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那个时代，国家与国家间的联系已然非常紧密，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世界文学的影响，吸收世界文学的资源，并产生一系列的文学作品和评论著作，或是艺术倾向和好恶。这些创作和倾向，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读完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后，我对世界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发挥的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这本书所涵盖的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影响了的世界文学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是洪老先生能够全面分析问题的重要保证之一。从艺术类型上讲，它包含了剧本、小说、电影等多个方面；从国别上来讲，它包含了苏联、西欧、日本等国的创作；从性质上来讲，它包含了反华的、现实主义的、政治化的多种作品。以洪老先生在《1954年的一份书目》章节中所提到的来看，当时国人已经对世界文学在进行研究了，但是这种研究是颇具有时代特征的。在书单中，苏联的作品是具有绝对优势的，而西方国家则被笼统归入“其他各国”中，而且除了少数能够明确在意识形态上没有问题的作家外，当时世界上的作家都几乎未被列入书单。我认为，这一点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思想文化领域还有所顾虑的表现，也是那个时代下聚拢人心、强化信念的一种手段。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内有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作乱，国外也有帝国主义国家试图扼杀中国，在这个时候狠抓文化层面的内容，是很有必要的，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巩固政权的正确举措——正如今天在美日等国的舆论战和台湾地区分裂主义者的捣乱中，政府也强调要狠抓意识形态一样。
这份书单中，能够看出顶层设计对世界文学的选择性吸纳，以及对中国文化界所做出的规范和把控，映照出独属于那个时代的当代文学世界文学关系。书中还提到的不少文章，都是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世界文学作品。在这本书内提到的世界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中，可以从政治和文学本身的两个角度进行解读。
首先，政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被严加把关，因此在世界文学进入中国时，也会包含有大量的内容。我想从政治在世界文学与当代文学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一角度，来谈一谈这本书中相关的内容，以及我的收获和理解。
政治诗《〈娘子谷〉及其他》当时在华的传播是相当受限的。政治上来看，这部作品的定位是内部传阅的作品，也就昭示着这部作品在当时的意识形态视野里看来是有问题的：在那个时候，中国国内有对叶夫杜申科其人的大量批判。这导致就算叶夫杜申科在苏联国内受到了很大的赞扬，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诗作在中国文坛上也不被人认可，难以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关注，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当代文学充斥着《边疆新苗》《沙家浜》这样的“革命作”，世界文学几乎销声匿迹，连社会主义阵营的作品都难以被看到。然而，时间进入到八十年代，随着思想的逐渐开放，大多数世界文学被重新发现，叶夫杜申科的作品也便重新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中，一跃而成正面形象，仿佛过去的批判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前的时间里，世界文学想要对中国当代文学做出一定的影响，首先受到了作者本人身份的制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里，对于作者本人或所属的一类人的批评，会由于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使得这部分世界文学无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坛中掀起比较大的风浪。例如，在文革时期，高尔基被认为是反动作家，就算他曾经受到了广泛的追捧，他的作品也是马上被禁止传播，一直到改革开放才解禁。此外，在西方左翼做关于现实主义边界的讨论的时候，中国当代文坛对于它也是持有批判、封闭保守的态度的。
改革开放后，世界文学在中国的引入则有了“去政治化”倾向，同时思想解放也让文化更加包容，不少以往难以接受的作品也慢慢被人接受，一些先前觉得不能容忍的理念也重新进入到大众和作家们的视野中。根据余秋雨在回忆录中的记载，连原先在军垦农场负责收“反动书籍”的齐华，也都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同时余秋雨自身的创作也逐渐有了世界级的影响。这意味着文革后，世界文学能够更加畅通地在中国当代文学文坛上被传播、阅读和借鉴，也让中国当代文学更好地传播入世界文学中。
然而，并非所有意识形态上存在问题的世界文学都不能进入中国当代文坛中。比如与《〈娘子谷〉及其他》相反的，是反华剧本《德尔苏·乌扎拉》在中国的待遇就大不相同。这部剧本内包含着大量反华的内容，却能够被引入到国内，甚至其相关批判作品被新华社当作新闻稿进行发布。这种情况的产生原因在书中已经点明：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这部作品在日本的民间和报刊上掀起了一股批判的风潮，被批判是“挑拨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这点事实上是符合我国宣传口的论调的。这个反映出了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反动书籍都会被卡在外面，有利于宣传的会被很容易放入，而不利于宣传的则被严加把控。然而这些被放入的书籍，很难起到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影响的效果，因为对于这些作品，国内主要的创作方向是“批判”“大字报”等，官方对这些文学成立的小组，也都是“批判组”而非“研究组”，因此其文学性是很难被当时的人们所注意到的，就算极少数人注意到了，也很难在中国当代文学文坛上产生较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与《〈娘子谷〉及其他》的遭遇一样，《德尔苏·乌扎拉》被批判后一直默默无闻，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发布新版后，这部作品才被正常地当作一个“生态文学”来看待，才更加让人重视它的文学性。这更加说明了，在中国当代文学建构的过程中，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大大降低了世界文学在中国文坛上发挥作用的效率。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期的当代文学界，世界文学受到政治的影响比其原有的艺术性影响还要大，政治正确成为评判世界文学作品的先决条件，而忽视了文学性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直到改革开放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其次，文化是世界的，在世界文学的影响下，中国当代文学必然会产生相对应的反映：或是诞生评论等衍生作品，或是受到写作风格的影响。我想通过这本书中的几个章节，谈谈我对于世界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
