胆；乃任其孤军无援，置叶军生死于不顾。高陛轮船载兵前往，日本奸细打去密电，致倭艘截击海口，歼我士卒，而不能先事觉察，豫为防备。是李鸿章之贻误大局者三。
丁汝昌關茸无赖，不能察之于平日；至临事之畏缩不前，又复曲为回护，而不立正军法以激励将士。是李鸿章之贻误大局者四。
获敌奸细，不加穷究，且欲纵之。知敌装煤米，不复过问。又听他国洋人之策，意欲主和。平壤顿兵，该督不令攻打，显违诏旨，无复人心。是李鸿章之贻误大局者五。
当未奉决战谕旨之先，欲倩俄人打倭，计不遂；又欲倩英人打倭，计又不遂。及圣谕煌煌，该督亦自知堕洋人狡谋，仰屋吁嗟，寝食俱废。近更忽明忽昧，坚愎自用，凡言战者，辄加斥责；而又听信二三佥邪不可轻战之言，他国洋人又从而恫喝之，隐持之。该督挟有欲和之意，以奉旨严切，未敢公然出口，而其心实无战志，故藉口兵轮少，又增买舟舰，以缓我师。无论临渴掘井，断不济事；即刻日来华，又安能猝得熟悉海道之将统领此船？平壤业已万馀人，何至不可一战？乃计不出此，该督胸有欲和之见存也、故津人传说，以为即其所亲附者亦无不以秦桧目之。夫能战而后能和；乃一味优媚，损国威而懈士心。是李鸿章之贻误大局者六。
而臣犹曲为原谅，谓其布置虽乖，声威犹在，或者可以慑敌。乃该督举刘铭传，奉旨严催就道，竟以病辞，而该督毫无一词谴责。若刘铭传果有病，该督不当举；苟无病；该督尚不能致一旧部，何以克敌？
况闻近日该督亦略有布置，皆恃盛宣怀、李经方辈粉饰弥缝，使粗疏者观之，皆以为无懈可击。而不知天津距京甚近，其衰老昏庸情状，不能掩人耳目。且日服洋人之药，苟延旦夕，尸居余气，一筹莫展，无怪人言啧喷，胥天下之人无不痛恨于该督也。夫该督生死有何重轻，而该督当此大任，何以能胜？
臣又闻倭人狡谋，将猛扑津、沽，以图一逞。朝廷若再专任李鸿章，李鸿章又专任丁汝昌辈，一旦兵来无以御之，虽重治该二人之罪，深恐悔之晚矣。臣是以不避斧钺之诛，干冒宸严，沥陈于皇上之前。臣亦知临敌易将，兵家所忌，然当此万分危急之时，若犹胶执成见，恐决裂不可收拾。相应请旨迅简知兵之大臣，出统其师。如或万不可易，惟有请于津于京，团练劲旅二枝，以资守御。至各路奉调北来之兵，闻已不少，应请旨电饬各将，务于中秋前到京。盖臣闻八月十五日（9月14日）崇上徽号，当庆典宏开之时，正敌人窥伺之日，故不得不防其渐也。······
【概述】
在这篇奏折之中，余联沅在李鸿章被委以重任的情况下，针对甲午战争及李鸿章过去表现的战况，向皇帝批评了李鸿章在军事责任上的种种失误和错误。
第一，李鸿章能够跟从洋人的经验，但没有改变过去的思维方式，有兵而不用；第二，李鸿章事事听信洋人的怂恿，导致了战机的延误；第三，他在战事中缺乏决断力和行动力，导致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形，我军无法进攻；第四，他对敌人的情报和间谍活动处理不当，没有加以穷究，甚至有意放任；第五，李鸿章内心有和平倾向，或者说投降主义，不重视战斗，损害了国家的威望和士气；第六，他对军队的组织和指挥能力不足，缺乏激励将士的军法措施。此外，余联沅强调李鸿章表面上还有威名，但是他在布置军事上存在疏漏，也缺乏凝聚力，又在李经方等人的表面功夫下，掩盖其衰老昏庸的情况，其实根本无法胜任这个职务。
总体而言，余联沅认为李鸿章在军事责任上的失误和错误严重，对国家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并建议迅速调派能力强的将领来统帅军队，并加强京津地区的防御。
【分析】
在这段叙述中，余联沅从思维方式、决策失误、工作表里不一、存在和平倾向等多个方面对李鸿章的能力进行了否定，指出他衰老昏庸，根本无法胜任该职务。那么他的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李鸿章进入官场的过程之所以较为平稳，与他父亲担任刑部郎中的关系密不可分，他通过拜访安徽的许多高官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的晋升也是因为在国内的战场有几个功劳，才得以擢升进入晚清权力中心，实际上其指挥思想与能力都是远远不足的。此外，他还挪用大量本应用于军事的资金修建园林，以取悦当时的权力核心慈禧太后，借用贿赂的方式来获得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第二，尽管李鸿章在内部确实组建了军队，打过几场胜仗，具备一定的战斗经验，但其实他指挥战争的能力相较而言是不足的，余联沅很显然也注意到了。例如在日本派兵进入朝鲜之后，李鸿章对于走向战争还是保持和平的态度摇摆不定，他与日本进行了反复交涉，但日本拒不撤兵，反而越派越多。李鸿章醉心于谈判调停，主观上极不希望因我方较积极的军事行动或战前准备刺激日本，进而在外交上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在增兵朝鲜问题上犹豫不决，行动缓慢。他还试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相信这两个国家会给出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法。