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历史博大精深，一直为我所神往。这几周来，我阅读了何启君对顾颉刚先生访谈整理而成的《中国史学入门》。在书中，我看到了历史之紧密维系，文化之绵延千里，也了解了许多从未听闻的知识，受益匪浅。书中的内容也很值得发散，结合先前所学、所闻、所见的内容，思考书中未明确提出的现象。
第一章：中国民族史脉络
书的第一章中，第一节就打破了大多数人持有的两个错误认知；在第二节中简要介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内容包含了民族、文化、地域等内容；第三节则对中华文化中各民族之祖——以盘古、三皇五帝和尧舜为主——进行了叙述。
其中很多内容，特别是第一节的两个说法，让我认识到自己原本拥有的知识储备很有可能是待争议的，我依然需要深入学习去了解各种观点。第二节让我印象深刻，我意识到文明沿着中华道路一步一步发展，其绕不开的，始终是民族问题：中华民族内部的问题、中华民族与外族的问题。从书中能看出，如何处理这两对关系，是历代政府一直在想办法解决的问题，不同政府的不同处理方式，相应地会产生或好或坏的结果。第三节中，盘古之神话，三皇五帝之事迹，尧舜之统治，如今已十分模糊。千百年来，中国人把他们敬仰为自己的祖先，但我们对于中华民族祖先的认知，确实还不甚清楚。
第二章：中华早期的文字与典籍
第二章是提到的是古代中国的重要典籍。从中国文字起源到儒家经书，从诸子百家到其他战国古书，顾老先生一一讲述。顾老先生在书中还提到，战国时期的不少记载在秦朝统一后烧掉了不少正式记录，使得众多的子书成为了研究战国史和思想史的重要工具。
第一节讲的是甲骨文。如今被批判的算命占卜，却成为了我们研究商代文字和历史的一个重要来源，毕竟，占卜所记载下来的，真实性往往是很高的。看到顾老先生说“更早，是否还有文字，要看将来出土的东西”时，我不由得想到曾在纪录片《中国通史》中看到的一个说法：近年来出土的夏朝的铜器上有零星的符号，虽难以破译，却和当今水族文字“水书”在部分符号上完全一致。也许有朝一日，中国的文字能再往前推一个时期。中华民族先祖们的面纱，一定会在日后的考古中逐渐被我们揭开。
先秦时期中国的文化确实已经很发达，礼乐射御书数涵盖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子百家和多种多样的书籍在当时的中国出现。先秦时期的人们，以何来完成这样的思想盛宴？顾老先生在书中虽然并未明说，但我也能依稀看到蛛丝马迹：这种情况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一方面，是逐渐丰富的劳动、宗教和娱乐生活。最体现这一点的，就是《诗经》了，顾老先生在书中对《诗经》的描述甚少，但它包含了我们先民最为纯情、最为自然的歌唱，其折射出的思想文化背景值得关注。另一方面，是诸侯、百家并起的政治、思想交锋，在诸侯国林立的春秋战国时代，各派学说都有自己的发扬之地，而过去的礼乐传统也在经书和各派理论中逐渐被发扬或摒弃。学术的争鸣或许争不出谁对谁错，但若是一味地跟着权威和传统走，也许就永远不会做出创新来。
第三、四章：中国古代历史著作
第三章和第四章，讲到的是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包含了正史和杂史。正史从《二十四史》为主干散发出去，细数了《史记》《汉书》《唐书》等作品，同时也提到了历史小说、民间故事和正史之间的关系，比如《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之间真实与虚构的问题。杂史也是分时期叙述，可以看到杂史作品颇多、体裁不一、内容相当发散、覆盖面极广，《世说新语》《大唐西域记》等有名的杂史赫然在列，顾老先生为我们展现出一幅了中国杂史的画卷。
其实，对于《竹书纪年》《战国策》等本是第二章中提到的作品，我认为它们似乎与史书放在一起却更加合适。虽然它们部分的真实性存在疑虑，但是不可否认地，它们也算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作品，我想顾老没归到第五章的原因，应当是它们的时代属于第二章罢了。历史著作的出现反映出了对史学的逐渐重视。当一个民族开始重视起自己的历史的时候，这个民族就开始成长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而中华民族很早就出现并且一直延续下来的重史传统，或许也是我们在清朝之前一直繁荣的一个重要秘诀。
于我而言，这两章中最让我最没想到的内容是关于杂史形式的。我对于史书的认识，长期以来是它必须是一本历史学作品，但是顾老先生在书中所提到的杂史似乎并不限于此。例如，郦道元的《水经注》虽是地理学著作，却“对于北方的历史地理很有贡献”；唐代杜甫的”三吏三别”都是诗歌，却是“最好的唐代杂史”；元曲似乎和历史并无关系，但都能“看元代的社会风貌”。甚至，我很喜欢的《阅微草堂笔记》都可以算是杂史。这让我自己对于杂史的定义在看完这一节后是大大开拓了。
而从文学作品对历史研究的这个角度，结合我中文系的专业知识，让我对“文史不分家”这一概念有了更新的认识：文和史上双向的，并不只有史学对文学创作有贡献。历史对文学的贡献自然不必说。同时文学所记载的，后世都可以解读出那个时代的风貌，例如书中所举的《金瓶梅》中可以看出明朝上层的糜烂生活的例子。也许作家无心的一个字眼，都可以让后世的史学家中提取到时代现象，而且提取出的现象可以看起来与文本内容看起来毫不相干，一个西方的例子是“对《李尔王》分析来探究当时性取向观点”，莎士比亚创作时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顾老先生在本书中列出来的作品不像上面《李尔王》那样隐藏得深，它们的创作者或多或少在创作中是较为直接地反映现实社会。例如从《水浒传》的“银子少，票子多”中不难看出宋朝社会——也可能是明朝社会——的通货膨胀现象。由此可见，文学总是不自觉地反映出一定的社会历史现实。