文学理论的学习告诉我，文学经典会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这也是世界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影响的其中一个方式。作家在观看或阅读完某一部作品后，能够根据作品内容进行创作，并且这种影响产生的作品是多样的。书中提到，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也有不少这种情况：第一是有翻译作品，例如老舍曾经翻译过马雅可夫斯基的《澡堂》，但是因为政治原因未能出版；第二是吸收作品精髓进行创作，例如田汉创作的《水库》就借鉴了《臭虫》。这两个作品的共同点，是作家都是在观看了马雅可夫斯基的戏剧后产生的创作。6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也受到了雪莱、拜伦等作家的影响，成为了主要的写作来源之一，例如贺敏之的《放声歌唱》，很明显有苏联革命文学的痕迹。
除了创作外，世界文学的理论也会对中国产生影响。第一种是正面的影响，促进了文艺的创作，比如前文提到的对于现实主义边界的争论。虽然这一场现实主义边界的争论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产生了一定影响，苏联等东欧国家在五十年代进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辩论，确实地影响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环境。在中国，胡风等著名作家也都加入到了现实主义边界问题的讨论之中。而从当时的主观上来看，中国在反右和文革时期就是在“保卫马列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即使这种做法在如今看来矫枉过正且毫无必要。在文化大革命后，世界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更为迅速，新的思想广泛传播，出现了现代派的短暂热度，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比，其讨论的热度和广度都明显更大。第二种是非正面的影响，产生的大多是批判作品，例如对南斯拉夫的文学思想，即“温和的现代主义”，中国文坛是持有批判态度的，周扬和邵荃麟都对此做过批判，认为是“修正主义”，并且之后很少再有传播。其实这个是由中国当时的“二极管”思想导致的，让中国无法看到南斯拉夫文学的管理所具有的合理性，就算看到了，也是那时的中国所无法理解的。中国与南斯拉夫不同，中国的文界和人民是相信“社会主义者会一夜之间变成敌人”，而南斯拉夫对此则有更加清醒的思考。
综上所述，世界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中，既包含了以手法、题材等形式推动创作，也包含了推动翻译作品的诞生，还包含了通过文学理念和思潮引导创作的部分。但是一部分的思潮和手法题材因为意识形态原因，不能很好地融入中国当代文坛。
最后，我想讨论一个问题。在书中，有不少世界文学作品都是被批判和封禁的，使得他们在当代文学中所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或者只是引来民众和文界的口诛笔伐。那么，被封禁的作品和理论，是否就无法在中国产生影响力了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文革时期的文学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开出版的，另一类是地下文学。换而言之，高压之下世界文学的影响力有两种来源，一种是民间私自藏书和流通所导致的，另一种是上层设计进行一定限度上开放。这种开放，就像“微微打开的窗”。
从私自藏书中来看，文革期间由于对“反动书籍”的收缴和销毁，不少知识分子都会自己私藏一点书籍，来让自己在关押或下乡期间有东西可以阅读。余秋雨在《吾家小史》中，提到他们一群人在文革期间下乡到军垦农场的时候，虽然上级要求收走所有的书，但是其实每个人都用各种方式留了一两本“不符合当时政治标准的书”，比如余秋雨就留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这为他之后的创作打下了重要基础。另外，民间的小藏书楼也会留存有一定量的世界文学书籍，例如奉化县的中正图书馆就因藏在山间，在文革期间没被发现，侥幸从烧书的火焰中逃离。这种私自藏书的行为让当时的禁书能够在民间仍产生一定影响。例如前面所提到的高尔基，虽然他在文革期间被禁，但他的《俄罗斯浪游散记》等作品，在文革时期的中国民间仍然存在，给予了人们文化上的滋养和活下去的勇气，对那一代的青年的创作和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世界文学通过这种隐秘的方式，帮助青年们在文革时期创作出了“地下诗歌”等作品。
从上层设计来看，文革时期，虽然绝大多数世界文学都是被批判和封禁的，但是上层和知识界也有一些契机，能让世界文学在中国微微传播。例如1971年周恩来推动复课的时候，就借助了鲁迅的渠道，在教材中加入了一些世界文学的部分。同一时间，北京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在翻译世界文学。文革期间的这些的举动，让一部分青年能够通过教育等手段，重新接触到世界文学，深刻影响了这一代青年在改革开放后所进行的创作。无论是偷偷藏起来的书，还是被稍稍放开的文章，对这一代青年之后的创作产生了不少影响，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一部分，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
一扇扇“微微打开的窗”，让中国当代文学能在这样一段封闭的时间里，仍然保持对世界文学的吸收。这种影响，对那一代中国青年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也让中国能接受现代派、意识流等思想，并于八十年代在当代文学文坛中产生一股热潮。
世界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在新中国前三十年里，中国文坛在吸收接纳世界文学的时候，一方面和当时国际的冷战格局有关，另一方面所受到的政治层面的规约是巨大的，容易受到意识形态偏见和“国家设计”的影响。但是就算如此也无法组织世界文学的传播，世界文学也通过作品和理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然而这种影响终究是不顺畅的，正如余秋雨所说，“只有走在路上，才能摆脱局限，摆脱执着”，中国当代文学只有不故步自封，向前走，才能最大限度接纳世界文学中所蕴含的宝贵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