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读了《于漪全集》第三卷的《准确而完整地认识语文学科的性质》，这篇记录是通过访谈录的方式，系统地阐述了于漪对于如何准确而完整地认识语文学科的见解。其独特的教育观念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第一，是她对语文学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叙述。于漪非常看重语文学科中理论发展的实际作用，据她所言，中学语文是一门融合实践性和理论性的学科，因此学界对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为了推动语文学科的进步，有必要进行广泛的讨论和思想碰撞，以解决理论和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这种争鸣和思考是推动语文学科发展的关键，它能够引起更多人对问题的关注，并促进思考。她举了过去自己在语文大纲修订时的例子，明确展示了思想碰撞对于理论发展和实践教学中的重要意义。
第二，她和闻记者进入了关于“语言”这一概念性质的讨论。于漪认为语言具有“工具性”但并不只是工具，而同时“思想性”又不足以完全概括语言的性质——因为语文学科还有道德的、情操的和审美的特征。她运用了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对语文学科的性质做出了诠释：语言是与人的身体和大脑密切相关的特殊工具，它是并非简单的“思维外壳”，而是不可分割地承载着文化和思想。她也强调了语言对于语文、文化乃至于民族的重要意义也即“人文性”。因此，“人文性”和“工具性”都是语言的重要性质，两者是不可以割裂的，语言也绝对不是“僵死的符号”，而是更为鲜活的东西。
第三，她由语言的性质上升到了语文学科的性质，她认为语文学科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由多重属性、多种关系和多向互为作用构成。其中，语文学科的非本质属性包括听说读写、字词句篇等多种关系。这些关系相互影响，并需要教师在教学中深入理解和把握。她也强调了虽然语文学科的科学性不强，我们仍应当用科学的观点来认知语文。同时，不能因为不同的实践或者观念，就否定或者任意改变对其性质的认识。此外关于语文考核的内容，她认为需要辩证把握内容以还原语文学科面貌，而非披着科学外衣的机械操练。最终，是多要素相结合，达到语文学科育人的终极目的。
这一章节中的观点对我而言，大部分是未曾想过的，因此于漪的叙述使我对于语言和语文学科的认识加深了不少，与书中其他部分以及课堂所学相联系，我有了很大启发。
第一，语文学科肯定不能只有实践，否则会成为缺少基石的大厦，摇摇欲坠且无法长久，科学的理论作为语文学科的一部分必不可少。
内容上看，语文学科的理论并不仅仅是语言学、文字学的理论，那些解决的仅仅是语文学科教学内容的问题，而更重要的部分应当是在其他方面，这些方面应当集中于教育学上。我在过去的中小学学习中，注意到我有一些语文老师执着于研究教学的内容，却忽视了教育学上的研究，他始终研究着给我们传输什么样的知识，但是他的方法却是非常不恰当的。这样的研究终归是收效甚微的。应当说只有研究好了教育学的问题，语文学科的发展才是有可能的。我们在对教育知识与能力进行学习的时候，也明白教师既要在实践过程中进行研究与反思，也要与其他教学者进行合作来进行深化理论。我们初中有一位语文老师，她在市内的语文教学界拥有很高的名望，我曾私下问过她是如何做到在教学上如此成功的，她给我的回答和我在学习教育学时了解到的差不多：要注重与其他教育者在教学上的研讨。仔细来说，首先作为老师要有自己的观点，然后要在市内、省内乃至国内都与其他语文教学专家进行过讨论，最后取他人之长补己身之短，并投入到教学实践之中，实现自身在教育上的发展。因此，如果没有教育者之间的思想交锋和实践检验，语文学科的理论发展就必然是寸步难行的。
发展上看，语文学科的实践发展需要理论发展的支撑，而任何理论的发展一定都是在激烈的争锋中和实践的检验中完成的。例如我国有过在初等学校和中等学校进行汉语和文学分科的教学实验，后来这一举措被取消，并恢复了“语文”的课程名称，这就是对当时语文教育理论的一次实践验证，证明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而放在现在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合理回归历史语境审视语文学习任务群的是与非，认清当下存在的缺乏定义、设计不合理等问题，才能在未来共同推动语文学科的改进和发展。
第二，是语言性质的问题。若是把握不好语言的性质，那么对于语文学科的认识也就必然是不正确的，因此树立正确的语言认识观是非常重要的。
过去我在课堂上的学习，也大致明白语言具有人文性与工具性两种属性，然而却对于“本质属性”这一问题犯了难，因为的过去我认为一个事物不可以有两个本质属性。在于漪老师的观点中，我这个是简单的“二元论”的错误，我不应当把人文性与工具性分开来看待。她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既是语言的两个分开的属性，更是具有密切联系、相互辩证统一的。因此在教学中，就需要我们老师做到“两手抓”，就是传授知识和思想品德教育有机结合。