李鸿章在朝鲜的一系列行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不战、不和、不走的消极战前准备态势。他这样的态度，直接导致清军错失战机，从而造成了牙山之战的失败，北洋水师对黄海的制海权尽失，其余船舰尽数退至威海外围的刘公岛。再后来，“避战保船”的思想更是严重地导致了清军的溃退乃至甲午战争的全面失败——只防御而不进攻，怎能制敌？不能制敌，船又如何能保住？可见在对日作战方面，李鸿章本身缺乏判断能力，过于听信外人，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战争，更不谈带领军队走向战争的胜利。
第三，李鸿章在外交上有过“联日”倾向，这也是为什么他在甲午战争中对日本是那样的一个态度。力主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是李鸿章“联日”的开始。在甲午战争战前，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李鸿章就已经展现出“联日”的表现，同治十三年的日军侵台事件，李鸿章就推行妥协外交，靠赔款息事宁人，日军侵台虽然使李鸿章对日本开始产生怀疑,却仍没有放弃联日的想法。李鸿章对日采取一再退让政策，也给清政府造成了被动的局面。到了光绪四年(1878)，琉球使臣对于日本阻其向清朝上贡一事向清政府求援。李鸿章却认为：“中国受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再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 虽然在1879年日本宣布吞并琉球为冲绳县之后，李鸿章从“联日”的思想转为“防日”，但过去的思想仍然会影响李鸿章的外交政策。在这样的思想下，甲午战争中李鸿章在军事方面极力避战求和，在外交上也一直无所作为。而在日后日本以各种理由推脱讲和，几乎“指定”地要让李鸿章来和他们进行谈判，最后朝廷让他“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议和”，也侧面证实了上述的情况，由此可见余联沅在奏折中所提到的观点也是有依据的。
第四，李鸿章在外交上倾向于妥协和退让，同时热衷于列强调停制衡。其总的外交政策是“力保和局”、“以夷制夷”，这极大影响了他的外交观念。例如中法战争初期，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私自签订条约，清军取得镇南关之战的胜利，李鸿章在战争中主张“乘胜即收”，建议挟胜与法国缔约。无论是余联沅主观看来还是我们作为后来者回顾这段历史，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重要人物，在这几次条约签订之中存在严重的妥协倾向。此外，在外交领域，他将解决中日争端的矛盾寄托于西方列强会“正义”的介入并提出"调停"。例如李鸿章曾经寄希望于俄国，但次日, 俄国使节通知李鸿章：俄只能以友谊力劝日撤兵, 未便用兵力强勒日人。初九日, 叶志超电李鸿章, 认为派大部队前进为上策, 撤兵为中策, 守此不动为下策。次日, 李电译署, 认为上策须缓办, 请示中策是否可办? 就算到这个时候李鸿章仍然想着的不是出兵，而是撤兵保持和平。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了，寄希望与列强和国际组织，自己放弃军队的抗争，最终一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因此，余联沅认为李鸿章对外只求和平、退让妥协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他在这个危急时刻，确实不适合被委以重任。
第五，余联沅认为，北洋舰队根本不能与日本一战，这里需要分开看待。一方面，至光绪二十年, 日本在军事制度、军事装备、官兵素质等方面已明显优于中国, 在国际上对俄国的虚声恐吓也不甚畏惧, 发动战争、扩张疆域已迫不及待。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水师的战斗力明显不足，虽然号称亚洲第一水师，但是由于经费的挪用和管理的疏忽，其战斗力远远不如日本的舰队，而李鸿章等人对此估计不足，自以为北洋水师战力甚高，这还会造成轻敌的情况。另一方面，这是他否定洋务运动以及北洋舰队建设现实作用的表现。其实他没有注意到的是，晚清北洋海防建设在李鸿章的主导下，变以往“以守为战”的海防观念为“以战为守”，实践上强调陆海并举，重视陆海间的协调与系统性，在十余年的海防建设与布防中，构筑起以“北洋海军”为主要内容的近代化海防体系，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然而，不论是站在现在的角度还是就当时的视野来看，洋务运动的作用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它仅仅是技术学习，试图模仿洋人的工业产品，但却未意识到背后支撑着这一切的一个庞大、有力的工业体系，也没有来自政府的坚定支持，因此在许多方面的帮助确实有限。