第五章：经学与汉学
第五章中，讲到的则是中国古代的经书，也就是更为早期的史书，主要以十三经为主，顾老先生逐个介绍了十三经的内容和他们的时代意义。然而，事情到了汉朝就起了变化，由于对于经书的说法和观念不一，演变出了今文派和古文派，而今文派内部也产生了大量的分歧。这种现象，直到晋朝孔颖达和贾公彦的著作混合了两派学说才平息。后来宋学兴起，汉学则相应地衰微下去，一直到清代才又有了比较有力的汉学反对宋学的声音。一直到近代，对于经学和汉学的研究也一直都没有结束，例如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等作品，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对于经书的研究就相对较少了。
从对于经学和汉学的研究上，我觉得并不难发现这样一个道理：当一个东西备受人们关注，不同的思想就会并起，并且各派都觉得自己是正确的，从而让争论难以平息。也正因为如此，自从汉武帝时代儒家被确立为了正统学说后，对于儒学的研究和争论就很少平息下来了。而这也是一种思想进步的方式，因为封闭地做研究，必定会导致被某一观念牵制住，难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到问题，就很难取得突破性进步。正是千百年来儒生们对于经书的争论，才让儒学不断产生了新的思想和分支，始终在思想场上保持着活力。
同时，从书中对于各个时代对于儒学思想研究情况中分析，也不难看出对于某个课题的研究实际上是受到时代环境的制约。当先前把儒学作为正统思想时，各个学者对于儒学的研究是非常积极、成果丰硕的。与此相对地，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这段时间里，实际上大环境并不推崇对于儒家的研究，而强调的是人民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因此在这个时期，对于经书的研究便寥寥无几，也没有什么取得什么重大的进展。这一情况，事实上证明了我前一段的结论。
第六、七章：清朝的史学研究方法
这两章中，顾老先生为我们介绍了清朝前期的考古学和清朝后期史料学和考古学的结合。首先是介绍了清代考据学的诞生背景，也就是在清政府的文化高压。清代的考据学不仅考据古书，还对古文物和古文字进行考据。其中，特别描述了对于甲骨文和钟鼎文的考据。然后介绍的事清朝后期的研究方法：重视整理古器古物，也就是逐渐把史料学同考古学相结合了起来。考古学方面，他们通过具体的事物，例如书中所举的印泥、陶器、书画、钱币等，来反映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现象；史料学方面，它们研究皇家书籍、地方志、家谱等书籍，来寻找与古代社会发展有关系的内容。此外，清朝后期的学者还进行古文物的复原，来寻找往日科技的繁荣；历史学家们同时也联动在生物学、考古学上对古人类的发掘研究，来分析上古时期的社会面貌。
结合过去所学，我知道明清的文化呈现一个偏“总结”的趋势，《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和《天工开物》都是在这一时代出现的。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更为高压，所以相对而言文化研究僵化，对于史学的研究中考据学居多。文学研究者们认为，孔乙己会知道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也是清朝文化高压环境下所产生的。在这样僵化的文化环境下，除了总结性的考据学，确实很难产生新的内容。而随着晚清外来思想的逐渐进入，史学家们才得以有了新的发展，突破了考据学的桎梏，进一步研究古代的史料学。由此可见，学术研究确实会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发展和内外文化的影响。
第八章：中国古代社会
中国古代社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一点我国古代并没有文献资料流传下来，例如上古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再走到奴隶社会，这段时间的历史是完全没有记载的，因此顾老先生认为只能依照社会发展史来看，从文学作品和姓氏等其他方面进行分析。之后，又讲述了关于“中国”的“中华民族”的起源。顾老先生说，“中国”这一概念是随着战争和合并不断扩大的过程，一个个朝代的扩大，形成了今天的中国。而“中华民族”则是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民族的融合，经过几千年的演进、发展，在不断地并和、融化、汇聚之中形成的多民族大整体，总称为“中华民族”。