“传授知识”对应的是语言性质中的“工具性”。普通语言学认为，语言是用于表达事物、动作、思想和状态的一个系统，是一种人类用于进行现实观念交流方式的工具，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存在方式之一。工具性主要是从个人角度出发，是个体学会去运用语言。因此从各种角度上来讲，语言一定是有工具的作用的，而学会使用工具是人的重要特征。学会语言的阅读、理解和运用，是一个学生作为人而存在的必备技能。教师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应当重视语言“工具性”的传递。
“思想品德教育”对应的是语言性质中的“人文性”。正如赫尔巴特所说：“我想不到有任何无教学的教育，正如在相反方面，我不承认有任何无教育的教学。”一般的教育理论认为，在教学中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脱离知识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二是只强调传授知识，忽视思想品德教育。在教学过程中要把传授知识和思想品德教育有机结合。接下来也许有点歪曲词语原本的意思，但我所理解的思想品德教育，并不单单指道德与法律，那只属于“品德”的范畴。而“思想”也是同样重要的，要培育的即于漪老师所说的道德的、情操的和审美的特征。与之前的工具性相对，“人文性”才是语言作为社会属性发挥作用的重要特质。
在我看来，工具性与人文性是辩证统一的。工具性是人文性的基础，学生若是无法掌握作为工具的语言，就更无从了解作为人文的语言，在走向社会时必定在道德、情操和审美上处处受挫。而人文性能够促进工具性的发挥，使学生更好掌握相关的语言理解与表达技巧，使其更好地解决运用语言工具时说不说、怎么说的问题。
第三，正因为语言的复杂性，语文学科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统一体，因此对于怎样认识它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命题，需要进行门类细分和深入研究。
“中学语文的基本任务是教文，它的终极目标是育人”，于漪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即便放在当下，也是很多老师并没有意识到的。文章中提到的考试的“错误示范”，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我便开始思考语文学科应当教什么、怎么教、为什么教这三个问题。
在“教什么”这个问题上，我想起叶圣陶1949年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工作时，提出 “口头为’语’，书面为’文’，’听’‘说’‘读’‘写’宜并重”的观点，也即于漪老师所说的“教文”。虽然这很明显是一个非常统括的论述，并没有系统解答“教什么”的问题，然而它能够构成探讨的一部分，成为后人研究语文理论的基石，让后世的老师们能够在这一个大方向的指引上进行具体的规划。而且这样做也是有好处的，每个老师都可以根据自己学生的情况安排教学内容，并不需要像其他学科那样按部就班地上课，能够充分发挥老师的主观能动性。当然这样也造成了一点问题：若是有一个不善于教的语文老师，就会极大影响学生的学习进度。
而“怎么教”的层面上，一直是困扰我的难题，我一直认为语文是最难教的学科，尤其是优秀学校的语文，它并不能只局限于课文内容的讲解和拓展，对素养的提升是更为重要的，而至今我也没有真的了解应当如何做才能立基于文本而又超然于文本。在过去进行“语文学科教学知识与能力”的学习中，教学设计写作中也定格在简单的把握文意、理解手法或体悟感情上，也许这样日积月累是能提升素养，但我始终还是认为这样的方法过于基础和传统，没有新意也没有效率，我期待能从这本书接下来的几个章节里得到更多的启发。而且我们在语文科目考试中，不应当像理科或者英语那样用死板的选项来考查学生，应当更加注重在考察中体现语言的生命力和表现力，体现语文学科自身的灵活性与魅力。
而在“为什么教”上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从宏观层面上，我们全体老师当然都希望能够为国家培养高质量、有思辨性、有理解力的人才。然而，我近期在网络上看到有同学抱怨，称台湾省的国文学科在写作上更注重记叙文的优美描写，该省顶尖高中生的记叙文写作水平与大陆顶尖高中生对比，其差异是巨大的。诚然，记叙文和议论文从根本上存在着区别，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但是这让我感同身受，也让我思考，我们把最优美的文字放在对文学最没有感觉的小学阶段，而把死板枯燥的说明文和记叙文集中放在本应对文学充满激情的中学阶段，是否是一种不够恰当的做法。当然专家经过审慎考虑的结论肯定比我在一时的看书感悟要来得专业，即便需要修改也不由我来提出，还是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吧。