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洋务运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北洋舰队的兵力，这是余联沅在这篇奏折中所忽视的。毕竟从他作为朝廷官员的角度来看，洋务运动是一项浪费国库大量白银的运动，却没有明显的改变，也即“糜帑千数百万，而今不能一战”。当时的朝臣也因此认为，洋务运动也无法改变清王朝的腐朽落后，可以说是一次失败的举动。
第五，余联沅指出李鸿章听信外人的意见，并且不听取自己人提出的正确有益的意见。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可谓正确意见一律不听，错误意见全盘采纳。例如，李鸿章就算是自己亲近的丁汝昌的抵抗主张也未能正确评估，在决策过程中对其意见未予重视，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此外，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虽然李鸿章与日本进行了反复交涉，但日本拒不撤兵，反而越派越多。李鸿章醉心于谈判调停，主观上极不希望因我方较积极的军事行动或战前准备刺激日本，进而在外交上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在增兵朝鲜问题上犹豫不决，行动缓慢。犹豫许久之后，在朝廷一次又一次的压力之下，才派遣太原镇总兵聂士成和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淮军两千余人前往朝鲜。
第六，余联沅指责李鸿章用人不当。他任用的人员只会对李鸿章言听计从，缺乏独立思考和抵抗意识。与李鸿章一样，他们只有在战争来临时才畏敌如虎，采取妥协政策。在他的指挥下，原本有着较高抵抗热情的丁汝昌也未能真正施展拳脚，甚至在朝廷中被人怪罪，认为他也是妥协的一派，毫无能力，就像余联沅的奏折中提到的那样。 李鸿章坚决不同意以湘军统淮军，反对帝党“以剂湘淮”的构想。七月二十九日，军机处传旨询问李鸿章：“前据奏，李鸿章奏统率需人，请饬刘铭传迅速北上。昨据电奏，因病未能赴召。现在进剿各军应否另调大员统率？著李鸿章迅筹具奏”。八月二日，李鸿章复电把朝鲜的战局说得十分有把握，不另派统帅也不会误事，其用意是阻止朝廷在淮将以外另选统帅，并非真的不要统帅。文献中还指出，李鸿章在陟罚臧否上也做得不好，面对有因病拒不到任的重大过错之人，李鸿章不加重视也没有进行合适的处罚，反而因自己和他有交情和信任就一味为他说话。结合其他文献资料也可知道，李鸿章多次为叶志超渲染战功，导致朝廷的判断也出现问题，据聂士成称：“电旨派叶军门为诸军统帅，一军皆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禁会觉得他有意提拔自己的亲信。这表明其任人唯亲、奖罚不当、识人不明。
第七，李鸿章在面对间谍和地方俘虏时未能合适对待，这点余联沅的指责也是属实的。例如日本间谍石川伍一被捕的当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即向驻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汇报此事。在接下来的审讯中，石川伍一起初不承认自己是间谍，但后来在证据面前，他只得承认在中国做间谍活动，探听情报的事实。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全权处理此事的李鸿章却没有立刻上报朝廷，而是等到8月15日朝廷在质询此事时，李鸿章才正式承认此事，并称还在审理之中，是否是间谍还未确定。李鸿章要么是根本不了解间谍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要么是对公务处理毫无能力。而且已经如此多天过去，石川伍一也已承认间谍行为，而李鸿章说他“是否是间谍还未确定”，肯定是有问题的。张仲炘说，日本间谍案被破获后， 李鸿章隐匿了在查案过程中查出的地雷炸药的事实。他认为李鸿章办案不力是因为这起日谍案牵涉到他的亲外甥张士珩，而他是被石川伍一收买的刘棻的顶头上司。最后，他建议把刘提交给刑部审理，深究此案。李鸿章见此案难以遮拦，9月11日，他就向总理衙门汇报说，经查实石川伍一确系日本奸细。最终石川伍一和刘棻被处决，汪开甲被监禁，张士珩被革职。这起案件被称为“甲午日谍第一案”。可见李鸿章对待外国间谍之不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