这章节中，体现出的一个重要思想便是要使用多种方法研究。当一个研究方法行不通的时候，就要试着换一个思路，从其他学科中去寻找答案。当研究远古时期没有办法寻找到历史文献时，就从侧面寻找，例如书中从《诗经》和姓氏寻找答案。在这里又体现出了文学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不少历史事件都是依靠文学作品进行研究的。例如，由于秦朝时期不少史料都被焚烧，对于齐国邹忌的改革等事件，就只能通过《战国策》等作品来研究了。这也是为什么在当今的社会观察中跨学科的思考很重要的原因。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不断融合发展的，在几千年中不断与周围民族相融合。中华民族强大的民族力和浓厚的文化底蕴，是它同化其他民族的重要因素。如今强调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加重要的还是文化影响力。民族内部的向心力和民族外部的输出力都是迫切需要的。当文化被更多人赞同，其他民族的人们就会赞同这个民族的观点，美国的霸权的其中一个方式便是通过文化输出。中华民族此刻要做的，一方面是对内团结国内的多民族大整体，另一方面是对外增强文化影响力。
第九、十、十一章：中华古代文化
这三章中是由文学、宗教和哲学组成的，我粗略将这三点归属于中华古代文化。
文学方面，根据顾老先生在书中的描述，中国古代的文学，体裁和题材都很多样，主要分为能唱出来的和不能唱出来这两类。先秦歌谣到汉乐府，魏晋散文到隋唐诗文，宋词元曲再到明清小说，顾老先生就重要作家、作品和风格演变做了叙述。文学是文明的艺术化表现，通过分析中国古代文学，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社会现实。中文系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分为四个分期，其中上古时期的中国文学属于文学自发时期，文史哲不分，这也是为什么《尚书》这类的作品既是文学创作又是重要的历史资料。文学在中国古代，很明显有着一个逐渐通俗化的趋势。文学的通俗化与经济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有着密切关系，这种趋势至今仍然在延续下去，并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形成了网络文学、短视频等更加普及化的内容。
宗教方面，顾老先生提出，早期的宗教以动物崇拜为主，例如“凤”“龙”等形象，还有分管各种自然事物的神明，比如河伯。汉朝以后，迷信有了新的方式。汉朝传入的佛教、汉末兴起的道教，唐朝后回民带来了伊斯兰教，在中国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晚清时，基督教也带着基督教一同传入，此外还有不少零散的、影响力较小的宗教。其实，不少汉族人在信仰方面并没有那么明确的区分，同时供奉菩萨、土地公和城隍的现象也不少见，我的故乡就是其中一个，处于一个“什么有用就信什么”的实用主义信仰状态。
哲学方面，对于早期的哲学思想，顾老先生重点提了“德”和“道”这两个概念，此外还提到了阴阳五行说、天人相与等说法，汉代时董仲舒将上述两个说法上升到天人合一的思想。宗教传播开来后，哲学思想受宗教影响较大，其中以佛教和道教的相对为主。儒教兴起后也成为了一大哲学思想，他的三纲五常逐渐统治了社会，后来随着明代社会面貌的改变才又有了阳明心学，明末清初的新儒学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发展，代表人物便是李贽等人。儒教的思想一直延续到清末，例如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中国的哲学发展体现出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虽然总体是儒学在统治，但也能同时包容道教和佛教的思想。哲学发展也充分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服务于统治者或改革者的需要。
第十二章：中国历代都城
这一章中主要介绍的表面看是中国的都城，事实上主要是介绍北京。顾老先生在简要介绍了历代都城后就开始介绍北京的历史沿革。早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前燕就在北京定都了。后来辽、金、元、明、清等朝代也都在北京定都。随着诸多政权在这里定都，它逐渐成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元末，北京曾一度被烧毁，但之后又重建起来。“北京”这个名字的定名，是在明朝的时候。除了中华民国外，几乎是一直作为中国的都城存在的。他在历史的长路中一路飘摇，跌跌撞撞走到了今天。
北京这个城市，见证了中国近千年来的风风雨雨，兴盛衰亡。它见证了蒙古铁骑的勇猛，见证了八国联军的践踏，见证了日军的残暴，见证了傅作义促成的和平解放，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它跨越了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并陪着我们走向未来。纵然这个具有浓厚历史底蕴的城市，如今在现代化的冲刷下，已然很难看到老北京的味道——老北京成为了沈从文所认为的一去不回来的时光。但时代在发展，总有会逝去的东西，这样才会有新的发展。
顾老先生已经逝去，他对史学的贡献在当时是无可比拟的。如今我们有着成千上万的研究者在接着走顾老先生的路。他的路，我们还要走很多年。中国历史的兴衰成败，包含在它当中的丰富文化内涵，依然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